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生班级环境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初中生班级环境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阳德华1  翟寰2  刘欢1  燕婉楹3  卢长娥4
       1．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637002  2．南充市第九中学 637000  3．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                                           628017  4．淮南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232038

       摘 要：为探讨初中生应对方式在班级环境和生命意义感关系间的中介作用，采用我的班级问卷(MCQ)、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CSSMSS）和生命意义感量表(PIL)对764名初中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班级环境总分与生命意义感总分呈正相关，问题指向应对得分与班级环境总分、生命意义感总分均存在正相关，情绪指向应对得分分别与班级环境总分、生命意义感总分呈负相关；班级环境能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应对方式中介了班级环境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因此，班级环境在直接预测初中生的生命意义感方面具有显著效应，同时也可以通过影响应对方式来实现对生命意义感的间接预测。
       关键词：生命意义感；班级环境；应对方式；初中生；

一、引言
        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对自己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体验与理解，同时包括对自身生活目的、使命以及目标等方面的觉察[1]。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生命意义感日益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已有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对个体生活满意度、获得感以及身心健康均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2-3]，生命意义感缺乏则会导致抑郁、孤独、自伤自杀、网络成瘾等内外化问题行为[4-9]。生命意义感在促进个体幸福和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深入研究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近几年的研究表明：创造力、积极情绪、心理模拟、直觉和自尊均会影响生命意义感[10-13]。但这些研究多从个体层面考察影响生命意义感的因素。然而，个体生命意义感的产生和发展是个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对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的考察，既要深入分析个体自身因素，也不可忽视外部环境的作用。对青少年而言，学校作为除家庭之外的另一个影响其发展的微观生态环境[14]，其中班级环境在塑造学生的发展中显得格外重要且具有独特的价值。研究表明，班级环境对生命意义感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班级管理对小学生生命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15]；人际关系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之间存在相关，且人际关系显著预测其生命意义感[16-17]。但目前较少有研究考察班级环境是否会影响以及怎样影响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初中阶段是个体发展的关键期，是孤独、焦虑和自杀等问题的多发时期，此阶段的个体具有寻找生命意义的强烈动机，对生命意义的感受最敏感[15]。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班级环境能够预测初中生的生命意义感。
       生命意义感作为一种主观体验，所以当不同个体在面临同一刺激或情境时，他们所感知到的生命意义感具有差异性，而这可能与个体的应对方式有关。已有研究表明，高压力的生活事件会对个体的生命意义感产生严重影响[18]；在面对此类事件时，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个体重建对生活的信心，相反，采用消极的方式则相对无效，甚至可能加剧事件的负面影响[19-21]。初中生处于身体快速发展却身心发展失衡的时期，面对自身心理发展的矛盾性、情绪的多变性以及来自学业、交往等方面的压力，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将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初中生的生活质量和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感受。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2：应对方式很可能在班级环境和初中生生命意义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考察班级环境对初中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并探究应对方式在二者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法，从四川省成都市和南充市的各两所中学中随机选择初一、初二和初三各一个班级的学生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共发问卷800份，回收764份，有效回收率为95.5%。其中重点中学2所，非重点中学2所；初一、初二和初三年级学生分别为284人、253人和227人；男生408人，女生356人；来自城市者323人，来自农村者441人；独生子女394人，非独生子女370人。
     （二）研究工具
       1.我的班级问卷（My Class Questionnaire, MCQ）
       该问卷由江光荣编制[22]，共38个项目，涵盖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学习负担、竞争、秩序和纪律5个维度，5点计分，用于评价初中生感知到的班级社会心理气氛。学习负担维度全部反向计分，得分越高，学业压力越低。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2.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Coping Style Scal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SSMSS）
      研究采用陈树林等人编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23]，共36个项目，由指向问题应对和指向情绪应对2个分量表构成，其中指向问题应对分量表由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合理解释3个因素组成，指向情绪应对分量表包含忍耐、逃避、发泄情绪、幻想/否认4个因素，4点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3.生命意义感量表（Purpose in Life Test，PIL）
       该量表是根据宋秋蓉编制的生命意义感量表修订而成[24]，共有20个项目，分为生活目标、生命自由、生活品质与生命价值4个维度，5点计分。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包和MPLUS 7.4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运用因素分析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描述；使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探究班级环境、应对方式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应对方式在班级环境与初中生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并利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对应对方式在两者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
三、结果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共有23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4.63%，小于临界标准40%[25]，这说明本研究不具有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班级环境、应对方式和生命意义感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班级环境总分与生命意义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r=0.15～0.36，P<0.01或P<0.001）；班级环境总分与问题指向应对得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0.55，P<0.001），与情绪指向应对得分则呈现负相关关系（r=-0.19，P<0.01）；问题指向应对得分与生命意义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r=0.22～0.48，均P<0.001），情绪指向应对得分与生命意义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负相关（r=-0.30～-0.12，P<0.001或P<0.05）。
    （三）中介模型检验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应对方式在班级环境与生命意义感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假设模型，其中，模型拟合指数为：2=346.01，df =99，2/df=3.50<5，RMSEA=0.05<0.08，CFI=0.93＞0.90，TLI=0.92＞0.90，说明模型拟合良好。

                                      图1 应对方式在班级环境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由图1可见，应对方式在班级环境与生命意义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班级环境正向预测指向问题应对(β=0.71，P<0.001)，指向问题应对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0.31，P<0.001)；班级环境负向预测指向情绪应对(β=-0.26，P<0.001)，指向情绪应对负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0.37，P<0.001)。班级环境对生命意义感的总效应为0.59，其中直接效应值为0.28，占总效应值的47.46%；应对方式在班级环境和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3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值的52.54%。其中指向问题应对的间接效应值为0.22，占总间接效应值的71%；指向情绪应对的间接效应值为0.09，占总间接效应值的29%。
       使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抽取1000次）对该模型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如果路径系数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表明在统计学上中介效应是显著的[26]。本研究班级环境－应对方式（指向问题应对和指向情绪应对）－生命意义感路径的95%置信区间分别为[0.147，0.293]和[0.058，0.129]，均P<0.001，即应对方式在班级环境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四、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班级环境总分与初中生生命意义感有正相关，这说明初中生拥有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感知到班级活动的有序性、纪律的有效性、良好的竞争氛围以及较小的学业压力，其生命意义感水平较高。虽然目前关于班级环境与生命意义感的研究甚少，但本研究结果与前人校园氛围与青少年自杀意念的研究结果类似[27]。依恋理论指出，个体与重要他人（如同学、教师）之间的互动模式可能影响个体对自身和他人的看法，从而对个体的社会适应产生影响[28]。在良好的班级环境中，初中生感受到老师的关爱、理解和尊重，得到老师的信任、鼓励、支持和帮助等。这不仅向学生传递一种积极的情感信息，给予他们心理上的温暖和安全感，而且还蕴含着教师对学生某种能力与表现的肯定和较高的期望，有利于学生形成较高的自尊和自信，提高其成就感，使其面对生活时更积极、乐观，从而影响其自我认同感和生命价值感。而同伴是影响初中生发展的另一重要他人，置身于同伴中且与之进行比较，初中生才能形成对自己的认知和评价。与同伴建立联系并被其接纳，获得他们的认同，这是满足初中生社交需求、归属和爱的需要的关键。所以，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利于初中生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让其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同时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会促进初中生更积极地追寻和发现生活中能够给他们带来意义感和满足感的体验，从而促使他们感受到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29]。其次，在中国，严谨的班级秩序和纪律是学生学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对学生的自尊和学习兴趣等具有促进作用[30-31]。同时，较强但不过度的竞争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促使其力求上进，提高其学习成绩[22]。这既影响学生对自己和生活价值的认知、感受以及生活态度的形成，同时直接影响了他们对生活目标的把握和对未来规划的看法等，由此塑造了学生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感知。但学习负担过重则会使学生觉得生活单调和枯燥，降低其生活热情和对自我能力的评价，从而影响其生活信念和生命意义感。
       从中介作用结果看，应对方式能有效地在班级环境与初中生生命意义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班级环境既能直接作用于初中生的生命意义感，又能通过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其生命意义感。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32]，个体的应对行为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存在紧密联系。班级环境既能在较长时间内影响初中生对自己和外部世界的态度，同时为他们提供解决一般问题的策略和模式，以及在其面对压力时直接给予支持。这均影响着初中生应对压力的策略和行为。而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个体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将不同程度地影响他们对生命的感受。采用问题指向应对方式既有助于提高初中生问题分析和解决的能力，形成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又有利于减缓初中生的心理负担，宣泄其负性情绪，改变对事物的态度和对自身的认知，从而有助于其重树生活的信心，提升生命意义感。如初中生使用情绪指向的应对方式，虽可使其获得暂时的心理或行为解脱，却不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甚至会扩大事件的负面影响，也体现出初中生消极的生活态度和较低的自信心。所以常使用指向情绪应对的初中生容易对自己和生活感到失望，否认自己及生活的价值，降低其生命意义感水平。
五、教育建议与研究不足
       本研究的结果启示教育工作者，为了提升初中生的生命意义感，既要加强班级环境建设，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严谨的班级秩序，营造浓厚良性的竞争氛围，减轻初中生繁重的学业负担，并为其提供可信赖的支持源；又要帮助初中生正确认知和评价生活中的负性事件，加强对初中生应对方式的指导。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有：首先，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初中生，且为横断研究，未来可以考虑用其他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或开展纵向研究来验证本研究的结果；其次，本研究分析了班级环境如何通过应对方式影响初中生的生命意义感，但除了班级环境因素外，还有一些重要因素可能会影响初中生的生命意义感，如父母教养方式、文化等，今后的研究对此应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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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2023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处境不利儿童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轨迹､影响因素及干预研究”(编号:DHA23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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