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抑郁症状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情况的差异分析研究

不同抑郁症状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情况的差异分析研究[1]

[摘要] 为了考察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高中生日常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差异，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和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问卷测量了785名高中生的抑郁症状及其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结果发现：高中生抑郁症状越多，更多采用认知沉浸、表达宣泄和表达抑制三种策略。当调节积极情绪时，高中生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越多的认知沉浸和表达抑制策略；当调节消极情绪时，高中生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越多的认知重评、认知沉浸、表达宣泄和表达抑制策略。相比无抑郁和抑郁高中生，阈下抑郁高中生的情绪调节策略具有一定的识别和干预价值。可资于情绪调节相关研究的循证，以情绪调节策略为突破点和切入点，有的放矢地对高中生抑郁问题进行精准干预，为完善学校心理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高中生；情绪调节；抑郁；阈下抑郁

一、问题提出

依据《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作为一种常见的、具有弥散性的情绪调节障碍，抑郁症以心境低落和快感缺失为核心症状，以自我苛责、无价值感、精力不足、体重异常增减、失眠或嗜睡等为附加症状[1]。2020 年9 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要求各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近期研究更加关注阈下抑郁（Sub-threshold depression）相关研究，阈下抑郁是指具有一定抑郁症状但不满足重性抑郁障碍诊断标准的一种状态。相比无抑郁症状，阈下抑郁发展为抑郁症的可能性为无抑郁的1.75倍[2]。

高中生正处于智力、自我同一性和人格社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自我意识、情绪调控、人际关系、学习生活、成人成才、社会适应等方面极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和心理行为问题。此外，新冠疫情作为一种重大的压力性生活事件，把中小学心理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上，隔离、封锁等疫情防控措施引发了严重的抑郁、焦虑等问题。考虑到高中生正处于抑郁症首次出现且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因此有必要从抑郁发展的连续性角度出发，同时考察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高中生三类群体，加深对抑郁发生发展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也为精准识别和有效干预抑郁早期症状提供证据。

情绪情感是生命的自然属性，是心理健康的重要预测指标。情绪调节是指个体为了达成情绪调节目标而使用情绪调节策略来调控自身的情绪体验、生理反应和行为表现[3]。随着认知功能的逐步增强，高中生能够掌握更加复杂的情绪调节策略，但是面对诸多内部（如激素水平的变化、持续的大脑发育、自主性渴求）和外部（如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疫情压力）等情绪刺激，高中生更容易患上抑郁症。以往研究发现，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与各类内化症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青少年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认知重评等策略越少，使用认知沉浸和表达抑制等策略越多[4]。桑标等人以初中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初中生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认知重评等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越少，使用认知沉浸和表达抑制等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越多，但具体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如表达抑制会受情绪效价（对情绪属性的评估，即面对刺激时产生的情绪是愉悦还是不愉悦）的影响[5]。

少年强则国强，高中生的抑郁问题不仅关乎其个人积极发展，更影响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一旦高中生的抑郁问题不能得到及时预防、筛查和干预、矫正，很可能为成年后罹患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埋下伏笔，破解高中生的抑郁困境应属当务之急、时代亟需。本研究以高中生为样本，考察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高中生日常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差异，假设（1）高中生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认知重评越少，而使用认知沉浸、表达抑制和表达宣泄越多；（2）情绪效价可能会影响不同抑郁症状高中生对具体策略的使用。可资于情绪调节相关研究的循证，以情绪调节策略为突破点和切入点，有的放矢地对高中生抑郁问题进行精准干预，为完善学校心理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被试

2022年9月新学期开学，采取方便取样法，从山东省济南市某高中抽取高一、高二和高三共28个班级，进行团体施测。经回收整理得到有效问卷785份，有效率为94.75%。其中男生387人（49.3%），女生398人（50.7%）；高一222人（28.3%），高二289人（36.8%），高三274人（34.9%）；独生子女285人（36.3%），非独生子女500人（63.7%），平均年龄16.07±2.40。

（二）研究工具

1.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用于评定个体最近一周的抑郁水平[6]。问卷共 20 个项目，采用Likert 4点评分，0代表“偶尔或无”，1代表“有时”，2 代表“时常或一半时间”，3 代表“多数时间或者持续”。其中题目 4、8、12、16 实行反向计分。问卷总分为各项目分之和，总分越大，表明个体的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为 0.93，采用最新研究所建议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的划分，将 CES-D 总分＜ 24 分的高中生筛选为无抑郁组，将 24 分 ≤CES-D总分＜ 29 分的高中生筛选为阈下抑郁组，将 CES-D总分 ≥29 分的高中生筛选为抑郁组。严格来说，本研究筛选出的阈下抑郁高中生更多是指亚临床轻微抑郁青少年，筛选出的抑郁高中生更多指非临床抑郁青少年。

2.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问卷

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问卷（ADERQ）用于测量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认知重评、认知沉浸、表达抑制和表达宣泄的频次[7]。认知重评是指个体重新赋予情绪刺激一个不同以往的意义，改变对已经发生的情绪事件的理解和认识，使自己能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去理解那些带来愤怒、厌恶、焦虑等负性情绪的事件；认知沉浸是指个体反复思考情绪本身以及情绪产生的原因和可能带来的后果；表达抑制是指个体在外在行为上隐藏自己内在的情绪体验；表达宣泄是指个体在外在行为上表露自己内在的情绪体验。问卷共 35 个项目，采用 Likert 5 点评分，从 1（完全不符合）到 5（完全符合），所有项目均为正向计分。问卷分为积极情绪调节和消极情绪调节两个分问卷，都包括认知重评、认知沉浸、表达抑制和表达宣泄四个维度。问卷和各维度得分为相应题目的均值，得分越大，表明个体使用该策略越多。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为 0.855，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介于 0.75~0.90。

（三）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主试由每个班班主任和一名任课教师担任。施测前对所有主试进行集中培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施测前已经征得学校领导、班主任以及学生本人的知情同意。主试统一介绍指导语，并强调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答，答案没有对错之分。研究采用SPSS26.0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自陈式问卷调查方式以及主试、施测环境等各方面原因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一方面通过匿名、设计反向题目、施测程序严格等方式保证研究严谨性，另一方面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问卷所有的55个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结果发现，首个因子在未旋转情况下解释率为 11.64%，明显低于临界值40%的判断标准，说明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

（二）不同抑郁症状高中生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将CES-D总分＜24分的高中生被筛选为无抑郁组，共625人，占样本总数79.62%；24分≤CES-D＜29分的高中生筛选为阈下抑郁组，共78人，占样本总数9.93%；CES-D总分≥29分的高中生被筛选为抑郁组，共82人，占样本总数10.45%。

表1 高中生抑郁症状描述

为了考察性别对高中生抑郁症状的影响，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组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χ2（2）= 5.02，p=0.08 >0 .05））。

为了考察年级对高中生抑郁症状的影响，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组在年级上无显著差异（（χ2（4）=3.66，p=0.45 >0 .05））。

为了考察是否独生子女对高中生抑郁症状的影响，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组在是否独生子女上无显著差异（（χ2（2）= 2.59，p=0.27 >0 .05））。

为了考察是否独生子女对高中生抑郁症状的影响，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组在是否独生子女上无显著差异（（χ2（6）= 9.82，p=0.13 >0 .05））。

（三）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情况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为了考察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的性别差异，进行多因素设计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只有在宣泄消极情绪时，男女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0＜0.05），男生显著高于女生，性别在其余维度上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为了考察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的年级差异，进行多因素设计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积极情绪的表达抑制上，高一和高二年级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3＜0.05），高一年级显著高于高二年级，年级在其余维度上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为了考察是否独生子女在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差异，进行多因素设计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积极情绪的认知沉浸维度上，是否独生子女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0＜0.05），独生子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积极情绪的表达宣泄上，是否独生子女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46＜0.05），独生子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积极情绪的表达抑制上，是否独生子女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22＜0.05），独生子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消极情绪调节的各维度上无显著性差异。

（四）不同抑郁症状高中生调节积极—消极情绪时策略使用的差异

为了考察情绪效价对无抑郁组、阈下抑郁组和抑郁组日常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情况的影响，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被试间变量为抑郁症状类型（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症状），被试内变量为情绪效价（积极情绪调节和消极情绪调节）和情绪调节策略类型（认知重评、认知沉浸、表达宣泄和表达抑制）。结果发现，抑郁症状类型（F（2，782）=28.18，P=0.000＜0.01，η²=0.067、情绪效价（F（1，782）=7.49，P=0.006＜0.01，η²=0.009）和情绪调节策略类型（F（3，780）=27.99，P=0.000＜0.01，η²=0.097）的主效应都显著以及三者的交互作用也都显著（F（6，1562）=9.05，P=0.000＜0.01，η²=0.034）。

首先，抑郁症状类型和情绪调节策略类型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抑郁症状类型在认知重评（F（2，782）=1.91，P=0.149＜0.05，η²=0.005）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认知沉浸（F（2，782）=64.36，P=0.000＜0.01，η²=0.14）、表达宣泄（F（2，782）=12.79，P=0.000＜0.01，η²=0.032）和表达抑制（F（2，782）=42.83，P=0.00＜0.01，η²=0.10）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针对认知重评，无抑郁、阈下抑郁、抑郁组三者之间不存在任何显著性差异；针对认知沉浸，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00＜0.01），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0＜0.01），阈下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1＜0.01）。针对表达宣泄，无抑郁组和阈下抑郁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0.855＞0.05），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0＜0.01），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00＜0.01）。针对表达抑制，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00＜0.01），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0＜0.01），阈下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1＜0.05）（见图1）。

图1 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高中生日常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

其次，抑郁症状类型、情绪效价和情绪调节策略类型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针对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抑郁症状类型在认知重评（F（2，782）=1.22，P=0.296＞0.05，η²=0.003）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认知沉浸（F（2，782）=6.60，P=0.01＜0.05，η²=0.017）、表达宣泄（F（2，782）=3.88，P=0.021＜0.05，η²=0.01）和表达抑制（F（2，782）=34.73，P=0.000＜0.05，η²=0.082）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针对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抑郁症状类型在认知重评（F（2，782）=2.69，P=0.069＞0.05，η²=0.007）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认知沉浸（F（2，782）=113.87，P=0.00＜0.05，η²=0.226）、表达宣泄（F（2，782）=37.55，P=0.000＜0.05，η²=0.088）和表达抑制（F（2，782）=30.58，P=0.000＜0.05，η²=0.073）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针对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的事后多重比较发现，针对认知重评，抑郁症状类型之间无任何显著性差异；针对认知沉浸，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1＜0.05），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02＜0.05），无抑郁组和阈下抑郁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513＞0.05）；针对表达宣泄，无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12＜0.05），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10＜0.05），抑郁组和无抑郁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380＞0.05）；针对表达抑制，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0＜0.05），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00＜0.05），阈下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5＜0.05）（见图2）。

图2 面对积极情绪时不同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

针对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的事后多重比较发现，针对认知重评，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43＜0.05），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30＜0.05），无抑郁组和阈下抑郁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376＞0.05）。针对认知沉浸，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0＜0.05），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00＜0.05），阈下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0＜0.05）。针对表达宣泄，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0＜0.05），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01＜0.05），阈下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1＜0.05）。针对表达抑制，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P=0.000＜0.05），抑郁组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P=0.000＜0.05），阈下抑郁组和无抑郁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77＞0.05）（见图3）。

图3 面对消极情绪时不同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

四、讨论

（一）高中生抑郁现状分析

本研究发现，阈下抑郁的检出率为9.94%。和以往研究结果大体一致，两项元分析研究发现，青少年阈下抑郁的流行率分别为 5.3%-29.2% 和 2.2%-20%[8][9]。杨娟等人对 143 名阈下抑郁高中生追踪调查2年的研究发现阈下抑郁的终生发生率为22.9% [10]。本研究发现，抑郁的检出率为（82+78）/785=20.38%。俞国良等人以2010年智能手机产生作为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关键影响因素，横跨十年，结果发现，以2020年为终点，抑郁问题的检出率为28.0%，是高中生最多的心理健康问题[1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1年《心理健康蓝皮书》中，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 [12]。本研究的抑郁检出率和以上研究结果基本接近。

总体而言，较高的高中生抑郁问题检出率可能与其生理发育、心理社会性发展特点及社会背景有关。来自神经成像的证据表明，面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时，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杏仁核、腹侧纹状体等皮层下边缘系统的活动反应都更加强烈，其前额叶皮质功能尚未发育完善，控制情绪刺激的能力有限，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情绪[13]。另外，同伴认可是高中生自尊感的重要来源，高中生会体验到更多由于人际关系和社会情境改变而带来的强迫性心理驱力，遭受社会排斥和社会拒绝时反应强烈，表现出更强的焦虑、愤怒、抑郁等 [14]。同时，高中生课外活动少、考试及学习压力大、生活环境封闭单一，难以找到合适的情绪宣泄渠道，容易郁结于心，从而产生抑郁问题的“倍数效应”。当自我认同、外貌焦虑、同伴关系、父母婚姻冲突等系列压力源叠加累积时，高中生还会通过自我伤害来表达抑郁、愤怒、厌恶等强烈的负面情绪[15]，以此与他人沟通交流，试图引起“重要他人”的关注与重视，加剧了其焦虑、抑郁等症状。

（二）高中生情绪调节的人口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发现，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宣泄消极情绪。根据性别强化理论[16]，青春期的生理变化会促进性别角色的确定, 形成与性别有关的分化行为。相比于女生，男生更难以控制冲动，攻击性更强，以表达愤怒彰显成人力量感。女生具有更强烈的关系取向，将表达消极情绪解释为破坏亲密关系的、不能被接受的，通过转向内部，如压抑自我的方式对压力做出反应。

相对于高二年级，高一年级学生更容易抑制积极情绪。有研究者以将要进入大学的学生作为被试，发现被试刚入学两周之内的表达抑制使用频率较入学前的使用频率显著增加，个体在离开了熟悉的社交系统并在大学开拓新的社交环境的过渡期内，会更多地使用表达抑制来调节自己的情绪表达[17]。本研究中，刚升入高一的第一年是紧张焦虑的，高一学生远离了曾经熟悉的环境，结识新朋友对成功地度过转折期十分重要。所以，高一新生会更多地抑制自己的情绪表达以便建立新的社会支持系统。

相对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更容易沉浸、表达且压抑自己的积极情绪，资源稀释理论认为[18]，独生子女承载父母全部的关爱，拥有非独生子女难以比拟的丰富情感资源，更多积极的亲子互动使独生子女体验、品味到更多积极情绪，敢于表达积极情感。但独生子女缺乏兄弟姐妹，孤独感更强，渴求更多的人际联结。研究发现，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主流思想是通过积极和消极情绪体验间的平衡来获得中庸之道，谦让克制，隐藏强烈的情绪、保持冷静被视为为人处世的基本规范，过度表达积极情绪可能会损伤人际关系[19]，独生子女更可能通过压抑积极情绪的方式寻求人际和谐。

（三）不同抑郁症状的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考察了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高中生面对积极和消极情绪时使用认知重评、认知沉浸、表达宣泄和表达抑制这四种策略的差异，具体讨论如下。

第一，本研究发现，相对比无抑郁高中生，抑郁组高中生使用更多的认知沉浸、表达宣泄和表达抑制策略。这和以往研究结论部分一致[5]。但本研究并没有发现高中生抑郁症状越多，使用越少的认知重评策略，不符合已有假设，也和以往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而且本研究发现，调节消极情绪时，抑郁组高中生使用了更多认知重评策略。究其原因，以往研究发现正常人容易陷入 “乐观偏差”或“积极错觉”的假象里，抑郁个体并不存在过分消极的认知偏向，能够以更为真实的、相对客观的视角看待自己，对于现实的风险与损失具有更加清醒而深刻的认知，即存在一种抑郁现实主义（Depressive realism）现象[20]，由此抑郁组高中生选择认知重评策略更可能是为了实现长远的个人目标，对“积极与消极因素共存于任一事件”这一现实的精准解读。为何抑郁高中生选择了更多的认知重评策略却依旧陷入到了抑郁状态中呢？究其原因，认知重评策略具有很大局限性。认知重评是一种借助于额叶的认知控制功能来实现情绪调节的元认知能力，低情绪强度的理智状态下，个体能够拥有一种以额叶的认知控制机能为核心的心理“常态”，但是一旦遭遇应激，额叶功能就会严重下降，失去理智调控功能，即认知重评的效果在高强度情绪状态下容易“掉链子”[21]。即使抑郁高中生能够采用认知重评策略，但其情绪调节灵活性欠佳，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难以运用所选择的策略，抑郁个体在积极情感上的缺乏也意味着他们在这些“积极行动”上的缺乏，知道和行动之间存有巨大鸿沟，可能陷入“明白很多道理，但依旧过不好这一生”的桎梏里。

第二，本研究发现，针对认知沉浸策略，无论是调节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相较于无抑郁组和阈下抑郁组，抑郁组更容易沉浸情绪中，但是在调节积极情绪时，阈下抑郁组和无抑郁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在调节消极情绪时，阈下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这和桑标等人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5]。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个体进行自我反思、总结经验和教训等，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内省聚焦于强化动机和自我主体责任，被视为一种修德并促进自我成长的意义活动。为何沉浸在反复的思考里会让高中生变得更抑郁呢？研究发现，自我反省视角分为自我沉浸视角和自我抽离视角。自我沉浸视角是个体将自己重新置于情景中，倾向于从第一人称视角“我”来回忆事件；而自我抽离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倾向于从第三人称来回忆消极情绪事件，增加了个体与情绪事件的心理距离，重新建构情绪事件的意义，以减轻抑郁、愤怒、尴尬等情绪，是一种适应性的自我反思视角[22]。而自我沉浸视角下的反思容易导致反刍思维[23]，即个体反复被动地思考和持续性关注负性情绪，以及产生负性情绪的原因和各种不良后果的一种消极认知方式。这种对自身情绪特征及其相关属性过度关注的“消极心灵独白”，是影响抑郁的关键易感因素。

其次，本研究发现了抑郁高中生的内在优势资源，虽然抑郁组高中生更容易被消极情绪影响，但是也更容易品味到积极情绪。品味(savoring)不仅是对积极体验的意识, 更是对积极体验的有意加工和有意注意，采取自我沉浸视角看待积极情绪事件时，会产生积极情绪的螺旋上升效应, 增加个体的幸福感[24]。此外，差别易感性模型认为[25]，个体脆弱性应被视为高易感性，比如抑郁高中生具有更高的发展可塑性，不仅更易受到不利环境的消极影响，也更受益于积极环境的最大优势，受到积极情绪的有利影响。为何抑郁组高中生容易品味积极情绪，却依旧产生抑郁症状呢？究其原因，人类的天性是对负面信息的关注远高于正面的特征，人类大脑本能地对负面情绪反应过度并快速将这种不良体验印刻在身体、情绪和社会记忆中，构成一种针对生存峰值体验设计而成的消极偏见[26]。所以，消极情感对于抑郁高中生的影响更为弥漫，更为持久。

第三，本研究发现，针对表达宣泄策略，无论是调节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相较于无抑郁组和阈下抑郁组，抑郁组更容易表达情绪，但在调节积极情绪时，抑郁组和无抑郁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显著高于阈下抑郁组；调节消极情绪时，阈下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首先，相较于无抑郁组和阈下抑郁组，抑郁组会宣泄更多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传统观点认为表达宣泄具有通过心理疏通卸下情绪负担的价值，向他人倾诉和自我暴露等通过获得社会支持和积极回应以减轻压力，缓解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为何抑郁组更容易表达情绪，却依旧陷入到抑郁的困境中呢？首先，抑郁组更容易表达积极情绪，可能源于“微笑抑郁”（smiling depression）[27]。 “微笑抑郁”是一种内因性、隐匿性情感障碍，以“健康阳光、积极乐观”的外表掩盖抑郁病情以获取社会与他人积极价值认同的情感反应模式和心理防御机制，带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微笑面具”是一种“情绪表达抑制”，“表演”出讨人喜爱的外在形象，核心情绪依旧是悲观绝望和无价值感，甚至出现自残自杀现象。其次，宣泄消极情绪反而使人更抑郁。当个体以非建设性的方式与他人反复分享和探讨自己的压力或者消极事件时, 如果双方都固着于问题和情绪本身而不是问题解决, 反而会强化负性体验，导致焦虑、抑郁或躯体化症状等内化问题[28]。正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重复暴露个人遭遇和消极情绪，一句句 “我真傻”将一切罪责内归因，本质是自我攻击及对自我意识的摧残。研究发现，“我说（I-talk）”的频率，即使用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我”或“我的”进行的反复自我表露的语言沉浸现象，是一种不良的心理调整策略，可以预期其患上抑郁症的概率[29]。另外，相较于无抑郁组和抑郁组，阈下抑郁组表达更少的积极情绪且表达更多的消极情绪。这一研究结论提示我们，阈下抑郁高中生是一个高位人群。阈下抑郁被认为是重性抑郁障碍的前驱阶段，是导致个体发展为重性抑郁障碍的风险因素，具有比重性抑郁障碍更高的发生率，可预测个体两年后重性抑郁障碍的发生[30]。表达更少的积极情绪和宣泄更多的消极情绪可作为识别阈下抑郁的一个典型信号。

第四，本研究发现，针对表达抑制策略，无论是调节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相较于无抑郁组和阈下抑郁组，抑郁高中生更容易压抑情绪，但在调节积极情绪时，阈下抑郁组显著高于无抑郁组高中生；调节消极情绪时，阈下抑郁组和无抑郁组高中生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这和桑标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5]。情绪压制理论认为，抑制情绪需要大量的认知资源，并不能有效减少消极情绪带来的不良体验，表达抑制虽能在行为层面抑制情绪表达，但导致自主神经系统的唤起。抑制消极情绪的表达反过来会增强个体的消极情绪体验，而抑制积极情绪的表达会降低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据此，双重的消极影响使得经常使用表达抑制的个体表现出更强的抑郁水平[31]。有研究者发现如果个体长期采用表达抑制策略，会降低生活满意度，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而且更难对积极信息和事件做出行为和情绪上的回应[32]。

综上所述，本研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为高中生抑郁干预找到了理论支撑，为高中生心理健康状况找到了调节因子。但是，本研究的被试只是聚焦于一所学校，无法反映整个高中生群体的普遍特征；且只采用了横断研究法，未来可开展追踪研究；此外，未来研究应加入情绪强度变量，深入探讨高中生抑郁的影响因素及干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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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晓娜（1989—），女，山东聊城人，中学一级教师，山东省济南第十一中学专职心理教师。武汉大学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济南市第八届道德模范。已有20余篇论文发表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国德育》、《中华家教》、《少年儿童研究》、《江苏教育》、《班主任》等杂志。

通讯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第十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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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山东省教育教学研究2021年度青年课题“高中生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干预研究”（编号2021JXQ069）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