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凌视角下家庭教养方式对初中生校园欺凌的影响：同伴关系的 中介作用——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

             欺凌视角下家庭教养方式对初中生校园欺凌的影响：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
                                                                        张云霞   骆学锋
                                                  （洛阳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河南 洛阳 471934）＊
   摘  要：为探讨欺凌视角下家庭教养方式、同伴关系对校园欺凌的影响机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2015追访数据，对9449名初中生进行了追访调查。结果发现：男生比女生容易欺凌他人，寄宿比非寄宿易发起欺凌行为，学习成绩越差欺凌行为报告率越高；专制型、宽容型、忽视型教养方式对初中生校园欺凌影响显著，能够正向预测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同伴关系越疏离越容易发起欺凌行为；同伴关系在专制型、忽视型、宽容型家庭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为10.41%、13.91%、7.09%。继而提出提高父母教育素养、引导学生发展良好友谊等方法，构筑防范校园欺凌的安全屏障。
  关键词：家庭教养方式；同伴关系；校园欺凌；初中生；中介效应
一、问题提出
   随着校园欺凌事件的频繁发生，校园欺凌已经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重点议题。校园欺凌指的是以校园为背景，一方（学生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给另一方造成的生理或心理伤害的攻击性行为，涉事双方存在着力量的不平衡[1]。研究证实校园欺凌不仅会影响学业成就[2]，而且会严重影响中小学生人格发展和正常社会化进程[3]，甚至会影响心理健康，诱发抑郁等心理问题[4]，这些严重的负面影响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
    梳理已有的研究发现，从研究主体来看，校园欺凌主要围绕“被欺凌者”、“欺凌者”、“旁观者”三个视角。目前大多数的研究主要基于“受欺凌者”、“旁观者”视角探讨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围绕“欺凌者”视角的研究相对最少。现实中“欺凌者”作为欺凌事件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直接影响了欺凌的进程和结果。因此厘清“欺凌者”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至关重要，能够从源头切入，进行精准的防治和干预，切实降低校园欺凌发生的概率。
    国内外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人、家庭、学校是校园欺凌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个人层面，男孩实施欺凌的频率显著高于女生；寄宿生发起欺凌的频率显著高于非寄宿生[5]；与家庭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相比，家庭经济较低的学生更可能发生欺凌他人的行为[6]。同时青少年欺凌他人的行为存在年龄差异，11-13岁发生频率最高[7]。
    在家庭层面，家庭教养方式、亲子关系尤为重要。有研究表明，专制型家庭教养方式下儿童更容易成为被欺凌者，忽视型、宽容型教养方式更容易成为欺凌者[8]；阿布迪拉曼等人研究证实宽容的教养方式与欺凌者有关[9]；莫西诺等人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专制型教养方式风格是实施欺凌的一个风险因素，而权威型教养方式和积极的亲子关系减少了欺负他人的可能性[10]。此外，米娜·莫赫针对伊朗青少年中欺凌者、受害者、旁观者家庭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与校园欺凌受害者、旁观者相比，欺凌者反而母亲和父亲关爱水平更低，控制水平最高，给予他们更少的自主权，更多的过度保护[11]。因此，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良好的亲子关系是校园欺凌的保护因素，专制型、宽容型、忽视型等消极教养方式是校园欺凌的风险因素，会提高实施欺凌的概率。
    最后，学校作为初中生重要的生活场域，也是影响校园欺凌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学校疏离感和学业压力可能是诱发青少年实施欺凌的潜在因素[12]。其中同伴关系是学校层面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有研究发现在学校环境中，不良的人际关系是校园欺凌问题的主要来源，消极的同伴关系和缺乏同伴支持是欺凌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13]。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证实父母和同伴关系可能会共同影响学校的适应[14]。研究证实父母温暖、鼓励的教养方式，能够促进孩子共情能力的发展，有利于培养解决社会问题的技能，有助于同伴友谊的发展[15]，而消极的教养方式则会降低儿童的同伴交往能力，阻碍共情能力的发展，进而影响人际关系，诱发攻击性行为[16]。进一步研究发现，同伴信任在家庭教养方式和社会适应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当父母以理解和民主的方式抚养孩子时，会给孩子充分的情感温暖、理解和鼓励，促使孩子容易形成亲社会行为，并且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较好的应对冲突和压力，降低了欺凌他人的概率。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从家庭教养方式、同伴关系两个方面分别探讨了其对校园欺凌的影响，然而少有研究指出家庭教养方式如何影响校园欺凌，厘清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找出内在影响路径对校园欺凌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研究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初二学生追访数据，从欺凌者视角出发，探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家庭教养方式、同伴关系对校园欺凌的影响；第二，运用Bootstrap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探索家庭教养方式、同伴关系、校园欺凌之间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校园欺凌的精准防治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性启示。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项目，CEPS以2014年为基线，采用多阶段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方法，对初中阶段学生群体及其家长等开展全国性、连续性调查，其数据可以较为全面反映初中生的发展与成长。其中2014-2015学年第二期追踪调查数据是对第一期（2013-2014学年）样本中七年级个案进行的追踪调查，成功追访到9449名学生。经过数据清理，删除变量缺失的个案，删除不符合逻辑的个案，最终进入分析样本量为7510人，其中欺凌过他人的初中生735人，占总样本数的9.8%。
2.研究方法
（1）校园欺凌
    校园欺凌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借鉴杨硕的处理方法，选择CEPS问卷中“过去一年，你有没有欺负弱小同学行为”，将从不赋值为0，表示无欺凌行为；偶尔、有时、经常总是赋值为1，表示有欺凌行为[5]。
（2）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教养方式为本研究的自变量，处理方法借鉴黄超老师的做法[17]，分类和国外分类完全一致。通过对CEPS2015家长问卷中涉及“要求”和“沟通”这两个教养维度的10个问题进行测量，通过R语言统计软件进行潜在类别变量分析[17]，根据拟合优度判断最佳的划分数量，最终得出专制型、忽视型、宽容型、权威型四个维度，限于文章篇幅，不再详细呈现具体结果。
（3）同伴关系
    同伴关系借鉴钱佳老师的做法[18]，通过对CEPS学生问卷中“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我所在的班级班风良好”、“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活动”、“我对学校的人感到亲近”、“我有几个最好朋友”五个题项进行测量，删掉缺失值，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一个新的连续变量，通过0-1标准化后生成取值范围为0-100的同伴关系变量，分数越高代表同伴关系越融洽，分数越低代表同伴关系越疏离。
（4）控制变量
    为得到家庭教养方式和同伴关系对校园欺凌更准确的影响结果，本研究将初中生性别、寄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习成绩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在个人层面，本研究采用性别（男生=1，女生=0）、寄宿（1=是，0=否）、学习成绩等多个变量；在家庭层面，在参考已有文献做法基础上，将CEPS父母的职业地位得分、受教育年限、自评家庭经济地位以及党员身份等变量生成一个新的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17]。
三、研究结果
1.家庭教养方式对校园欺凌的影响
                        表1 家庭教养方式、同伴关系对初中生校园欺凌影响的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
     

     由表1可知，模型1只加入了控制变量，能够解释校园欺凌的7.51%，并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显示，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发生校园欺凌行为（=1.1522，p<0.01），寄宿比非寄宿欺凌行为报告率更高（=0.447，p<0.01），学习成绩越差学生越容易欺凌他人（=-0.0143，p<0.01），家庭经济地位对校园欺凌影响并没有统计学差异。
   模型2在模型1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纳入家庭教养方式核心自变量，解释力为7.9%，统计学意义显著。结果显示：与权威型家庭教养方式作为参照，专制型（=0.498，p<0.01）、宽容型（=0.482，p<0.01）、忽视型教养方式（=0.618，p<0.01）对初中生校园欺凌影响显著，在控制其它变量基础上，专制型、宽容型、忽视型的家庭教养方式正向预测校园欺凌行为发生，也就是说消极教养方式下校园欺凌发生率更高。
2.同伴关系对校园欺凌的影响
    模型3在模型1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纳入同伴关系，解释力为8.1%，统计学意义显著。结果显示：同伴关系越疏离越容易发生欺凌他人的行为，同伴关系越融洽越不容易欺凌他人（=-0.0103，p<0.01）。
3.家庭教养方式、同伴关系对校园欺凌的影响
    模型4在模型1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家庭教养方式、同伴关系变量得到的全模型，与分模型相比，专制型、宽容型、忽视型家庭教养方式、同伴关系对初中生校园欺凌影响依然显著，解释力为8.4%，并具有统计学意义。从R2可以看出，模型4对初中生校园欺凌的解释力最佳。具体来说，专制型、宽容型、忽视型教养方式正向显著预测校园欺凌的发生，也就是说与权威型教养方式相比，专制型、宽容型、忽视型教养方式更容易发起欺凌他人的行为；同伴关系负向显著预测校园欺凌的发生，同伴关系越融洽越不容易发生欺凌他人的行为。与此同时，在加入同伴关系后，家庭教养方式系数逐步变小，说明家庭教养方式的直接影响被降低了，同伴关系可能是影响校园欺凌的有效中介路径。
4.同伴关系在家庭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同伴关系在家庭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之间的中介机制，在因变量为分类变量，核心自变量为大于2分类变量，采用(Breen, Karlson, & Holm, 2013)方法[19],将家庭教养方式作为自变量，同伴关系作为中介变量，校园欺凌作为结果变量，影响系数显著的性别、成绩、是否寄宿作为控制变量，运用Bootstrap进行中介效应结果进行检验。
                                    表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如表2所示，专制型、宽容型、忽视型间接效应置信区间都不包括0，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图显示（见图1），同伴关系在专制型、忽视型、宽容型家庭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之间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一方面专制型、忽视型、宽容型家庭教养方式直接影响校园欺凌，另一方面通过同伴关系影响校园欺凌，中介效应分别为10.41%、13.91%、7.09%。这提示我们在进行校园欺凌预防时，可以从家庭教养方式、同伴关系入手，提出具体的干预策略。
      

                                                                      图1  同伴关系中介效应检验
四、结论与建议
1.男生、寄宿、消极教养方式更可能发起欺凌行为
    本研究发现欺凌他人行为的检出率为9.8%，略低于郝义彬等人[6]12.5%的报道，产生这一结果主要原因源于样本群体不同。本研究采用多阶段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方法，选择全国性抽样样本，而郝义彬等人选取10581名来自河南新乡市、安阳市、南阳市的中小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全国样本代表性较高，可能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不同地域间校园欺凌的差异；同时该研究通过青少年自我报告在过去１年里，对是否欺负弱小同学进行回忆，可能存在一定的结果偏差和回忆偏倚，造成对校园欺凌发生概率较低的估计。
    此外，研究表明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发起欺凌他人行为，寄宿比非寄宿欺凌他人行为报告率更高，与学习成绩好相比，学习成绩越差学生欺凌他人概率更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类似[6],但是与以往研究[6]不同的是，本研究未发现家庭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欺凌他人行为检出率更高。产生差异原因一方面在于家庭经济地位指标测量不同，以往研究主要通过经济指标来衡量，将其分为贫困、一般、较好、富裕等层次；本研究家庭经济地位由教育水平、父母最高职业地位等数据合成；另一方面可能是家庭经济地位并不必然导致校园欺凌风险的增加，也不是单纯起到主要的作用，可能与家庭经济地位等“背景性”环境因素相比，可能过程性元素，如父母的教育参与、科学的教养方式等才是影响校园欺凌的关键因素。
    同时，相比于权威型家庭教养方式，专制型、宽容型、忽视型的家庭教养方式更可能发生校园欺凌行为，这一结果和已有的研究结论类似[8]。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个体成长环境具有示范和传递效应，如权威型家庭教养方式下的青少年，在家庭中被关怀、温暖和鼓励，又有一定规则和要求，家庭为其提供了一个社会观察的视角，其同理心和亲社会行为能够较好被发展，有效的降低了校园欺凌的风险[20],其它三种教养方式，如专制型父母过于强硬、控制，缺乏爱和回应；宽容型过于溺爱、纵容，缺乏规则和要求；忽视型不管不问，缺乏回应和支持，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青少年，不仅会模仿不当的行为，还可能会产生心理冷漠、自信心下降、退缩性行为等问题，这反过来会增加其校园欺凌的风险[21][22]。所以，尽管校园欺凌大多发生在学校场域，但是不容置疑家长在校园欺凌精准防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校园欺凌的防治要下沉到家庭中，通过转变消极的家庭教养方式，树立科学的教养观，提高孩子安全感和自主感，降低校园欺凌风险的发生。
2.同伴关系在家庭教养方式与校园欺凌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同伴关系疏离更容易发起校园欺凌行为；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23]。社会支持理论相关观点认为，社会支持是包围在个体周围，来自社会各方面支持性行为所构成的人际交往系统，其中同伴关系是社会支持主要的指标之一，融洽的同伴关系有助于提供强大的人际支持[24]；此外，依恋理论认为，融洽的同伴关系帮助青少年获得自信感和安全感，建立对外界的信任，开放主动的态度帮助他们提高人际交往的技能，从而降低校园欺凌的风险[24]。也就是说同伴关系作为青少年重要的社交环境，良好的、高质量的同伴关系能够满足初中生归属和爱的需要，为他们提供强大的人际支持、共情能力、一定情感依恋，可能会防止同伴的挑衅，这反过来会减少对同伴的攻击性互动，并停止同伴欺凌，从而阻止潜在的欺凌者；不良的、低质量的同伴关系则会增加攻击性互动的可能，从而提高了校园欺凌的风险。如孙子健等人认为良好的同伴关系给青少年提供了交流和学习机会，在抑制欺凌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5]，而不良的同伴关系可能会激化矛盾，提高校园欺凌的风险。
    此外，与权威型家庭教养方式相比，专制型、宽容型、忽视型家庭教养方式不仅直接影响校园欺凌的发生，还通过中介变量同伴关系影响校园欺凌的发生，这说明高质量的同伴关系在校园欺凌的防治中发挥了有效的缓冲作用，可能会缓冲不太理想的父母养育方式对消极行为的影响，这一发现与已有研究类似[14]，如Wang等人认为同伴关系在父母教养方式和学校压力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可能解释为家庭和学校作为青少年社会化重要的场域，随着青春期的来临，朋友之间的影响开始逐步超过父母成为主要的支持来源。积极的教养方式可能为同伴关系的处理提供了正确的路径，不仅给予更多的学习和练习社交技能机会，也能在互动过程之中产生同理心，用亲社会方法处理冲突，减少了校园欺凌发生概率；而消极教养方式可能会导致孩子缺乏一定关爱和支持，甚至可能会模仿从父母那里学到的攻击性反应，这可能会转化为欺凌。但是如果孩子和同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融洽的同伴关系作为一项积极的社会技能，可以帮助他从亲社会的角度来处理冲突，依靠同龄人提供的支持和社会互动更积极的解决问题[14]，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消极教养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
3.研究建议
（1）提高父母教育素养
    本研究证实了消极教养方式下的学生容易发起欺凌行为，因此提高父母教育素养，转变教育方式尤为重要。一方面父母应勇于承担教育责任，给予孩子充分的关爱与支持。初中生正处于“疾风暴雨”期，随着身体和心理的聚变，特别渴望重要他人的理解和支持，来自父母精神层面的关爱与支持，会让亲子关系更加的和谐，也能让孩子体会到父母浓浓的爱意，滋生抵御校园欺凌的勇气和力量，有效规避校园欺凌的发生或恶化。另一方面，父母要改变传统消极的教养方式，采用权威型的教养方式，运用正面管教的理念科学育人，既给予孩子爱和支持，又有一定的规则，帮助孩子习得必要的社交技能；同时父母应多关注孩子心理动态，留意孩子的表现，提升观察欺凌的能力，及时发现苗头，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2）引导青少年发展良好友谊
    融洽同伴关系是防范校园欺凌的保护性因素，因此要关注同伴在校园欺凌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首先，一方面，学校应开设心理辅导专题课程，通过校园欺凌、人际关系、自我认识等主题辅导，帮助青少年了解校园欺凌的相关知识及处理方法。同时更好的认识自己，认识他人，提高人际交往的能力，发展良好的友谊；另一方面，对卷入校园欺凌事件中“欺凌者—被欺凌者—旁观者”，均给予专业的引领和指导，降低下次行为失范的可能性，壮大反欺凌力量。此外，学校应了解和追踪风险群体家庭教养环境，引导父母采用科学教养方式，帮助孩子较好发展出良好的人际关系，减少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其次，作为家长应尽可能和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不定期和孩子交流生活中的困惑与烦恼，教给孩子为人处世的技巧，学会同理、共情，和他人建构良好的关系。最后，社区应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构建合作交流的平台，为青少年同伴交流、同辈互助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机会，进而提高青少年亲社会的能力。通过社区、学校、家庭多方努力，构筑防范校园欺凌的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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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电话：15036373280；邮箱：839628680@qq.com 。
通讯地址：河南省洛阳市伊滨区玉泉街9号月明湾小区
作者简介： 张云霞，1977-，河南三门峡人，洛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411224197705145623。
        骆学锋，1978—，河南三门峡人，洛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体育教育、体育训练研究，411224197806138115。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