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情绪表达与失败恐惧的关系: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
【作者】林志华,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中学(广东中山,528403)教师,高级教师。
注:本文系广东省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专项科研项目《高中生情绪表达和失败恐惧的关系及干预研究》(课题编号:BQW2021JGW027)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博爱五路朗晴轩2幢2座503
邮箱:108775321@qq.com
电话:18925362313
摘要:为了探讨高中生在学业表现中失败恐惧、情绪表达和反刍思维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青少年情绪表达灵活性问卷、反刍思维量表、失败恐惧评估量表对 3130名高中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存在显著的性别、生源差异;情绪表达在年级、家庭构成和父母教养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2)情绪表达和反刍思维之间存在负相关;情绪表达与失败恐惧也存在显著负相关;反刍思维与失败恐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3)情绪表达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失败恐惧,还能由反刍思维间接地影响失败恐惧,反刍思维在情绪表达对失败恐惧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情绪表达;失败恐惧;反刍思维;高中生
一、引言
在我国,高考被赋予了人生成败特别的意义。对高中生而言,学习任务重、考试频率高、学业竞争大成为了这一阶段的主要压力来源。2021年7月国家出台“双减”政策,意味着从政策层面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了学生,但教育内卷的惯性还在,学生自主管理的能力不足,现行的考试评价制度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同时,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学业“内卷”和升学压力加剧,高中生也面临着来自自我、老师、家长以及社会的高期待,这种高期待也可能使学生面临更大的学习压力,经历更多的成败体验。现实生活中充斥了太多以成功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和以成败论输赢的恶性竞争,却缺少如何接纳和应对“失败”的引导,学生因挫折失败产生的消极情绪日积月多,加重了失败的体验感和恐惧感。
失败恐惧指个体在从事成就活动时因预期自己可能达不到某种目标而产生的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汪玲,孙晓冬.2009)。研究表明,失败恐惧会降低心理弹性、减少动机水平以及提升焦虑水平,甚至导致厌食症、焦虑和抑郁等(刘莹,2009)。在学业成就方面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效能感、自我妨碍、认知评价等因素均会影响个体失败恐惧的情绪体验。当学生害怕面对失败,或无法处理自我与失败的关系,这些累积的失败体验容易让高中生产生对失败恐惧的负面情绪,由此导致学生出现逃避、拖延、恐惧、厌学等学业和情绪问题频频发生(张博,2009;郑元华,孙长林,王亚超,等,2022)。
Cisler(2010)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情绪表达可以减少恐惧和焦虑程度。情绪表达是一种用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将情绪体验表现或传达出来的过程中所体现的能力(周文洁,2013。鉴于失败恐惧本身是一种情绪状态,我们更关注情绪表达这一影响因素。而且,高中生正处在青春期,情感体验丰富但变化迅速,这种身心发展的特点与局限性表现出情绪的内倾与内隐导致部分个体习惯于压抑情感(陈思危,2016)。当负性情绪得不到有效疏泄,容易导致焦虑、抑郁、失眠等身心症状以及一些冲动行为的出现(周文洁,朱金富,2014)。
反刍思维是指个体在重复思考消极事件和情感的过程中,形成消极症状和结果的一种思维方式(来水木, 韩秀, 杨宏飞,2009),被认为是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心理特征和风险因素( Nolen-Hoeksema,Wisco,& Lyubomirsky,2008)。反刍思维也和消极思维与行动有关,反刍思维者常常从过去的生活经验中提取消极记忆,表现出低水平的乐观和自信,他们常常认为困难不可克服,对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抱很低的期待值,无法提出高效的解决方案(韩秀,杨宏飞,2009)。反刍思维可以通过影响情绪进而导致学业拖延,如WaikaiHou等人在使用情绪聚焦的积极反刍干预研究中发现,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人更倾向于关注积极信息以及个人经验中的积极层面。反刍思维在生活事件和抑郁间起中介作用( Mich Mclaughlin,Shepherd,& Nolen-Hoeksema,2013;杨娟,章晨晨,姚树桥,2010) 。反刍思维能够在其他因素诱发个体情绪适应问题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Miranda et al.,2013) 。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高中生情绪表达、反刍思维以及失败恐惧的现状,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厘清情绪表达影响失败恐惧的因素,进而为提升高中生情绪表达能力、改善学生失败恐惧的情绪体验并减少由此带来的情绪行为问题做出理论和实践依据。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H1: 高中生情绪表达与失败恐惧呈显著正相关;H2:反刍思维在情绪表达与失败恐惧间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抽取中山市某直属高中高一、高二、高三学生共 3261人。通过集体施测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3130份,有效回收率为95.98%。参与调查的学生男生1478人(47.2%),女生1652(52.8%);高一年级1176人(37.6%),高二年级1186人(37.9%),高三年级768人(24.5%)。被试人口统计学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基本情况统计表(N=3130)
项目 | 类别 | 频率 | 百分比(%) |
是否为班干部 | 是 | 1551 | 49.6 |
否 | 1579 | 50.4 | |
生源地 | 乡镇 | 1558 | 49.8 |
城区 | 1572 | 50.2 | |
是否独生 | 是 | 957 | 30.6 |
否 | 2173 | 69.4 | |
父亲受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 | 130 | 4.2 |
初中 | 660 | 21.1 | |
高中(包括中专、中技) | 1028 | 32.8 | |
大学(专科、本科) | 1182 | 37.8 | |
研究生(硕士、博士) | 130 | 4.2 | |
母亲受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 | 221 | 7.1 |
初中 | 799 | 25.5 | |
高中(包括中专、中技) | 1063 | 34.0 | |
大学(专科、本科) | 954 | 30.5 | |
研究生(硕士、博士) | 93 | 3.0 | |
成绩排名 | 1-300(物) | 783 | 25.0 |
301-600(物) | 647 | 20.7 | |
600以后(物) | 680 | 21.7 | |
1-150(史) | 413 | 13.2 | |
151-300(史) | 354 | 11.3 | |
300以后(史) | 253 | 8.1 | |
家庭构成 | 双亲 | 2918 | 93.2 |
单亲 | 177 | 5.7 | |
父母均不在 | 35 | 1.1 | |
总计 | 3130 | 100 |
(二)研究工具
1.青少年情绪表达灵活性问卷
本研究采用由张少华等人参考 Burton和Bonanno编制的青少年情绪表达灵活性问卷,该问卷包括“表达宣泄积极情绪”、“表达宣泄消极情绪”、“表达抑制积极情绪”和“表达抑制消极情绪”4个分问卷,共有25个选项,该问卷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及校标效度均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被试会用1到6分(1=完全不可以,6=完全可以)来评价他们的表现,4个分问卷得分相加得到问卷的总得分,分数越高,代表个体的情绪表达灵活性越高。该问卷的分半信度为0.86,研究表明该问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
2.反刍思维量表中文版(RRS-CV)
本研究采用韩秀和杨宏飞(2009)修订的《反刍思维量表中文版(RRS-CV)》。量表包括三个维度:症状反刍、反省深思、强迫冥想,症状反刍维度是为了测量被试对于自身症状的关注和思考程度,强迫思考测量的是个体反复出现的强迫思维,反省深思是个人是否对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的原因和后果进行分析与思考。共22个项目。采用四点计分,1- 4代表由“从不”到“总是”,得分越高代表反刍思维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3.失败恐惧评估量表
本研究采用台湾学者卓国雄和卢俊宏修订的由 Conroy等人编制的失败恐惧评估量表,该量表包含18个题目,4个维度,其中害怕体验羞愧和尴尬5题、害怕别人对自己评价降低3题、害怕重要他人对自己失去兴趣5题、害怕重要他人失望5题,7点计分。此量表能够评估儿童的害怕失败动机。
(三)统计分析
采用SPSS26.0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检验和相关分析,采用PROCESS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高中生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的一般状况
从表2中可以看出,高中生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的得分最低值均为1分,情绪表达因素的最高值为6分,反刍思维因素的最高值为4分,失败恐惧因素的最高值为7分,三个因素均值分别为情绪表达(M=4.743)、反刍思维(M=1.947)、失败恐惧(M=2.812)。
表2高中生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的一般状况
因素 | Min | Max | M | SD |
情绪表达 | 1.00 | 6.00 | 4.743 | 0.873 |
反刍思维 | 1.00 | 4.00 | 1.947 | 0.650 |
失败恐惧 | 1.00 | 7.00 | 2.812 | 1.420 |
(二)高中生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的差异检验
研究分别从性别、生源、年级、家庭构成、父母受教育程度五个方面对学生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进行差异检验。由表3a可知: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情绪表达因子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 =-2.327,p<0.05),女生的情绪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男生;反刍思维因子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 =-9.448,p<0.01),女生的反刍思维水平显著高于男生;失败恐惧因子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 =-6.425,p<0.01),女生的失败恐惧水平显著高于男生。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在乡镇和城区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城区学生的情绪表达显著高于乡镇学生(t =-2.181,p<0.05),同时城区学生的反刍思维显著高于乡镇学生(t =-2.205,p<0.05),城区学生的失败恐惧也显著高于乡镇学生(t =-3.805,p<0.01),说明在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的现状方面,城区学生的得分都显著高于乡镇学生。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学生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的年级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情绪表达水平在年级上有显著差异(F =3.816,p<0.05),事后检验发现高三年级的情绪表达水平显著低于高一年级和高二年级。
表3a 高中生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的差异检验(M±SD)
人口学变量 | 类别 | 情绪表达 | 反刍思维 | 失败恐惧 |
性别 | 男 | 4.7±1.013 | 1.83±0.657 | 2.64±1.437 |
女 | 4.78±0.723 | 2.05±0.627 | 2.97±1.388 | |
t | -2.327* | -9.448*** | -6.425*** | |
生源 | 乡镇(N=1558) | 4.71±0.865 | 1.92±0.634 | 2.72±1.345 |
城区(N=1572) | 4.78±0.88 | 1.97±0.665 | 2.91±1.486 | |
t | -2.181* | -2.205* | -3.805*** | |
年级 | 高一(N=1176) | 4.78±0.867 | 1.96±0.666 | 2.85±1.436 |
高二(N=1186) | 4.75±0.811 | 1.93±0.646 | 2.83±1.416 | |
高三(N=768) | 4.67±0.967 | 1.96±0.633 | 2.73±1.402 | |
F | 3.816* | 1.079 | 1.808 |
(注:*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
在家庭相关因素上,结果发现: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情绪表达在家庭构成上的差异显著(F =10.754,p<0.05),事后检验发现双亲家庭的学生的情绪表达得分显著高于单亲家庭的学生和父母均不在身边的学生。情绪表达在父亲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显著(F =10.777,p<0.05),事后检验发现,父亲受教育程度是“小学及以下”的情绪表达得分显著低于另外四种类型。情绪表达在母亲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显著(F =8.927,p<0.05),并且经过事后检验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是“小学及以下”的情绪表达得分显著低于另外四种类型(见表3b)。
表3b 高中生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的差异检验(M±SD)
人口学变量 | 类别 | 情绪表达 | 反刍思维 | 失败恐惧 |
家庭构成 | 双亲(N=2918) | 4.76±0.835 | 1.94±0.642 | 2.81±1.407 |
单亲(N=177) | 4.46±1.269 | 1.97±0.732 | 2.81±1.524 | |
父母均不在(N=35) | 4.55±1.242 | 2.15±0.857 | 3.21±1.888 | |
F | 10.754* | 1.945 | 1.365 | |
父亲受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N=130) | 4.3±1.366 | 1.97±0.738 | 2.69±1.55 |
初中 (N=660) | 4.71±0.842 | 1.96±0.627 | 2.83±1.358 | |
高中(N=1028) | 4.73±0.847 | 1.92±0.618 | 2.75±1.383 | |
大学(N=1182) | 4.81±0.816 | 1.96±0.671 | 2.86±1.441 | |
研究生及以上(N=130) | 4.85±0.972 | 1.91±0.727 | 2.88±1.679 | |
F | 10.777* | 0.95 | 1.219 | |
母亲受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N=221) | 4.43±1.234 | 1.9±0.682 | 2.72±1.507 |
初中 (N=799) | 4.72±4.767 | 1.96±1.941 | 2.8±2.844 | |
高中(N=1063) | 4.77±0.823 | 1.94±0.642 | 2.84±1.423 | |
大学(N=954) | 4.8±0.839 | 1.95±0.641 | 2.79±1.373 | |
研究生及以上(N=93) | 4.83±0.945 | 1.94±0.862 | 3.02±1.834 | |
F | 8.927* | 0.445 | 0.937 |
(注:*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
(三)高中生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的相关分析
研究结果如表4所示: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情绪表达和反刍思维之间存在负相关,说明情绪表达水平越高,学生的反刍思维就越低;情绪表达与失败恐惧也存在显著负相关,说明学生情绪表达水平越高,失败恐惧程度就越低;反刍思维与失败恐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学生的反刍思维水平越高,失败恐惧程度就越高。
表4 高中生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的相关分析
变量 | 情绪表达 | 反刍思维 | 失败恐惧 |
情绪表达 | 1 | ||
反刍思维 | -.039* | 1 | |
失败恐惧 | -.060** | .674** | 1 |
(注:*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
(四)高中生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中介效应分析
为验证反刍思维是否在情绪表达和失败恐惧中存在中介效应,采用Hayes(2013)编制的SPSS的process Model 4中介模型,将性别和年级作为控制变量,对反刍思维在情绪表达和失败恐惧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见图1。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显示:情绪表达对反刍思维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B=-0.036 ,t=-2.711,p<0.01),情绪表达对失败恐惧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B=-0.110,t=-3.812,p<0.001)。将反刍思维作为中介变量加入之后,情绪表达对失败恐惧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B=-0.058,t=--2.686,p<0.01)。此外,采用Bootstrap方法检验所有影响的显著性,以获得参数估计的标准误差(Hayes,2013)。Bootstrap方法从5000个重复采样数据中产生这些效应的95%偏差校正置信区间。不包括零的置信区间表示显著的影响。
表5 高中生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的中介效应分析
回归方程 | 系数显著性 | 拟合指标 |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B | t | R | R2 | F |
失败恐惧 | 性别 | 0.346 | 6.829*** | |||
年级 | -0.084 | -2.592** | ||||
情绪表达 | -0.110 | -3.812*** | 0.139 | 0.019 | 20.662*** | |
反刍思维 | 性别 | 0.223 | 9.670*** | |||
年级 | -0.020 | -1.329 | ||||
情绪表达 | -0.036 | -2.711** | 0.175 | 0.031 | 32.896*** | |
失败恐惧 | 性别 | 0.019 | 0.499 | |||
年级 | -0.056 | -2.288* | ||||
情绪表达 | -0.058 | -2.686** | ||||
反刍思维 | 1.466 | 50.075*** | 0.675 | 0.456 | 654.805*** |
(注:*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
表6 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分解表
效应值 | Boot标准误 | Boot CI下限 | Boot CI上限 | 效应占比 | |
间接效应 | -0.052 | 0.023 | -0.098 | -0.009 | 47.4% |
直接效应 | -0.058 | 0.022 | -0.101 | -0.015 | 52.6% |
总效应 | -0.110 | 0.016 | -0.067 | -0.006 |
由表6可知,反刍思维在情绪表达和失败恐惧的关系中的间接效应(-0.052)占总效应的47.4%,Bootstrap95%的置信区间上下限不包含0,说明反刍思维在情绪表达和失败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情绪表达对失败恐惧的直接效应(-0.058)占总效应的52.6%,Bootstrap95%的置信区间上下限不包含0,说明情绪表达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失败恐惧,还能由反刍思维间接地影响失败恐惧。情绪表达对失败恐惧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在情绪表达通过反刍思维影响失败恐惧的中介路径中,情绪表达负向预测反刍思维,反刍思维正向预测失败恐惧。因此,反刍思维在情绪表达对失败恐惧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四、讨论
(一)高中生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的总体情况
研究中,高中生失败恐惧最高值为7分,本研究抽样的学校属于生源比较优秀的直属高中,部分学生存在较高的学业压力,失败恐惧的倾向比较明显。整体上学生失败恐惧的平均值为2.812,研究认为失败恐惧对学业成绩具有间接的消极影响(汪玲,孙晓冬, 2009),在学业压力影响下部分学生迫切存在减轻失败恐惧的需要。高中生情绪表达最低分为1分,最高分为6分,说明不同个体之间情绪表达差异的跨度较大,而人格特质、自尊水平等都是影响情绪表达的因素(周文洁,2013)。探究情绪表达和失败恐惧之间的关系,并找到能够有效干预失败恐惧的途径是本研究的重点。
(二)高中生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的差异性分析
通过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检验,发现三个因素在性别、生源、年级、家庭等因素上的差异存在显著差异,有必要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在学生构成上,结果表明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在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方面都显著高于男生,情绪表达方面的性别差异与周文洁(2013)对情绪表达的调查结果一致,女性的情绪冲动和情绪表达倾向都更高。在反刍思维方面张靖(2022)对高中生负性压力事件、反刍思维与希望感的调查结果显示高中生反刍思维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女生反刍思维水平要高于男生。失败恐惧的相关研究结论也显示我国中学生在失败恐惧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害怕体验到羞愧和尴尬,害怕别人对自己评价降低维度上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刘莹,2009)。城区学生的情绪表达、反刍思维和失败恐惧水平都显著高于乡镇学生,其中失败恐惧的差异明显,有关研究也证实了失败恐惧在生源地上的差异(苏晶,2016)。情绪表达方面有显著的年级差异,高三年级的情绪表达水平显著低于高一年级和高二年级,高三正处于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在生活中面临更多的压力,同时心态上更加成熟,更趋向于成年人内敛的表达方式。
在家庭构成上,双亲家庭的学生的情绪表达得分显著高于单亲家庭的学生和父母均不在身边的学生,这与学生的家庭成长经历有密切关系,情绪表达在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父亲受教育程度和母亲受教育程度是“小学及以下”的情绪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及以上”,长期处在双亲不和睦或不健全的家庭,子女会感到更多的负面情绪,比较缺少爱和关注,更容易形成封闭、悲观、孤独的内心环境。有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对待孩子的教养方式,从而影响孩子的情绪表达。情绪社会化模型理论提出父母的情绪社会化行为会对儿童的情绪社会化结果产生影响、教育或塑造的作用的过程模型。父母不同教育水平下其教养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总的变化趋势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尊重理解、严格要求、情感温暖上表现为正向影响;在拒绝否认上表现为负向影响(谢璧洁,2019)。由此可见,高中生失败恐惧的影响因素不仅仅表现在学生自身,学业压力的体验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家长教养方式和态度的影响,良好的家庭支持对高中生来说非常重要。
(三)高中生情绪表达、失败恐惧与反刍思维的关系
研究结果发现情绪表达与反刍思维呈负相关,情绪表达与失败恐惧也存在显著负相关,反刍思维与失败恐惧呈正相关。情绪表达和反刍思维对失败恐惧的预测具有显著作用,其共同解释变异量为0.456,即二者能共同预测失败恐惧45.6%的变异量,表示情绪表达和反刍思维对失败恐惧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高中生具有更高的情绪表达水平,就会降低自身的反刍思维,采用更积极的角度解释自己的失败经历,特别是在良好的自我调节、他人支持下,感受到来自家庭、老师、同学和社会的有力支持,能够有效减少失败恐惧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反刍思维在情绪表达与失败恐惧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验证了反刍思维在情绪表达与失败恐惧关系中的部分中介效应,这有助于揭示情绪表达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失败恐惧的内在心理机制。情绪表达会直接影响失败恐惧,基于认知评价理论的解释,失败恐惧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如果个体能够通过言语或者非言语的形式表达出自己的消极情绪,便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失败恐惧。
反刍思维在情绪表达对失败恐惧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意味着情绪表达能力低会使得个体产生更多的反刍思维,反刍思维程度越高个体所感受到的失败恐惧就越明显,这是影响失败恐惧程度的一个方面。尽管目前没有研究直接探讨情绪表达和反刍思维的关系,但情绪调节策略、情绪智力、抑郁等负性情绪都被证明与反刍思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周济全(2016)通过探究反刍思维下抑郁情绪的调节机制,发现在高反刍思维下,表达抑制策略调节情绪的有效性会降低,而表达性书写训练能够有效降低个体的反刍思维。个体由于情绪表达能力不足,使个体更容易进入一种高水平的反刍思维中,而高反刍思维下更容易联想负面消极的失败结果,对于失败的恐惧和担忧情绪使个体难以真正着手解决问题。
五、教育启示
本研究的结果对于在实践教学中降低学生的失败恐惧,提升学生的情绪表达能力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从认知层面来看,提升学生的情绪表达能力,有利于改善学生应对挫折时的消极情绪认知和体验,减轻对失败结果的担忧和害怕。情绪表达作为一种个体内在情感体验的外在行为表现,其内在产生的情绪是其表达行为的基础,情绪的产生和类型都影响了个体是否会产生表达行为以及个体采取何种情绪表达形式。根据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对学生展开认知评价的引导和训练,唤醒个体对自身情绪的觉察,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反刍思维模式,通过认知再评价的方式改变原有的反刍思维,打破消极情绪、反刍思维和负面结果的恶性循环,寻求事件的其他解释,由此产生积极地情绪体验,促进问题的解决。老师可以通过转移注意、表达性写作、认知再评价等方式改变学生原有认知模式,鼓励学生在面对失败挫折时看到更多可能性,有意识地去探索更多的解决方法,培养成长型思维。
第二,从行为层面来看,提升学生的情绪表达能力,需要通过表达练习掌握外化的情绪表达方式。情绪表达不仅需要内在的认知作为基础,还需要让学生掌握具体可行的方法,已有的一些研究探究了表达性书写、绘画等方式对于情绪表达的干预效果良好。对于高中生来说,其身心急速发展的生理特点决定了内心情绪多变、表达欲望降低、表达方式内敛等特点,因此,结合干预对象的心理特点来选择更加可行的情绪表达训练方式是很有必要的。例如,基于五感的情绪表达训练,让学生通过动手、动眼、动耳、动口、动鼻的方式尝试不同表达形式下的感受,以此为思路设计团体干预课程,开展表达性书写、绘画、音乐治疗、情景剧等课程,为学生提供多种表达方式的训练,突破单一的说话表达这一种方式,让学生能够选择合适自己的方式,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求。
第三,从环境支持来看,家庭、学校、社会应协同创设一个安全、包容的接纳环境,对高中生情绪表达形成良好的协同支持。对于大部分的高中生来说,表达情绪时一方面可能存在不知如何表达的困惑,另一方面存在不敢表达、害怕表达的担忧。因此,创设一个让学生能够放下顾虑,大胆表达的环境,营造温馨、接纳、包容的氛围,鼓励学生尝试体验表达情绪的感受,有助于减少学生面对失败和挑战时的消极认知,增加学生的信心和积极性,从而提升高中生整体的心理健康素质。
参考文献
[1]李桂青,谭光霞.高中生学业压力与学业成绩的关系: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J].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15, 28(1):5.DOI:10.3969/j.issn.1009-2080.2015.01.007.
[2]刘莹. 父母教养方式、亲子沟通与中学生失败恐惧的关系[D].济南大学,2009.
[3]张博.高中生失败恐惧、自尊和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D].河南大学,2009.DOI:10.7666/d.y1484731.
[4]汪玲,孙晓冬.失败恐惧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学业成绩的影响[J].心理学探新, 2009.
[5]郑元华,孙长林,王亚超,等.高中生羞怯与考试焦虑的关系:正念与失败恐惧的多重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2(003):030.
[6]刘海燕李玲玲李淑娜.城乡青少年恐惧内容的比较[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09, 018(002):148-150.
[7]陈庆平,赵丽霞,孙明月,等.高中生反刍思维、惧怕否定评价心理及其对交往焦虑的影响[J].西部素质教育, 2015(3):2.
[8]苏晶. 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我妨碍的关系:失败恐惧的中介作用[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6.
[9]周文洁. (2013).高中生情绪表达性的个体差异研究.中国民康医学, 25, 67-86
[10]周文洁,朱金富.高中生情绪表达与情绪恢复的关系[J].心理研究, 2014, 7(6):5.DOI:CNKI:SUN:OXLY.0.2014-06-013.
[11]郭天满,宫火良,贾会丽,et al.高中生情绪表达态度的结构、特征及其与自杀意念的关系[C]//第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2012.
[12]陈思危.从情绪表达解读高中生心理发展特点[J].好家长, 2016, 000(039):P.15-.
[13]莫刚,王梦婷,李长江.不同人称的书写表达对高中生消极情绪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8(012):026.
[14]来水木, 韩秀, 杨宏飞. 国外反刍思维研究综述[J]. 应用心理学, 2009, 015(001):90-96.
[15]周济全. 反刍思维下抑郁情绪调节机制及表达性书写干预有效性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16]陈庆平,赵丽霞,孙明月,等.高中生反刍思维、惧怕否定评价心理及其对交往焦虑的影响[J].西部素质教育, 2015(3):2.
[17]沈燕.高中生反刍思维,自尊,心理韧性与社交焦虑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D].湖南科技大学[2023-07-16].
[18]李超.高中生反刍思维、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23-07-16].DOI:CNKI:CDMD:2.1013.025326.[2]张靖. 高中生负性压力事件、反刍思维与希望感的关系研究:性别的调节作用[D].哈尔滨师范大学,2022.DOI:10.27064/d.cnki.ghasu.2022.000951.
[19]Schafer,J.O., Naumann, E., Holmes, E. A., Tuschen-Caffier, B., & Samson, A.C. (2017).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Youth: A -Analytic Review.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6(2), 261-276.
[20]张国雯马雪辉陈淑娟.父母教养方式对高中生反刍思维的影响[J].山西青年, 2021, 000(007):153-154.
[21]苗振东,贺宁,柯杰.自我控制对高中生抑郁的影响:学业拖延与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作用[J].[2023-07-16].
[22]沈燕.高中生反刍思维,自尊,心理韧性与社交焦虑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D].湖南科技大学[2023-07-16].
[23]范雯健,耿耀国,刘永芳.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与反刍思维:未来时间洞察力和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效应[C]//第二十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心理学与国民心理健康摘要集.2017.
[24]赵俊华,杨浩.反刍思维的转换功能缺陷及其干预问题[J].心理月刊, 2021,16(2):219-null.DOI:10.19738/j.cnki.psy.2021.02.106.
[25]吴少波,李婷,聂衍刚.青少年自我差异、反刍思维与抑郁的关系[C]//中国心理学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暨第十四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0[2023-07-16].
[26]李超.高中生反刍思维、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23-07-16].DOI:CNKI:CDMD:2.1013.025326.
[27]孙明月.高中生反刍思维对社交焦虑的影响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23-07-16].DOI:CNKI:CDMD:2.1017.276333.
[28]徐旭.高中生完美主义,反刍思维与拖延的关系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6.
[29]张少华,桑标,刘影.青少年情绪表达灵活性问卷的编制[J]. 2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