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发展，也使得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流动。2012年8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了权威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的数字接近一个亿[1]。
2014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一步公布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的数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有6000多万，占整个农村儿童的37.7%，其中近一半儿童在半年到一年内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留守儿童中父母双方皆外出打工的占51.7%，父亲一人外出的40.2%，母亲一人外出的8.1%；近半数孩子是在他们6岁前父母就离家外出务工，46.5%的留守儿童留守时间超过2年，32%的超过5年[2]。
如果说早些年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主要还集中在留守儿童概念界定、各省留守儿童生活、学习、情绪等现状调查、因留守带来系列社会问题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的话，以上的这些个案不得不使学者和相关部门对研究更加细化，不断提升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度，并聚焦如何去推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新华社2015年6月12日以《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建立完善救助关爱服务体系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为题介绍了民政部应对毕节四童事件的举措，并特别提及“帮助群众及时解决生活困难，在提供物质救助的同时，通过社工介入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心理关爱”。
一、 关于国外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与关爱服务体系的研究状况
（一）关于国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留守儿童并不是中国才有的问题。谢新华、张虹(2012)的研究指出：在亚洲和中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因为存在类似的寻求经济收入为动因的人口大规模迁移，留守儿童是这些国家所必须共同面对的议题。一些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对这些国家的留守儿童情况作了一系列相关的调查研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未成年怀孕、滥用药物、心理问题和暴力行为等问题上有更大的风险。在摩尔瓦多，1993年-2000年青少年犯罪比例升高与这一时期留守儿童增加有很大的关系。其中60%的犯罪者都是留守儿童。在墨西哥，父亲的缺席使得儿童出现问题行为，61%的留守儿童存在心理问题，有被遗弃的感觉。而且研究还表明在上述发展中国家，政府很少有计划来解决这些家庭的问题。一些儿童在不良的留守家庭环境中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和监督，许多留守儿童过早承担起父母的责任，包括管理钱财和照顾年幼的弟妹，加上家庭组织无序和功能不全，这些儿童焦虑、困惑，极易受到心理损害。因此谢新华、张虹(2012)建议可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审视留守儿童问题，解决视角应该着重于儿童权利的保护。另外研究者还发现国外的留守儿童研究更多地关注留守过程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他们认为留守并不导致“问题儿童”，问题往往出现在留守儿童对父母外出所引起的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中[3]。
（二）关于国外发达国家的研究
即使在发达国家日本，也有类似我国留守儿童的困扰。佘凌、罗国芬（2005）发现由于国情和文化的不同，在日本很多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通常因为企业发展的需要，父亲被派驻外地或海外，日语称之为“单身赴任”，这样的家庭由于父亲长期在外工作，家里由母亲全权负责照料孩子的生活和教育问题，父亲角色的缺位对夫妻关系、子女教育和成长都造成了负面影响[4]。不过，日本的这种单身赴任家庭子女毕竟还是不同于我国普通意义上的留守儿童。一方面这种家庭更多见于城市，而且虽说是迫不得已的原因选择家庭分离生活的状态，但实际上因为经济条件的宽裕、短时间往返的可能性，亲人彼此选择团聚的机会要多得多。而且日本的心理关爱服务体系非常完善，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官方网站显示，从社区、学校到政府提供的各种福利应对机构，对包括单身赴任家庭在内的各种压力缓解、子女教育咨询和指导等都有非常完备的支援系统。
另外，在日本绝不允许双亲皆外出打工单留孩子在家的情况。马慧（2014）对日本的“儿童咨询所”政策做了详细介绍。为了保护儿童权益，日本先后出台了《儿童福利法》和《防止虐待儿童法》，在日本未满18岁的儿童，监护人对儿童实施暴力和长时间置之不顾时，或被发现儿童有被虐待的征兆都须尽早就近汇报给“儿童咨询所”，由儿童咨询所介入后以送入儿童福利养育设施等方式进行儿童保护[5]。当出现类似毕节四童因母亲离家出走，导致父亲无力抚养几个孩子，也可申请临时儿童保护。《儿童福利法》规定日本所有的都道府县以及政府指定城市至少设立一所“儿童咨询所”，2006年4月起中等核心城市也可设置。
日本学者橘秀德（2003）通过调研报告的形式对日本的儿童养育设施做了细致的介绍。儿童养育设施收留各种情形导致无法和父母或亲人一起生活的孩子们。全日本有552所这样的机构，共有3万多名孩子生活中在其中。这还不包括144所专门照顾2岁以下幼儿的“乳儿院”。这些孩子中孤儿仅是极少部分，大部分是儿童咨询所转介来的孩子，其中就包括类似我国出现的双亲无法照顾的留守儿童和一些外国非法滞留者的孩子。另外在日本，儿童保护性质的养育设施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针对轻度情绪障碍如不适应学校、不愿上学、恐惧焦虑等症状的孩子，可以让他们进入儿童心理治疗机构（情绪障碍儿短期治疗设施）进行治疗[6]。
魏凯（2013）的研究中指出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根本不存在留守儿童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美国等国家无户籍管理制度，公民迁移不受限制，公民只要凭社会保障卡就可以享受包括医疗、子女教育在内的各种社会福利，并无本地和外地的区别。而且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儿童权益受到强力保护。美国法律规定不可让12岁以下的儿童脱离监护独处，否则会追究监护人责任，对孩子疏于照顾甚至会剥夺父母的监护权[7]。同时因为高福利和各项制度的完善，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多福利性质的儿童托管机构可以为工作繁忙的父母排忧解难，这样儿童与父母完全可以不用分居两地。
（三）对国外情况研究的评价
这些对国外情况的研究很好地为我国提供了参考，也为我国关于留守儿童的立法及法律完善指明了方向，并对我国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立有着借鉴的意义。但总体来说，我国研究者对国外研究还不太多，尤其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我国情况有很多的相似性，虽然研究者谢新华、张虹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很少有计划来解决留守孩子的问题，但这也只是概况，相信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会有相应的对策或国外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计划，如果能针对这些计划和后续深入研究，相信对我国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建设会更有意义。
二、我国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与关爱服务体系研究的回顾
（一）研究萌芽期：90年代初～2000年前
谭深（2011）研究发现早在90年代初，我国就已出现用“386199部队”的戏称来指代留守在家的妇女（38）、儿童（61）和老人（99）[8]。国内最早提出“留守儿童”一词的应该是上官子木（1993），他发现90年代出国热导致年轻父母把孩子扔在国内由长辈隔代抚养，孩子成了“留守儿童”。上官子木在次年（1994）再次呼吁“留守儿童”会带来系列心理卫生问题应引起重视。
真正通过文献形式首次对农村留守儿童做出关注的是孙顺其（1995），他指出改革开放导致农民大规模向沿海地区或城镇跨区移动，因为无法把子女带进城镇，导致他们的子女成了留守儿童，他建议父母应从长远角度权衡利弊，农村中小学领导和教师也应充分正视留守儿童的现实，在思想、学习、生活、心理等方面关心这些孩子，用爱心来弥补留守孩子缺失的家庭温暖[9]。此后张志英（1998）对留守幼儿的孤僻心理做了简单分析。
这段时期仅仅是问题提出的阶段，研究很少，而且也只是蜻蜓点水般指出了问题所在。
（二）研究发展期：2000年～2007年
黄爱玲2001年组建了专项针对福建省内的留守儿童课题组，首次（2002）比较全面地指出了留守儿童出现学习成绩不良、品行问题、个性偏差以及存在情绪情感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并提出了系列教育对策，她提议由于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是社会问题，教育职能部门应参与留守儿童教育，形成政府行为，建构教育系统工程；同时要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教育功能，创设条件，实施共同教育[10]。这次针对4000名留守儿童大规模的专项课题研究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范式，提出的对策也有实践上的针对性和一定的理论价值。
周宗圭等（2005）以湖北省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县、市为取样对象，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他们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打工后容易表现出了一系列心理问题，年龄越小表现越突出，尤其小学生表现明显，女生比男生更突出，比较突出的心理问题集中在情绪、人际交往和自卑心理。针对这些研究结果，周宗圭等人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家庭、学校、社区以及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例如政府加大投入，加强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对民间留守儿童托管中心须制定相应政策规范其运作；农村学校除了丰富学生有益身心的活动还应重视学生心理咨询与辅导，建立留守儿童心理发展档案，以便及时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创造条件并鼓励务工人员携带子女进城上学等[11]。这些举措涉及了多个层面，较为全面，成为很多研究者后来提出不同模式的基石。如研究者王雅文等（2010）将其进一步细化整理，按政府、学校、社会和家庭的维度进一步来研究如何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人文关怀。邵昌玉（2011）提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也是在黄爱玲和周宗圭提出的举措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深化和细化。
（三）研究繁荣期:2007年～今
谭深（2011）用很长的篇幅针对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做了全面述评。他认为2002-2006期间学者的调查为留守儿童做了全景描述，但他认为留守儿童问题有被夸大的趋势，并且认为这些调查都过于简单地将留守儿童不良问题归咎于父母外出。根据他之前的农村调查，他发现留守儿童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留守儿童系列问题在一些父母没有外出的“非留守儿童”那里也存在，而且早期的调查是以中国同龄人常模做对比而不是农村的“非留守儿童”作参照，研究假设存在片面性。所以他认同叶敬忠等（2005）在《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综述》中提出的应以留守儿童所处的整个成长环境为背景进行考量，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谭深还认为2007-2010期间，针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开始细化，例如留守时间长短对儿童心理有影响，随着留守时间增加，留守儿童各方面表现呈下滑趋势，5年是个拐点；从对儿童的心理影响来说，母亲的角色更为重要；父母尤其母亲离开儿童如果是在幼儿期，更容易导致儿童产生分离焦虑等。
针对留守儿童的支持模式，谭深对卜卫（2008）提出的四种支持模式进行了总结。提供心理援助、援建各种留守儿童活动中心、提供留守儿童与父母见面联络机会的称为“关爱模式”。这种模式能满足留守儿童即时的需求，但因为会将留守儿童看作是被动的受惠者，有时会增加留守儿童的脆弱性。“社会支持模式”旨在动员社会、政府力量，改善政策，如建立寄宿学校、增加农民工就近务工机会等。“自强模式”是鼓励留守儿童勇敢接受挑战，表彰自强少年，组织“留守子女我能行”俱乐部等。最后一种是“赋权模式”，这是国际参与式发展思潮的重要概念，这个模式认为留守儿童本身就是积极的行动者，有能力对自己的问题解决进行决策。2004年安徽省肥东县留守儿童谭海美在自己小学的班级里成立“留守孩子小队”是赋权模式的萌芽。此外谭深补充还有“代理家长”之类的“替代模式”，每种模式只适合特定的情况并非普遍适用。而且留守儿童问题因为和深层的社会问题关联在一起，零散的项目和孤立的行政措施是不可能解决的，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乃至每个公民的长期且共同关注[8]。
在研究细分化的大趋势下，姚桂雪（2011）对前人所做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做了汇总。她指出针对15-18岁的农村留守儿童尚未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且解决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的举措其落实可行性和落实情况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针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中，存在忽视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心理特征的现象[12]。
权方英等（2010）年编制了农村留守儿童积极情绪问卷之后，积极心理学和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的研究逐渐增多，尤以李燕燕、张春蕾（2014）在积极心理学视野下如何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进行改革的研究最为详尽，她们指出不仅要帮助个别留守儿童消除心理问题，更要把全体留守儿童积极的个性品质和健全的心理素质作为教育目标；除了针对心理问题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之外，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应该是发现和挖掘留守儿童身上的积极力量；引入情境教学法、角色扮演、辩论法、团体小组等多种形式来丰富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组织形式；完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评价体系，一方面采用多元评价体系，另一方面采用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积极人际关系等正向指标来衡量教育目标是否实现[13]。
黄诚（2013）以关爱和服务留守儿童为主题做了研究述评。他首先描述了关爱和服务留守儿童的政策背景，并从留守儿童教育监护体系、社会支持体系、关爱服务体系的三个视角展开对前人研究的总结，最后他认为郑杭生提出的社会互构论才是关爱和服务留守儿童最合理的机制[14]。他的结论和周宗圭提出的家庭、学校、社区以及政府之间的多元化协调合作是一致的，只是把留守儿童自身也包括在社会互构模型之内，这和国外整体性的心理健康模型接了轨。
此外在专著方面非常引人注目的有2013年刘旦等人出版了《留守中国》，这是一部调查报告形式的纪实作品，是由一群长期关注留守群体命运的年轻新闻人用真实的故事勾勒了中国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生存现状，直击中国城市化软肋，这部作品的出版进一步引发社会各界对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留守一族其生活现状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强烈关注。
以上整个研究繁荣期呈现的是对问题的更深入化和细分化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三、现有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与关爱服务体系研究的不足
现有研究这些年是段由浅至深，由泛至精的发展过程，虽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综合研究有余，深度研究不足
2000年之后关于留守儿童的各项研究层出不穷，谭深认为细分研究的出现可以以2007年为界，但实际上即便是细分研究，研究的深层次性、专业深入度还不够。
例如民政部提出将以社工介入方式对留守儿童提供心理关爱，“共情”是提供心理关爱时一个最基本的技巧和态度，共情研究在很多细分领域都有进展，但关于留守儿童的共情研究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些更细化、专业的研究将有助于关爱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二）专注地区内研究，地区间差异研究和全国范围的整体性研究罕见
现有研究几乎都是以省为单位，选取代表县市进行研究。全国范围内的整体性研究和不同省份、地区的差异研究尚有待于开发。不过,这类研究牵涉调查规模、研究时间长短、研究经费、相关部门的协调合作度，需要统筹规划。
（三）缺乏对研究对策的贯彻和执行力度的追踪研究
（四）对留守儿童成人后的长期追踪研究尚缺
现阶段对幼年、中小学、中职等各阶段的留守儿童横向研究已有不少，但针对这些留守儿童成人后他们的心理变化及其留守带来的影响之类的纵向研究还没有见到。如果能针对同一批研究对象长期追踪进行研究，将更好地为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构提供补充性的支持。
四、今后的展望
（一）组织力量对相关研究深入探讨，建议由权威机构组织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商讨，确定深度研究内容。尤其应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方面下工夫。也可以对国外情况展开针对性研究，为我国提供参考。
（二）整合分散的力量和资源，开展全国性专题调查。全国性研究可以避免各省市各自为政，避免资源浪费。同时也利于地区差异比较研究，使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构显现地区特色的同时，促进地区间取长补短。
（三）订好长期、整体性研究计划，收集相关资料，进行留守儿童成人后的纵向研究。
（四）根据笔者日前在江西当地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目前阶段政府投入还是重硬件轻软件，一些集中留守儿童的学校设施齐全，但心理健康专业老师严重缺乏，因为留守儿童集中的地方往往是偏远地区，专业人士不足可想而知，所以偏远地区心理健康教育专业人才的培育和引进迫在眉睫。以此类推，全国其他地区是否存在同样情况？其他对策的贯彻和执行力度又是何种情况？可见，研究对策的贯彻和执行力度的追踪研究势在必行，这也将促进整个体系的完善和修正。
五、结束语
参考文献：
[1]孙铁翔．人口计生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DB/OL]．
中央政府门户网，2012．8．7
[2]李盈盈．留守儿童超过六千万 如何保障每个孩子的权益？[DB/OL]．
中国新闻网，2015．3．12
[3]谢新华，张虹．国外移民留守儿童研究及其启示[J]．青少年研究（山东省团校学报）．2012（1）
[4]佘凌，罗国芬．日本“单身赴任”研究对我国留守子女研究的启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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