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情绪与认知：整合视角下的校园欺凌研究

一、引言

据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一份全球校园欺凌现状报告显示，每年约有2.46亿儿童和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和暴力。据最高检今年5月份发布的数据，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校园欺凌犯罪案件3407人，起诉5750人。由此可见，校园欺凌是一个很普遍且必须被重视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相关部门也为校园欺凌工作提供了支持，如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教督〔2017〕10号）提出，明确欺凌的界定，建立健全防治学生欺凌工作协调机制，积极有效预防，并探讨校园欺凌预防工作的长效机制。在科研项目立项方面，近三年以校园欺凌为主题的立项课题中，既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也有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涉及的学科包括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不同学科视角、不同层次的校园欺凌研究对我们揭示校园欺凌的内在发生机制、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支持。

校园欺凌既是一个群体过程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存在三种类型的角色：欺凌者、受欺凌者以及旁观者。其中，旁观者群体又分为不同的亚类别，大体上可以分为亲欺凌者群体，亲受欺凌者群体，局外人。也有研究者提出，欺凌者-受欺凌者之间存在一个互相转化过程（Yu-Hsien, S. , et al., 2018），因此，这三类角色之间的互动会影响欺凌事件的发展。综上，考虑到校园欺凌的广泛性和受重视度，本研究将对校园欺凌的研究做进一步的整合。

二、 整合视角的必要性

1、在校园欺凌的认识上，存在专家和学生视角的偏差

校园欺凌是一个隐蔽的现象，对个体的影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隐蔽性和持久性会致使校园欺凌干预难度的增加。校园欺凌具有三大特征，即力量不平衡性、重复性、故意伤害性（Olweus, 1993; Smith & Brain, 2000）。校园欺凌对于欺凌者和受欺凌者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作为校园欺凌的一种新类型——网络欺凌，它具有以下五个特征（Fernández-Antelo & Isabel, 2018）：重复性，是指网络欺凌信息的不可消除性，它会一直对被欺凌个体产生影响；力量不平衡性，这里指的是网络使用技术的不对等性，实施网络欺凌的个体具有更高水平的网络使用技术；伤害意图，是指网络欺凌者的目的是对被欺凌者产生伤害；匿名性，这是网络欺凌不同于校园欺凌的一个方面，较之于校园欺凌，网络欺凌者更难被识别，一旦个体的匿名意识越强，就会增加个体实施网络欺凌的可能性；公开性，是指网络欺凌信息的公开和扩散。

学生如何看待校园欺凌的界定，研究者曾经对一所乡镇中学初一至初三的学生进行了大规模的访谈，从访谈结果的整理上看，55.19%的中学生会把恃强凌弱、打架斗殴等作为校园欺凌现象，这必然导致研究者在做问卷调查时，所得到的校园欺凌发生率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在于学生视角下的“欺凌”、“欺负”和专家视角下的内涵界定存在差异。校园欺凌的关键特征是“退出权”，即个体能否具有退出的权利，拥有退出权的行为不是欺凌行为，是否拥有退出权是欺凌行为的一大诊断标准。

因此，在校园欺凌的治理中，在欺凌内涵界定和普及上，需要整合研究者和当事人两种视角下的观点，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

2、从校园欺凌参与者群体看，对旁观者群体的重视有待提升

校园欺凌是一个群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不同的参与者角色，存在欺凌者，受欺凌者以及旁观者群体，其中旁观者群体包括无所事事的局外人，冷眼旁观的强化者，助纣为虐的协助者，以及制止欺凌行为、站在被欺凌者一方的保护者，这些参与者对于校园欺凌事件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欺凌者、受欺凌者之间存在动态转化，双重角色的经历会让个体对于欺凌事件的认知更趋多元化，对校园欺凌的态度也会更复杂。解析校园欺凌，需要对这些角色之间的互动过程进行深入分析，被欺凌者与这些旁观者之间的关系质量也会影响个体扮演哪种旁观者角色。分析这些参与者对于校园欺凌事件的认知特点，进而采用有效手段，促进参与者角色的积极行为，减少校园欺凌发生率，提升校园安全。

3、在校园欺凌影响因素上，对外部环境因素的重视有待改善

校园欺凌中存在社会、学校和家庭等环境因素，也存在个体心理因素的影响，在对校园欺凌的影响程度上，对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效果缺乏比较，研究者更多关注了个体心理因素的影响，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关注较少。

研究者认为，家庭和学校层面的因素对校园欺凌的影响作用更为重要(Arseneault L., 2018)，集体效能感、集体道德推脱等都能够显著预测校园欺凌的发生。在校园欺凌干预项目中，KiVa项目包含学校、教师和父母层面的欺凌预防方案；谢菲尔德欺凌干预方案要求干预学校制定并实施全校反欺凌政策；OBPP项目也是由学校、班级和个体三个水平上策略组成。这也就意味着对群体因素的干预会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从文化角度考虑，集体主义文化熏陶下的中学生对群体接纳的需求更高，会不会导致群体规范的影响作用更大？因此，在校园欺凌研究中，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群体层面的因素，对群体变量与个体变量如何影响校园欺凌进行探讨，揭示校园欺凌内在机制，从而提出更为有效的校园欺凌干预方案。

4、在校园欺凌的干预上，认知、情绪、社交技能方面的干预训练较多，基于身体动作的干预需要重视

以往对于校园欺凌的干预更多是进行课程训练，其效果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并且课程干预效果的持续性也有待商榷。有研究表明，干预方案对于小学生更能产生积极影响，对中学生的效果并不明显，这导致干预方案的效果不具有推广性（Yeager, D. S., et al.,2015）。在小学阶段，受欢迎程度可以负向预测欺凌行为，在中学阶段，受欢迎程度对欺凌的负向预测转变为正向预测（Caravita et al.,2009）。

校园欺凌是一种发展性创伤，而创伤会损害想象力（范德考克，2016），想象力是生活质量的关键，提升想象力，需要关注右脑，大脑和身体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动作生成思维方式，身体感知影响自我概念（叶浩生，2019）。因此，身体的动作干预训练会影响个体心理感受，也会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和认知模式（李雅楠，2015），校园欺凌干预需要重视身体动作干预的作用。

三、校园欺凌研究整合的路径

1、多形式、多渠道的校园欺凌普及：校园欺凌研究的基础

我们可以通过课程教学、学生辩论、欺凌宣传周等形式，深入普及校园欺凌的形式和类型，让学生、教师和学校管理者能够正确识别欺凌，从而尽早对校园欺凌进行介入。这是一个基础性工作，一旦学校师生都能够正确识别欺凌，就相当于构建了全校范围的欺凌预防系统，从而有效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率。

反驳文本技术可以应用在校园欺凌内涵的普及宣传上，反驳文本是指先声明之前获得的知识有可能是不正确的, 通过对知识的反驳进而获取正确的知识(Kendeou et al., 2014)，该技术之所以可以用于校园欺凌预防，是因为学生认为自己区分校园欺凌的知识是对的，我们可以通过反驳技术让学生更深刻的认知校园欺凌的内涵，加深学生对于校园欺凌现象的认知程度和水平，进而做好校园欺凌预防和干预普及工作。

2、重视校园欺凌参与者的动态变化：对欺凌参与者进行群体干预，而不仅仅关注某一欺凌角色

校园欺凌是一个动态过程，欺凌者-受欺凌者之间存在转化过程，旁观者群体也存在向欺凌者和受欺凌者之间的转化，因此，在这个欺凌过程中，需要关注三个群体的变化规律，对这三个群体实施相应的举措，进而减少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率。

校园欺凌存在重复性，这就意味着欺凌者和受欺凌者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在这个欺凌过程中，旁观者群体也相对稳定。因此，我们需要找到这个欺凌过程中的发生发展规律，促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发生转变。利用校园欺凌中的风险因子和保护因子，对某些影响因子进行操作，探讨这种操纵对欺凌行为的影响作用，进而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3、充分重视校园文化、班级氛围、家庭教育的重要影响：建立家-校-生三者之间的联结

研究表明，松紧文化可以对个体造成不同的影响，紧文化与更高的责任感有关，个体具有更高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监控能力（Gelfand et al., 2006）,因此，可以推论，学校的松紧文化可以对校园欺凌的发生产生直接影响。研究显示，班级欺凌规范都能预测欺凌行为（曾欣然等，2019），增加学校归属感可以减少校园欺凌（郭俊俏，赵必华，2019）；班级集体效能感、集体自尊能够有效负向预测校园受欺凌行为，班级集体道德推脱能够正向预测校园受欺凌行为（周心怡，2019），父亲不良监督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网络欺凌行为，也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网络受欺凌行为（顾敬凡，2019）。

因此，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学校周边社区对于校园欺凌的态度与校园欺凌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学校对于校园欺凌行为的惩罚严厉程度与校园欺凌之间的关系，学校教师、管理人员对于校园欺凌的态度与校园欺凌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家庭因素中需要关注需要对父亲、母亲的作用进行分别分析，重视父母职业、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同时，要更多从学生视角出发，探讨学生感知的社区态度、学校文化、家庭氛围与校园欺凌之间的内在关联，建构家-校-生之间的联结，特别是重点关注家校联结程度与校园欺凌之间的关系，提供更为全面的校园欺凌预防体系。

4、基于身体活动的校园欺凌干预，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体育课程相结合

欺凌事件中会形成个体的应激反应，身体动作会直接诱发个体相应的情绪反应，个体的反应又直接导致欺凌事件的发展变化。因此，依据具身认知理论，设计以身体动作练习为主要形式的干预课程，能够提升干预课程的效果，改善干预的效应量。

现有的校园欺凌预防和干预课程更多强调认知层面，考虑到遭受校园欺凌后，个体的应激反应，很容易导致个体认知加工资源的缺乏；校园欺凌实施者认知资源的分配能力也会存在一些不足，因此，课程干预如果占用认知资源，必然影响课程实施的效果，采用动作干预/动作治疗的方式更容易产生效果，通过形成这一连接：改变身体动作—改变个体情绪—改变个体认知加工，进而降低校园欺凌的危害，这应该是一个可行途径。

对于学校而言，通过体育课程可以改善学生的肢体动作，获得更为积极的情绪体验，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加深对某些心理要素的理解，形成行为+情绪+认知的连续体验，能够有效降低校园欺凌对个体的消极影响，也能够有效预防校园欺凌的发生。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体育课程+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相融合的效果。

四、 结语

校园欺凌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研究视角上讲，校园欺凌预防工作需要关注学校师生识别欺凌事件的能力，需要重视欺凌事件中各个参与者之间的变化规律，需要对班级、学校等群体层次的变量给予更多的重视，需要在预防中加强学生身体动作干预的重要作用。在“健康中国2030”的背景下，提升学生的身体素养，通过改变学生的身体动作，改变学生的情绪感知与体验，从而减少校园欺凌（包括网络欺凌）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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