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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态度对流动儿童同伴交往的影响

                                       群体态度对流动儿童同伴交往的影响

                                               董文丽,闽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城市务工人员快速增长,而流动儿童这一群体也随之壮大。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在新的环境中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对其适应和发展至关重要;而群体态度是影响其同伴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了解群体态度对流动儿童同伴交往的影响,并采取相应措施有助于其更好的融入和发展。

关键词:流动儿童  群体态度  同伴交往  

一、引言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对城市建设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流动儿童的数量也随之上升。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到2020年,中国流动儿童人口规模为7109万,相比2010年的3581万人增长了约一倍[1]。

       流动儿童是指户口在农村,但随父母或监护人在流入城市生活的未满18周岁的儿童青少年[2]。这些流动儿童从原来熟悉的地方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需要适应各种新的变化,包括生活习惯、文化、价值观念等的变化。其中,对于流动的儿童青少年来说,更重要的是适应同伴关系的变化对其带来的影响。

        同伴关系是同龄人和心理发展水平相近的个体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3],在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和社会适应中起着其他群体无法替代的作用。同伴关系能促进个体自我统一性的形成和人格的发展,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同伴关系预示着个体在成年时期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能力[4]。对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良好的同伴关系将提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5, 6]。其次,来自朋友的支持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流动儿童孤独感和社交焦虑的消极作用,是流动儿童情绪适应的保护性因素[7]。总之,对流动儿童而言,良好的同伴关系对其学习投入[8]、学校适应[9]、心理适应[10]等都有预测作用,同伴关系也成为了流动儿童社会适应情况的一个指标。因此,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原先同伴关系的中断,使其迫切需要在流入城市形成新的同伴关系。

       群体态度是个体对某一群体的态度,包括内群体态度和外群体态度[11]。内群体态度是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态度,常见的内群体态度即内群体偏好和赞赏;外群体态度也称群际态度指个体对自己不属于的群体的态度,常见的外群体态度是对外群体的厌恶和贬损现象。对于流动儿童以及本地儿童来说,在交往的初始阶段他们双方会互认为对方外群体成员,而对思想还不太成熟的儿童青少年来说,缺乏自己的判断标准,对某一群体的判断会受到来自老师、家长以及同学信息的干扰,所以对某一群体的印象很可能取决于“道听途说”的非客观信息。奥尔波特(Allport)认为非客观、非真实的认知会令个体对其他群体产生消极态度和情绪倾向,即群际偏见。无论是内群体偏好还是外群体的偏见和厌恶都是群体态度的一种,而群体态度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和友谊的形成,如研究表明积极的外群体态度与跨群体友谊的形成呈正相关[12]。

        对于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来说,在交往的初始阶段会互相视对方为外群体成员,由此产生的群体态度将会影响其同伴交往,而与同伴的交往和接触是其从文化、社会以及心理等各方面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13]。因此,本文将从群体态度视角出发,分析群体态度对流动儿童跨群体同伴交往产生的影响以及从群体态度的视角出发为促进流动儿童跨群体交往提供建议。

二、群体态度对流动儿童跨群体同伴交往的影响

1、交往对象的选择

        与本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由于这种感知到的心理弱势地位的差异,以及对内群体的偏好,可能促使流动儿童在选择交往对象时,会选择同样是流动儿童或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人成为交往对象。这也符合影响友谊形成的原则之一的相似性原则即人们愿意和自己相似的人成为朋友。国外对少数族裔的研究表明,由于其相对地位较低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因此在同伴选择时有着更强的内群体偏好[14]。陈晓晨等人通过考查不同群体( 本地、外地) 青少年朋友选择的特点时发现,外地学生在选择朋友时存在一定的本群体偏好,且更积极的外群体态度有助于外地群体在与本地群体形成跨群体友谊,且这种影响只存在于外地群体中[12]。

2、感知到的歧视与社交焦虑

        歧视知觉是一种主观体验,当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身份而导致个体遭受不公平的消极性或伤害性对待时就会产生歧视知觉[15]。在对移民儿童的种族歧视知觉的研究发现,群体偏见使移民儿童增加对指向其群体的歧视的敏感度,进而提升其歧视知觉;群体态度会使移民儿童更容易把偏见和刻板印象这些消极结果归于其所处群体带来的,感知到的歧视也就相对越高[16]。与移民儿童相似,我国学者在对流动儿童的研究中也表明,流动儿童持有的群体态度会调节其感知到的歧视[15]。此外,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与其社交焦虑呈正相关[17, 18];而感知到的歧视也正向的预测了流动儿童的社会疏离感,被歧视感越强,社会疏离感就越大[19]。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的交往和友谊的建立。

3、身份认同整合和交往意愿

       流动儿童身心各方面都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其自我认同也处在不断构建的过程中。而处于发展中的流动儿童从农村文化环境迁入到城市文化环境,要面临着对老家文化和迁入地文化的双文化身份认同整合[20]。根据符号互动理论,个体有关自我的概念是在与其所处的环境中的人和事的互动中发展而来的,而在互动中内外群体的态度会对其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产生影响。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研究表明其领悟外群体态度将会影响到其民族认同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跨民族的交往意愿,具体来说领悟到外群体对其的消极态度将通过民族认同负向预测跨民族交往意愿,而领悟到外群体成员的积极态度将通过民族认同正向预测其跨民族交往意愿[21]。与少数民族相似,流动儿童在迁入地也要面对文化和价值观等的碰撞,如果此时的流动儿童在与迁入地儿童的相处过程中,感受到外群体成员对其消极的态度和行为,那么将导致流动儿童对迁入地文化认同和整合的分离和排斥,进而也影响其与本地儿童的同伴交往。研究表明,流动儿童的城市身份认同影响其同伴接纳和同伴关系状况[20, 22],而对城市文化的适应也会应影响其友谊质量[23]。

三、促进流动儿童同伴交往的对策建议

        群体态度会影响到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之间的交往和友谊的建立,因此从群体态度角度出发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有助于流动儿童更好的适应城市生活。

流动儿童在刚到一个新的环境时,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彼此双方接触不多,且其情感和认知处于发展的关键期,极易受刻板印象、碎片化信息和“道听途说”等影响而对外群体成员形成偏见,因此在两个群体彼此认识阶段,学校老师可以帮助两个群体客观、正确的认识彼此;如老师要做好对双方信息正确、客观的传递,包括彼此的文化、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信息。以减少双方对彼此主观的认知和群际偏见造成的拒绝交往现象。

        群际接触假说认为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可以有效改善群体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表明,对儿童和青少年来说,群体之间的直接接触可以有效改善群际偏见[24]。因此,对于学校来说,可以组织相关活动促进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接触进而减少群际偏见,促进群际交往。

        此外,研究表明积极想象接触即通过心理意象与外群体进行积极的模拟接触可以改善青少年对外群体态度,想象接触使青少年将先前的外群体成员再范畴化为与自身具有相同群体身份的更大社会群体的一部分,进而改善其对先前外群体成员的态度[25]。因此,对于刚迁入到新城市的流动儿童来说,如果刚开始畏惧与外群体成员的直接接触,可以鼓励让其进行与本地儿童积极想象接触,当其把外群体成员再范畴化为与自身具有相同群体身份的更大社会群体的一部分时,流动儿童可能会改变其对外群体的态度,更愿意和轻松的与本地儿童进行同伴交往。

       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已存在的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良好的友谊关系也将会影响到其与外群体成员的交往,一方面与这些积极的内群榜样的沟通使流动儿童可以减少对外群体的不正确认知和偏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其学习榜样在与外群体交往时的行为和态度,减少其社交焦虑。因此,对于新流入的儿童,可以实施一带一帮扶政策,使其在已适应良好的内群体成员的帮助下进行与外群体的同伴交往。

       与积极的内群榜样相对应的是积极外群榜样,即与内群体成员建立朋友关系的外群体成员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外群榜样向流动儿童传递了与其交往的积极态度有助于流动儿童身份认同整合,增加其与之交往意愿;其次,也减弱了流动儿童对与外群体互动的消极预期,如:被外群体排斥、拒绝等。因此,老师也可使积极外群榜样与流动儿童多相处比如:可以安排其与流动儿童坐在一起,消除流动儿童被排斥和拒绝的恐惧。

        最后,学校可以开展人际交往相关的心理健康团辅活动,一方面在活动中可以使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加深交流,更深入的了解彼此的群体,改善已存在的群体偏见;另一方可以传授给参加活动的学生一些人际交往技巧,让其在与同伴交往中更自信和更有勇气。

参考文献

1.顾磊, 让流动儿童享受公平发展的阳光. 人民政协报. p. 010.

2.蔺秀云, et al.,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 心理学报, 2009. 41(10): p. 967-979.

3.邹泓, 同伴关系的发展功能及影响因素.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8(2): p. 6.

4.俞国良 and 辛自强, 社会性发展心理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5.徐凤娇 and 邓瑞姣, 长沙市流动儿童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学校卫生, 2011. 32(5): p. 3.

6.马蓓蓓, 代文杰, and 李彩娜, 流动青少年学校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学业倦怠与学业投入的中介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2019(12): p. 9.

7.王晖, 熊昱可, and 刘霞, 亲子关系和朋友支持对流动儿童情绪和行为适应的保护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8. 34(5): p. 11.

8.刘成伟, 王茂文, and 唐敏燕, 流动儿童亲子沟通与学习投入:家庭亲密度与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2. 30(8): p. 5.

9.李静, 小学高年级流动儿童体象障碍对学校适应的影响: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2020(12): p. 6.

10.胡冰, 同伴关系对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研究. 中小学德育, 2013(12): p. 5.

11.杨莉萍, 程永佳, and 陈雅清, 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态度与心理健康——内外群体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2015(07): p. 86-91.

12.陈晓晨, 蒋薇, and 时勘, 青少年跨群体友谊与群际态度的关系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6. 32(03): p. 285-293.

13.陈欣月 and 崔丽娟, 群际接触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群体态度的中介作用.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7. 5(04): p. 19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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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rown, C.S., Bias at school: Perceptions of racial/ethnic discrimination among Latino and European American children. Cognitive Development, 2006.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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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叶枝 and 林丹华.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自尊与社交焦虑的交叉滞后关系. in 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 2015. 中国吉林长春.

19.张岩, et al., 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7. 33(06): p. 719-726.

20.王元, 田卉娇, and 王垚, 身份认同整合对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影响——群体结构的调节作用.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 8(03): p. 99-108.

21.杨懿静, 回汉杂居区回族中小学生领悟外群体态度、民族认同与跨民族交往意愿的关系研究. 2017, 四川师范大学.

22.李思南, 流动儿童社会认同与同伴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6. 24(8): p. 1258-1261.

23.张春妹, 张., 流动儿童的城市文化适应与主观幸福感: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022(5).

24.Feddes, A.R., P. Noack, and A. Rutland, Direct and extended friendship effects on minority and majority children's interethnic attitudes: a longitudinal study. Child Dev, 2009(2).

25.王亚如, 王晓明, and 许云鹏, 积极想象接触可改善青少年的外群体态度:再范畴化的中介作用. 心理研究, 2021. 14(04): p. 35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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