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杨继龙

（广东开放大学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广东广州 510091）

摘  要：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直接影响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和新型城镇化的实现。自我肯定能有效地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业成绩的提高。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总体水平较高，在性别上差异不明显，在年级、身份及城镇居住时间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查找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家庭要多管齐下，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健康全面发展；学校要多措并举，提升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效能感；社会要多方发力，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支持体系等对策，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方联动、协同教育机制，以期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健康、全面发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0年度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子女学业成绩提升研究——基于自我肯定视角”（GD20CJY10）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杨继龙（1979-），男，湖北荆州人，博士，广东开放大学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测量、评价与管理研究。联系方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下塘西路1号 广东开放大学国开教学部；邮政编码：510091；电话：17602027288；E-mail:jlyang2009@foxmail.com；QQ: 340370410

一、问题的提出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我国新时代的重要发展战略[[1]]。中国社科院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预测，到2030年我国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数量将达到3.5亿。随着农民工进城，其子女教育问题也更加突出。近几年，随着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逐步解决以后, 其“上好学”和“升学难”等问题开始显现出来。研究表明：农民工子女在学习成绩、学习能力、学习期望等方面明显低于流入地城市的学生[[2]]；无论是在小学还是初中农民工子女成绩大都处于班上中等和偏下水平[[3]]。《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子女普通高中升学率仅为34.23％，比当地考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机会平均低23.02%[[4]]。自我肯定是指个体遭遇自我威胁时通过肯定与威胁无关领域中的自我价值来维护自我完整性。最新研究表明自我肯定干预技术可以用来解决因阶层差异所导致的学业成绩差距问题[[5]]。这一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研究成果表明，自我肯定干预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心理干预技术，对学生学业成绩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业成绩的提高，从而获得学业上的成功。基于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在性别、年级、身份及在城镇居住时间等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为提升他们的自我肯定水平提出合理的建议，以期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城市，从而健康成长。

二、研究过程

（一）研究工具

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现状进行调查采用李虹和梅锦荣编制的一般健康问卷 GHQ-20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中的自我肯定量表[[6]]。该量表共九个题目，采用“是”与“否”的计分方法，选“是”得1分，选“否”得0分。在本次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0，其结构效度可靠。该《GHO－自我肯定量表》的理论分数范围是0～9分。分数越高表明被调查对象自我肯定性水平越高。以理论均值4.5分为标准来划分自我肯定性水平的高低，得分高于4.5则被认为有较高水平自我肯定。反之，为低水平自我肯定。

（二）研究样本

结合样本的代表性和可行性，本研究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随机选取一所九年一贯制农民工子弟学校对5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500分，回收有效问卷498份，如表1所示。

表1 农民工随迁子女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三）数据处理

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调查采用SPSS for windows 22.0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总体特征

从表2可看出,如果以理论平均值4.5来划分自我肯定水平的高低，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总体水平在平均值以上。也就是说, 农民工随迁子女报告的自我肯定状况大部分属于较高水平而不是较低水平。进一步按照“0分即自我肯定严重低水平，1-2分即自我肯定低水平，3-4分即自我肯定较低水平，5-6分即自我肯定是较高水平，7-8分即自我肯定高水平，9分即自我肯定最高水平”的标准对自我肯定水平程度进行划分进而检验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的人数百分比，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严重低水平的为0，约有17.07%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处于较低水平及以下，高达82.93%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处于较高水平，如表3所示。

表2 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状况的描述统计

表3 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人数的百分比（N=498）

（二）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性别差异分析

以农民工随迁子女性别为自变量，以其自我肯定整体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中女学生自我肯定水平均值为6.23，农民工随迁男学生自我肯定水平均值为6.14。虽然农民工随迁子女中女学生自我肯定水平高于男学生自我肯定水平，但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在性别间的差异不显著，F=0.334（P＞0.05），见表4。

表4 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在性别上的差异

（三）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年级差异分析

以农民工随迁子女年级为自变量，以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整体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在年级上存在差异，其就读年级越高，自我肯定水平越低。小学1-3年级学生自我肯定水平均值为6.78分，小学4-6年级学生自我肯定水平均值为6.55分，初中7-9年级自我肯定水平4.80分，呈现出年级下降趋势，见表5所示。

表5 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在年级上的差异

（三）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身份差异分析

身份主要指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包括班干部和学校学生会干部。以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否为学生干部为自变量，以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整体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担任学生干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均值为6.45分，未担任学生干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均值为6.13分。也就是说，担任学生干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要高于未担任学生干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肯定水平，见表6所示。

表6 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在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上的差异

（三）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城镇居住时间差异分析

以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镇居住时间为自变量，以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整体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城镇居住时间在1年及以下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其自我肯定水平均值为6.54，在城镇居住时间在2-3年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其自我肯定水平均值为6.69，在城镇居住时间在3年以上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其自我肯定水平均值为6.08。也就是说，在城镇居住时间在2-3年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最高，见表7所示。

表7 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在城镇居住时长上的差异

自我肯定理论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自我肯定的个体在面对威胁信息时选择的不是逃避威胁的倾向，而是直接应付的倾向[[7]]。总体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较高。在性别维度，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差异性不显著；在就读年级、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以及在城镇居住的时长维度上，其自我肯定水平存在较大显著差异。

四、讨论与建议

（一）讨论

自我肯定对自我威胁信息的处理以及群体威胁信息的处理有着重要的作用，即有着重要的自我肯定效应与群体肯定效应，可减少或者降低不利于自身发展的防御反应[[8]]。根据调查结果可知，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总体较高，超过八成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处于较高水平，其自我肯定状况良好。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可能经常得到周围人们不适当的肯定评价；二是他们确实具有某些能力。在看到积极一面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即约有17.07%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处于较低及以下水平。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数量将达到3.5亿。据此推算，这将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因此，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1.不同性别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分析

通过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性别这一变量分析发现，虽然农民工随迁子女中女学生自我肯定水平高于男学生自我肯定水平，但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在性别间的差异不显著。这与Janet Shibley Hyde的研究结果一致[[9]]，即顺性别的男性和女性在任何性格特征上都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在具体调查项目如“是不是容易同人相处”不同性别角色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肯定水平差异性较大，这或许是因为女生与男生相比社会性较强，更容易与群体积极融洽相处[[10]]，而在“最近是否忙碌及充分利用时间”“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很多事情上都能帮手或提供一些意见”等调查项上不同性别角色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差异并不明显。这与Petri·J·Kajonius和John Johnson的研究结果一致，即男性和女性参与者在广泛的特征上差异不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更具体的层面上有差异明显[[11]]。

2.不同年级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在年级上存在差异，其就读年级越高，自我肯定水平越低。这或许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业成绩相关。因为频繁的转学使农民工随迁子女一直处于对新环境的调适中,对学习成绩和与同学交往的影响较大。一位河南籍学生家长谈到，他大女儿原来成绩不错，但因居住地和工作单位的不断变动,转了三次学，成绩越转越差。加之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辅导缺失以及教材变动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子女学业成绩。总体而言，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业成绩呈现下降趋势，两级分化严重。不断下滑的学业成绩导致他们自尊受损，自信心不足，从而不敢独立思考，提出问题，挑战权威，坚持自己的想法。提出问题、挑战权威是自我肯定的表现，独立思考并坚持自己的想法是自我肯定的基础[[12]]。再者，低年级学生自我评价存在片面性和表面性，他们在评价时可能存在虚高。中、高年级的学生评价全面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能进行较为全面真实地评价。

3.不同身份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分析

从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否担任班干部这一变量进行分析发现，担任学生干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要高于未担任学生干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肯定水平。这可能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效能感有关。研究发现，学生干部的自我效能感要显著高于普通学生[[13]]。自我效能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本，具体表现为友善、乐观、宽容、信心、自尊、乐于助人等积极人格特征[[14]]，其引发的是自我肯定等正性情感体验,对个体的生活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15]]。学生干部作为教师和学生信任的“领导者”,他们乐观自信，为人友善，乐于奉献，善于协调好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各种关系，在学生中起到引导和模范带头作用，在学业上的表现往往较普通学生要好，他们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和方法更有自信，其班干部的身份也使他们不断暗示自己要在学习方面起带头表率作用。相反，普通学生成绩本来就较差，又得不到老师与班干部同等数量与质量的重视程度，学业自我效能感自然要低。

4.不同城镇居住时长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分析

以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镇居住年限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城镇居住时间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其自我肯定水平存在差异。在城镇居住时间在2-3年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最高，也就是说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在前3年呈上升趋势，其后开始下降。这一调查分析结果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随着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增长，农民工随迁子女各方面的满意度也逐步提高。这可能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适应性有关。农民工随迁子女刚来到城市就读，面对新的环境，一切都充满了激情和新鲜感,觉得自己摆脱了落后的农村,来到现代化都市，心中难免会感到一丝自豪！这时候他们往往会全力对待自己的学业，积极应对面临的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激情和新鲜感渐渐消退，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问题浮出水面，他们发现以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拥有实现这些愿望的社会条件和家庭基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给他们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压力：他们背负着父母的期望,但又挣扎在城市生活的边缘；他们渴望自己能够拥有理想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以图将来有好的前途，但是现实的学习压力和生活环境又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无疑给他们在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使他们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其自我肯定水平出现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建议

自我肯定是一种内在的素质，是将自我与更多可能性联系起来的方式和渠道，帮助人成为真正的自己，实现自身的潜能。罗洛·梅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无法实现自身的潜能，并不是因为潜能受到禁锢，而是因为缺乏自我肯定的勇气，由于害怕被孤立而去顺从他人，从而失去未来的各种可能性[[16]]。自我肯定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心理干预策略和可以培养、训练的自我心理建构、心理调适能力，引导、帮助农民工随迁子女乃至所有的学生逐步具备这样的基本技能是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责任。

1.家庭层面：多管齐下，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健康全面发展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教师，在孩子的性别角色社会化中起着重要作用[[17]]。父母的性别意识对孩子的成长起到了润物无声的作用。尽管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是不是容易同人相处”的具体层面上也有明显差异。因此，在子女成长阶段，父母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不同的性别群体的行为，鼓励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大胆与人交往，积极融入到群体。这样“男性不太愿意与群体积极融洽相处”的性别刻板印象得到加强的可能性就会自然而然地减少。同时，家长要转变教育理念,从单纯追求升学率转向追求全体学生的全面健康、全面发展上来。针对子女自我肯定在年级上存在差异，其就读年级越高，自我肯定水平越低的问题，家长要努力转变对孩子的教育沟通方式，经常应该全面了解他们心理、身体、学习等方面的综合情况，让他们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尤其是在学业中后期阶段，家长要不断鼓励他们不畏困难，持续努力，勇攀高峰。家长要经常与学校教师保持经常联系，全面深入地关心孩子在校的学习生活及各种表现，并向班主任请教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最后，家长要积极持续不断地自我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掌握自我肯定技巧，帮助孩子提升自我肯定能力水平。

2.学校层面：多措并举，提升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效能感

从学校层面而言，要加强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与管理，采取多种措施，提升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效能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从而提升他们自我肯定水平。由于父母在家庭结构空间上的缺位以及对子女有效管教的不足，原来由家庭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也转嫁给了学校[[18]]。因此，学校承担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双重责任[[19]]。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要进一步确立先进的教育理念，从单纯追求升学率转向追求全体学生的全面健康、全面发展上来。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随就读年级升高而下降的问题。学校要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和辅导，定期聘请有关专家为他们讲授相关知识。通过老师与他们的对话，帮助农民工随迁子女坦然面对成长的烦恼。对遭遇挫折或困难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及时给予心理抚慰，特别是要帮助他们克服自卑、焦虑、孤僻、胆怯、冷淡等心理问题。针对未担任学生干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肯定水平低于担任学生干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要高于问题。学校要解放思想，采取积极措施，多途径产生学生干部，不搞“终身制”，实行“轮流执政”，视学段或班级情况不同，灵活安排，或为一学期，或为一学年，充分调动学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积极性，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到锻炼和发展[[20]]，从而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提升。

3.社会层面：多方发力，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支持体系

农民工随迁子女来到城市学习后，他们感恩父母发奋努力学习，积极应对学习与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压力越来越大，困难和问题越来越多，理想与现实矛盾给他们心理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使他们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导致其后期自我肯定水平下降。因此，迫切需要多方发力，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支持体系，持续提升他们适应性[[21]]。可以尝试从以下方面做出具体努力：一是发挥公共舆论作用，推动进一步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政策，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上升通道；二是发挥新闻媒介作用,加强彼此了解，消除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的刻板印象；三是加强官方社团组织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保障支持，工会、共青团、少先队等要扩大其在农民工随迁子女群体中的影响，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提供公民教育、艺术教育、课外辅导等服务，运用电影、游戏、音乐、故事、阅读、志愿者活动等间接手段进行价值熏陶，加强农民工随迁子女思想道德建设，强化他们行为规范的养成；四是建立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社区支持系统，调动和运用社区资源，发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互助，建立互助与自助相结合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社会支持体系。总之，通过多方发力，应该尽快创造条件以改善农民工随迁子女成长环境，完善社会支持体系，提高他们的适应性，提升他们自我肯定水平，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健康的心理。否则,他们很容易出现心理和行为上的偏差，甚至会对社会产生对抗情绪，不利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成长发展。

五、结 语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出现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结果, 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特有的政治历史传统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等决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长期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多方发力，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方联结、协同教育机制，进一步提升农民工随迁子女自我肯定水平，促进他们健康、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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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elf-Affirm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Migrant Children 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YANG Ji-long

(Guangdong Open University Guangdong Polytechnic Vocational Institute Guangdong Guangzhou 510091)

Abstract: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s a social problem,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Self-affirmation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elf-affirm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migrant children foun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self-affirm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migrant children was high, with in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rade, status and length of residence in urban areas. On the basis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auses, it is proposed that families should take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their families; schools should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self-efficacy of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the society should make efforts to improve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their families, so as to form a tripartite, collaborative and coope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of "school-family-socie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their familie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healthy,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of migrant laborers.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Migrant Children with Migrant Workers; Self-affi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