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侵害对初中生社交退缩的影响：应对效能的中介作用及干预研究

同伴侵害对初中生社交退缩的影响：应对效能的中介作用及干预研究
                     李彪 李燕杏 张艾琳 周洋 王莹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来宾 546199）

基金项目：2023年来宾市哲学社会科学立项课题：“桂中地区青少年社交退缩的影响因素及干预研究”（编号：2023LBZS035）；2023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编号：2023KY1797）。
*通讯作者：王莹（1994—），Email：1287763692@qq.com。

摘 要：为探讨应对效能对社交退缩之间的影响，研究一采用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学生卷)、社交退缩问卷、应对效能问卷对698名初中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初中生同伴侵害、社交退缩、应对效能两两之间均为显著相关；（2）应对效能在同伴侵害与社交退缩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研究二采用干预法对被试应对效能进行7周的干预，结果发现：随着应对效能水平的提升，初中生的社交退缩也显著下降。结论：应对效能是降低受同伴侵害初中生社交退缩行为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同伴侵害；社交退缩；应对效能；初中生
[中图分类号] G444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社交退缩（也称“社会退缩”）是指个体在社会情境中抑制自己参与同伴互动并表现出独处的行为，这类人在公开或陌生情境中容易感到压力[1,2]。由于社交退缩行为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遍性，许多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对其非常关注[3,4]。以往研究也发现青少年的社交退缩行为相较于其他群体更为严重，这与他们不能妥善处理好青少年时期社交和情感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息息相关[2]。而初中生作为青少年中的低龄群体，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相对更低。因此，探究初中生社交退缩的成因与心理治疗方式颇具现实意义。
关于社交退缩的成因，许多研究者认为同伴侵害是其主要原因[5,6,7]。同伴侵害主要是指个体遭受来自同伴的身体、关系、言语等的攻击行为，经常遭受同伴欺负的个体容易表现出更强烈的负性情绪（如焦虑、抑郁）[8,9]和问题行为（如社交退缩、非自杀自伤行为）[5,10]。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同伴关系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并且在同伴关系地位逐渐提升的中学阶段更为关键[11]。此外，杨晓霞等人以纵向追踪数据为基础，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和潜在转变分析，发现受侵害程度越严重的亚类别中的青少年，其社交退缩水平越高[6]。因此，同伴侵害可能正向预测初中生社交退缩。
自我系统信念模型认为，外在的环境不会直接影响个体行为，而是通过认知信念间接影响，即同伴侵害可能通过降低初中生的应对效能感从而影响其社交退缩行为[12]。已有研究虽未直接探讨同伴侵害与应对效能之间的关联，但部分研究业已证实同伴侵害会对个体其它系统信念（如自我效能感、自尊）产生消极影响[13,14]，且应对效能的强弱也决定着人们使用何种应对方式，应对效能低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逃避、退缩等方式应对学习和生活，从而加重其社交退缩行为[15]。因此，应对效能可能是同伴侵害与社交退缩之间的中介变量。
鉴于应对效能对改善个体问题行为的重要作用，应对效能的干预愈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16]。早期的应对效能干预主要使用认知疗法，常以团体心理辅导的形式用于临床实践，后逐渐引申至非病症人群的干预[17,18]。在已有的青少年群体应对效能干预研究中，基于应对效能结构理论依据而进行的团体心理辅导效果相对较好[18]，但这种干预方式对初中生社交退缩是否有效？干预后的社交退缩行为是否会减少？本文将进一步验证。 
综上，本文意在以生态系统理论、自我系统信念模型为基础，探究应对效能在同伴侵害与社交退缩之间的中介作用，并使用应对效能的干预法探究其缓解社交退缩的效果，以期增强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对社交退缩成因和干预方式的了解，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图1 应对效能的中介模型

二、研究一
（一）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的3所中学初中生为被试，由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配合学校心理教师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750份，回收698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93.07%。
（二）研究工具
1.同伴侵害
采用谢家树等人修订的特拉华欺负受害量表（学生卷）中文版测量[19]。该量表共3个维度，分别为身体、言语和社会/关系侵害，每个维度有4个题目。采用6点计分，从1（从来没有）到6（每天都有），得分越高说明所受侵害频率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omega系数为0.91。
2.应对效能
采用童辉杰编制的应对效能问卷，共17道题目，分为胜任力的知觉、认知水平和自信程度三个维度[20]。采用4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4（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应对效能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omega系数为0.93。
3.社交退缩
采用田媛编制的社交退缩自评问卷进行测量[21]，共有16个题目，涉及回避陌生环境、回避公开发言和离群三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社交退缩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omega系数为0.93。
（三）数据处理
使用SPSS22.0及其插件process进行数据分析。
（四）被试
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都是自我报告的量表，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故使用Harman单因子法对所有变量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主成分分析后的首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6.11%，小于公认的40%，说明数据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22]。
2.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结果显示（见表1）：同伴侵害和社交退缩显著正相关，应对效能和同伴侵害、社交退缩均呈显著负相关。

表1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3.应对效能的中介作用
在本研究中，以社交退缩作为因变量，同伴侵害作为自变量，将应对效能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选用process插件中的model 4，然后使用百分位Bootstrap（偏差校正）的方法，抽取5000次检验中介变量的显著性。结果显示（见表2）：同伴侵害显著负向预测应对效能（β=0.12，t=-3.56，p＜0.001）、正向预测社交退缩（β=0.27，t=5.10，p＜0.001）；应对效能显著负向预测社交退缩（β=-0.14，t=-4.73，p＜0.001）。
中介效应量分析结果显示：应对效能的中介作用显著，其中介效应值为0.03，占总效应的10％，置信区间为[0.01，0.06]。

表2中介模型检验
 

三、研究二
（一）被试
在研究一被试自愿报名的基础上选取社交退缩行为较为严重（均分超过3分）的初中生75名，随机分配到实验组（38人）和对照组（37人）。其中实验组男生18人（47.4%），女生20人（52.6%）；对照组男生20人（54.1%），女生17人（45.9%）。
（二）研究工具
1.同伴侵害
同研究一。
2.应对效能
同研究一。
3.社交退缩
同研究一。
（三）研究程序
研究二通过团体心理辅导对被试的应对效能进行干预，并将其作为自变量，以被试的社交退缩分数作为因变量。具体而言，实验组在团体领导者（由心理学研究生担任）的带领下，进行每周1次、持续7周的团体辅导，每次用时60分钟左右；对照组同往常一样上课。2组被试在干预前后均进行测量。
（四）干预方案
根据团体动力学理论[23]和应对效能[20]的理论结构，参照以往应对效能干预的相关研究[18]，对团体辅导方案进行了设计，具体内容见表3。
表3 团体辅导方案
 

（五）团体辅导效果
结果显示（见表4）：首先，实验组和对照组前测时的同伴侵害、应对效能和社交退缩均无显著差异；其次，后测时实验组的应对效能显著高于对照组，社交退缩则显著低于对照组，同伴侵害在两组中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应对效能的干预效果较好，能够有效提升初中生应对效能，减少社交退缩行为。
表4 实验组和对照组各变量差异分析
 

四、讨论
（一）同伴侵害与社交退缩的关系
研究一发现，同伴侵害正向预测初中生社交退缩，再次证实了同伴侵害是导致学生社交退缩的主要原因，这一发现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5,24]。可能的原因是，威胁性的外部环境会触发青少年的自我防御机制以保护自身。因此，对于受害者来说，社交退缩是一种应对欺凌行为的自卫方法[25]。此外，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表明，社交能力差并不会从本质上导致社交恐惧，但社交能力不足的青少年的消极同伴经历会增加其社交焦虑情绪和退缩行为[7]。这一结果提示教育工作者应当着重关注初中生良好同伴关系的建立，因为当同伴接受度高时，他们可能会增加与同伴互动的动机，从而减少退缩行为。
（二）应对效能的中介作用
研究一发现应对效能在同伴侵害与社交退缩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同伴侵害会通过降低初中生应对效能这一系统信念从而增加社交退缩行为，这与自我系统信念模型相符[12]。一方面，同伴侵害能够负向预测应对效能，受到欺凌的个体更容易产生较低的自我评价，导致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减弱，在面对生活和学习中的事件时也没有信心应对，逐渐形成低应对效能[13,14,26]。另一方面，应对效能负向预测社交退缩，这可以用认知评价理论来解释[27]。应对效能低的个体更倾向于评价压力事件为威胁，，倾向于采用退缩、抑制等回避型策略应对，从而诱发消极心理情绪，如焦虑、恐惧或愤怒；而应对效能高的人则会将同样的事件视为挑战，倾向于采用解决冲突、寻求帮助等趋向型策略应对，从而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如急切和兴奋，积极与同伴进行互动[28,29]。因此，培养初中生应对效能对缓解其社交退缩行为有较大帮助。
（三）团体辅导干预
团体心理辅导培养初中生应对效能是一种较好的方式，研究二发现，应对效能的团体辅导效果较好，能够有效增强初中生应对效能，与张琳若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8]。实验组的社交退缩行为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经过与被试的交流后，总结本次团体辅导取得成功的原因为以下几点：第一，团体辅导方案科学。研究二的团体辅导方案基于应对效能的结构进行设计，理论基础较为扎实；第二，团体氛围较好。由于本次进行团体辅导的人数相对较多，虽然在辅导时造成了一些困难，但人数较多的优势在于团体成员更有可能找到与自己有共同语言的人，这有助于团体成员之间的交流，互相提供支持；第三，学生兴趣较高。大部分学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辅导，对团体游戏非常感兴趣，积极配合完成团体辅导的活动。
五、结论与不足
（一）结论
综上，本文通过两个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
首先，同伴侵害能够直接显著预测社交退缩，且还会通过应对效能间接影响社交退缩。
其次，应对效能的干预有助于降低初中生的社交退缩行为。
（二）不足
本文通过两个研究较为深入的探讨了影响初中生社交退缩的因素及干预效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应对初中生社交退缩行为提供一些思考，但仍存一定局限：首先，研究二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研究一作为横断研究的不足，但干预时间仍较短，后续可开展较长时间（半年及以上）的追踪进一步考察干预效果的稳定性和时效性；其次，本文选取的被试均来自广西区内，未来应选取更多不同区域的被试参与研究，增强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参考文献]
[1] Rubin K H, Coplan R J, Bowker J C. Social Withdrawal in Childhood[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9, 60(1): 141-171.
[2] Erath S A, Flanagan K S, Bierman K L. Social Anxiety and Peer Relations in Early Adolescence: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Factors[J].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07, 35(3): 405-416.
[3] Wood K R, Coplan R J, Hipson W E, et al.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Social Withdrawal in Adolescence[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22, 32(1): 372-381.
[4] Lin H, Harrist A W, Lansford J E, et al. Adolescent social withdrawal,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parental knowledge across seven years: A developmental cascade model[J].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20, 81(1): 124–134.
[5] 吴晗, 魏昶, 陆惠诗等. 同伴侵害与青少年抑郁:社会退缩的中介作用与师生关系的调节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1, 37(02): 249-256.
[6] 杨晓霞, 陈亮, 曹衍淼等. 青少年早期同伴侵害的亚类别及其稳定性:个体定向的分析[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0, 36(02): 146-156.
[7] Barzeva S A, Richards J S, Meeus W H J, et al. The social withdrawal and social anxiety feedback loop and the role of peer victimization and acceptance in the pathways[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20, 32(4): 1402-1417.
[8] 许阳, 张卫, 喻承甫等. 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关系:同伴侵害的中介效应与亲子关系的调节效应[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7, 33(04): 457-467.
[9] 吴晗, 魏昶, 陆惠诗等. 同伴侵害与青少年抑郁:社会退缩的中介作用与师生关系的调节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1, 37(02): 249-256.
[10] 朱海, 宋香, 曾练平等. 同伴侵害对易地扶贫搬迁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歧视知觉与体验回避的链式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3, 31(04): 826-830.
[11] 刘杰, 孟会敏. 关于布郎芬布伦纳发展心理学生态系统理论[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17(02): 250-252.
[12] Sandler I. Quality and Ecology of Adversity as Common Mechanisms of Risk and Resilience[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1, 29(1): 19-61.
[13] 陈圆圆, 张卫, 朱键军等. 同伴侵害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6, 32(06): 733-744.
[14] 陈子循, 王晖, 冯映雪等. 同伴侵害对留守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尊和社会支持的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0, 36(05): 605-614.
[15] 王姝君. 初中生同伴侵害应对与病理性网络游戏使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C]//中国心理学会. 第二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 2018: 620-621.
[16] Swanepoel I, Crafford G, Geyer S, et al. A pre-experimental design evaluation of brief harm reduction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coping self-efficacy of carers of people with substance use disorder[J]. Harm Reduction Journal, 2023, 20(1): 76.
[17] Nahlén Bose C, Persson H, Björling G, et al. Evaluation of a Coping Effectiveness Train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European 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Nursing, 2016, 15(7): 537-548.
[18] 张琳若. 高中生应对效能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及干预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
[19] 谢家树, 吕永晓, George G. Bear等.特拉华欺负受害量表(学生卷)中文版信、效度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04): 594-596.
[20] 童辉杰. 应对效能:问卷的编制及理论模型的建构[J]. 心理学报, 2005(03): 413-419.
[21] 田媛. 社交退缩大学生的网络交往[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22] 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06): 942-950.
[23] Winkler H A. From Group Dynamics to Group Psychoanalysis: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of Group Dynamic Understanding[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77, 134(7): 830-a-831.
[24] 苑春永, 邵爱惠, 梁丽婵等.青少年儿童不爱社交、同伴排斥和同伴侵害的交叉滞后分析[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4, 30(01): 16-23.
[25] Ding N, Zhang X.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of Internet Addiction and Social Withdrawa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2, 19(24): 16973.
[26] 林丽玲, 刘俊升, 周颖. 儿童中期同伴侵害与自尊之关系:应对策略的中介效应[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01): 137-140.
[27] Frijda N H. The laws of emotion.[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8, 43(5): 349-358.
[28] 李彪, 陈利涛, 张夏莹等. 自尊对初中生学校适应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1, 36(12): 25-30.
[29] Folkman S, Lazarus R S. If it changes it must be a process: Study of emotion and coping during three stages of a college examina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5, 48(1): 15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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