步步为营——心理教师与家长沟通中的不同情境与策略分析

在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反复过程中，中学生的心理也经受着一番番的考验，师生们对于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校为及时了解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会开展定期的全员心理普查，同时结合教师、心理委员的日常生情上报以及心理辅导中心接待的主动求助学生，从中筛选分级后，将所有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录入学校的心理危机预警库。在后续跟进处理时，不少学生仅靠学校心理教师的介入是不够的，必须家校协作配合甚至转介正规医疗机构，方能收到较好的干预效果。

当需要进行家校联动时，我校采取的方式是邀请家长到校当面告知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并签订正式的书面告知书，一般由行政、年段长、班主任和心理教师共同接待。作为心理教师，我参与了大量的会谈。在与各种各样的家长交谈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不同的家长面对孩子的危机状况，作出的反应是不同的，而我们与家长沟通效果的好坏，又会直接影响到后续家校配合对学生干预的效果。在此，我试着将近几年与心理危机学生家长沟通的情况进行分析归类，并提出相应对策，与大家分享。

一、无知拖延型的家长

这类家长的口头禅是“好好好，我们会注意的。”和“唉，我们真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前一句是沟通初期常见的答复，然后我们会发现，事情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为此时学生需要的是专业机构的介入，仅仅靠家长的“注意”是不管用的。接着，这个孩子的问题就进入拖延期。直到一年半载之后，家长发现问题真的是太严重了，必须要重视了，才后悔说自己当初大意了。

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某高中男生，当家长真正愿意和我们坐下来好好谈孩子的问题时，这个男生已经升入高三。早在高一时，男生的班主任就报告他的情绪波动异常剧烈，有时会用脑袋撞墙，有时会使劲揪头发和捶打自己，还会对班上同学进行威胁恐吓。我们立即向家长报告，然而家长始终没有正视问题，尽管在与老师沟通时每次态度都很好，但仅止于口头上说好而已。直到今年男生进入毕业班，发生了一次校园危机事件，家长终于肯带孩子去权威机构诊断，结果为中度抑郁症，需要服药治疗。如果在高一时能重视，何至于此。

要说这类家长是否爱孩子，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只是他们太缺乏正确的知识了。因此，我们需要时常通过班主任给家长科普一下学生心理问题发展进程的知识，及时记录孩子在校园中的异常表现，从事件发生的频次增加和严重程度变化上，反复多次地与家长沟通。同时，可借助叙事疗法的原理，将学生所面临的问题与学生本人区分开，在沟通时站在家长的角度表达对孩子未来健康的关心，促使家长对心理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以便及早配合学校带孩子就医。

二、高知主见型的家长

这类家长的口头禅是“老师，他（她）的这些情况我都知道。”“没关系，孩子就是想利用这个来威胁大人。”乍一听起来，好像家长已经很了解孩子的情况了，我们的担心是多余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这类家长一见面，振振有词，比老师们还能侃，说起理论来也是一套一套的，面对他们有些年轻班主任真是束手无策，不知从何谈起。对于如何争取他们的支持，我的经验是，不做单纯的口头辩论，而是多呈现一些有说服力的理论和数据，争取引发他们的思考和转变。例如有一位初一女生，自小学起就出现了自伤的行为，在心理辅导中她自述是由于自己的学习能力根本达不到父亲的要求，每当难过时就会划伤自己来发泄。而父亲看到她这一行为时也并不制止，而是视而不见。为此，我们邀请父亲来校面谈。这位毕业于某双一流大学的父亲起初坚称两点，一是女儿的智商绝对不会低，因为他和妻子都是重点大学毕业。当年他读书时，只要努力就能考得很好，现在孩子没有考好肯定就是不努力。二是女儿之所以划伤自己，就是做给大人看的，是为了让大人不要对她提高要求，是在威胁家长，家长决不能妥协。于是，我和他分享了高尔顿的遗传智商均值回归原理，当父母身高走向极端，子女的身高不会象父母身高那样极端化，其身高要比父母们的身高更接近平均身高，即有“回归”到平均数去的趋势，子女的智商也是一样，不可能一代一代无限地更加聪明下去，最终家族内总会形成一个正态分布。我边说还边手工绘制了图表。家长非常认真地听了，若有所思，然后，就一下子打开了我们沟通的渠道，后面家长也就相当配合对孩子进行危机干预。

三、无力依赖型的家长

这类家长的口头禅是：“老师，我也实在是没办法啊，我自己都过得焦头烂额的，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就全靠你们了。”在我的实际工作中，这一类型的家长无一例外都是学生的母亲。

例如有一个初一女生，极度缺乏自信，认为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时常有轻生的念头。在幼年的时候，她是由外公外婆抚养的，当回到自己亲生父母家里时，已经多了一个弟弟。奶奶和父亲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平时对她很严厉，限制她的人际交往，不许她随意出门。妈妈虽然想护着她，但妈妈在家里的地位也不高，所以孩子的想法也得不到支持。还有一个高一女生，父亲受疫情影响生意失败欠下巨款跑路了，扔下母亲独自带着她和弟弟，母亲每天工作很疲累，还要清偿父亲欠下的外债。女生觉得自己是家里的负担，却无能为力，每次晚自习下课回到家看见母亲还在照顾年幼的弟弟，也不忍心向母亲倾诉，只好不断克制和压抑自己的情绪，直到最后危机爆发。

这两个案例有共通点，那就是女性家长本身在家庭中的处境是比较艰难的，这也是受本地区风俗的影响。我作为心理教师，在与她们沟通时，首先谈的重点并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先建立与家长的关系，对家长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家长重新自我建构，让她们看见自己的内在力量，令内心先变得强大，接着再强化她们的责任心，确保孩子今后能在家庭中得到更多母亲给予的力量支持和有温暖的滋养，对学生的危机干预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四、用心配合型的家长

这类家长的口头禅是“老师，你说我们该怎么做？”在心理教师的日常工作中，这类家长绝对属于天使家长了，通常我会先对他们的重视表示赞许，并且在沟通中对他们进行及时细致的指导跟进，这样一来，学生的好转会是最快的。

例如有一个男生在高二时情绪会阶段性低落，且有不好的念头。其母亲在交流中回忆起，幼年时孩子留在老家上学，她则外出打工。在孩子十岁的时候，他最好的伙伴发生意外去世了，他非常伤心。尽管在为数不多的见面中，儿子向她表达过自己的难过，但当时她并没有很在意。正是这次谈话，帮我们找到了切入的点。面谈后，母亲很快带孩子去正规医院诊断出了中度抑郁症，在配合药物治疗的同时，我也对该男生持续跟进心理辅导，使用完形疗法帮他修复创伤。在今年的高考中，他顺利考上了省内的一所大学。还有一个女生，今年也高三毕业了。在一年前的一次校园危机事件后，她的父亲被邀请到了心理中心。这位父亲坦诚地与我们交流了女儿成长过程中的特殊情况，并表示会回家做通妻子的思想工作，与学校密切配合，改变对孩子的教养方式。正是由于家长的重视，这位女生的状态恢复也较快，后来顺利考上了大学。对于这类家长的求助，心理教师一定要做足沟通前的准备工作，从理论到行动尽可能详细地分阶段给予家长指导，用实效来检验沟通的效果，方能不辜负家长的配合跟信任。

五、顽固抗拒型的家长

这类家长的口头禅是“不可能，我家孩子挺好的。”“明明是别人歧视他（她），你们却把责任推给家长。”这种情况是最令学校和老师们头疼的，在实际的工作中我的确也遇到过那么几个类似的家长。

尽管班主任和心理教师在会谈前做了详实的资料收集和准备，但是当与这类家长沟通孩子的心理危机问题时，在相当充分的事实面前，他们仍然持不相信态度，坚决否认孩子心理有问题，认为是孩子受到学校、老师和班级同学的不公平对待，甚至冲动地将纸质的心理状况告知单撕毁，拒绝带孩子就医，且坚持将尚未度过危机期的孩子送进校园。遇到这样的家长，学校方面也是非常无奈，且不说学生没去正规医院诊断，无法确定病情，即便诊断出不适宜返校的病症，目前我国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学校暂时不能接收此类学生返校。而让这样的学生继续待在学校里，发生危机的风险程度是非常高的。

尽管如此，基于对学生的负责，学校和心理教师也应当从维护学生的利益出发，尽己所能。梳理之后，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以下几点：将学生情况告知本年段的下段行政、年段长、班级所有的科任老师，大家共同协作；班主任应加强人手的指派，借助班级和宿舍的心理观察员，及时发现和报告学生的危机情况；若遇到严重爆发期，可要求家长签订安全协议书并带孩子回家短期休息；当该生不在场时，应做好班级其他学生的心理常识普及和心理安抚；安排心理教师持续跟进心理辅导，维持学生状况的相对稳定；各方及时收集学生的各种特殊表现，反复耐心继续与家长沟通，希望能尽早促成家长观念的转变。当然，我也非常希望国家在这方面的立法能够更加完善，厘清在校园危机事件发生后，学校、家庭和社会分别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让每一个经历心理危机的学生都能得到最好的援助

以上是我对心理教师与家长沟通中的五类不同情境与应对策略的粗浅分析。在进行这些案例的整理时，我也再次进行反思：其实大部分家长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健康成长的。但是基于个人的能力、文化水平以及心理常识的局限，以及社会上对心理问题的误解（例如认为家长所签订的告知书会进入学生档案而影响孩子一辈子；心理问题要在正常的学校学习中才能恢复；孩子有了心理问题被别人知道了很没面子等），以及对抗抑郁药物的误解（不了解药物作用原理，担心副作用而自行停药）等，沟通的效果都会受到影响。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形，心理教师在与家长沟通前都要做足功课，自身的专业知识储备要充足，并且抱持沟通并非一定能够一次性成功的态度，毕竟家长思想的转变是需要时间的。只要我们守住初心，终会发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