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由此产生了一个日益增大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指18岁以下，父母其中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的儿童或青少年[1-2]。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国内留守儿童人数已达6972.75万[3]。研究显示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卫生问题检出率更高，具有更大程度的消极情绪[4]，更易表现出问题行为[5]。问题行为是儿童和青少年的异常行为，会影响其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主要包括内化与外化问题行为。其中，外化问题行为是指为是指向外部环境或他人的破坏性行为，例如攻击行为、违纪行为等[6]。它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和适应性问题的重要指标[7]。而对于正处在心理断乳期的留守中学生来说，他们正处在身心发展剧烈动荡，加之远离父母，相对缺少父母的心理支持，其问题行为，尤其是外化问题行为更加严重[8]。可见，如何减少留守中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
（一）自我控制与外化问题行为
对于导致出现外化问题行为这样严重的行为问题的预测因子是什么，其作用机制如何？研究表明，自我控制是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变量，自我控制是指个体改变或主导反应倾向，调节自身行为、想法以及情绪的能力[9]。研究表明具备高自我控制的青少年能够有效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10]，帮助青少年抵抗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的出现[11] 。反之，低自我控制则预示着青少年难以抑制冲动，面对挑战情境时更易表现出攻击或违纪等问题行为[12]。自我控制双系统模型认为，自我控制包括冲动系统和控制系统[13]。其中控制系统反映了良好自我控制的努力过程，与高自我控制、合理自利以及减少冲动决策有关。良好自我控制能够减少青少年物质滥用、违规等外化问题行为[14]；冲动系统反映了不良自我控制的冲动过程，与低自我控制和潜在的冲动行为相关[9]。不良自我控制则会增加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15]。可见，良好自我控制能力是有效减少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重要保护因素[16]。然而，对自我控制双系统与留守中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及其过程机制尚缺乏系统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明确自我控制双系统与留守中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
（二）自我控制、情绪调节策略、外化问题行为
青少年自我控制作为重要的个体内特质因素，对留守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可能有其他心理过程作为中介[17]。其中，在导致问题行为产生的各种因素中，情绪调节不良是重要因素之一[18]。情绪调节是指影响情绪持续时间、强度和表达的认知过程[19]。这种过程伴随着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最常用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是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20]。研究显示，具有良好自我控制能力的青少年更能灵活有效地使用情绪调节策略[21]，且提高情绪管理意识，改善情绪调节过程，进而能够有效减少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22]。这表明情绪调节策略可能在自我控制与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中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明确情绪调节策略在自我控制与留守中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的之间的作用机制。
（三）自我控制、情绪调节策略、内化问题行为、外化问题行为
除情绪调节策略之外，是否还存其他心理变量在自我控制和外化问题行为中存在中介呢？内化问题行为指个体经历的一些负性的情绪情感，包括焦虑抑郁、退缩、身体主诉等，有研究表明儿童或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行为具有共发性[23-24]。换言之，内化问题行为与外化问题行为并非相互独立，往往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即一方增多或减少，另一方症状也有相同的发展方向[25]。并且有证据显示个体内化问题行为的发生会促进外化问题行为的出现[26-27]。例如，来自纵向跟踪研究的结果显示，在4岁时有更多内化问题的儿童，在14岁时会产生更多外化问题[26]。同时，已有研究显示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策略对青少年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行为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15][28]。因此，本研究第三个目的是探究情绪调节策略、内化问题行为对自我控制和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情绪调节、内化问题行为在自我控制和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作用，并假设情绪调节和内化问题行为在自我控制对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以期揭示自我控制双系统与留守中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及其过程机制，为有效干预留守中学生的外化行为问题提供参考。
二、 过程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四川省两所普通中学1119名学生进行施测，筛选出留守中学生424名。被试的年龄范围为11-17岁，平均年龄14.25(SD =1.43)岁；其中男生217人，女生207人；初一106人，初二130人，高一188人。本研究采用自评量表群体施测，为保证填答质量，由经过标准化培训的主试采用统一指导语讲解并发放知情同意书，经被试同意后发放问卷，填写后现场提交。
（二） 研究工具
1. 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
采用谢东杰等修订的青少年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中文版[29]来评定留守中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该量表共21个条目，包括冲动系统和控制系统。其中冲动系统由冲动性、易分心和低延迟满足三个分量表构成，共12个条目；控制系统由问题解决和未来时间观两个分量表构成，共9个条目，采用1-5级评分。本研究冲动系统和控制系统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6和0.85。
2. 青少年自评量表
采用王润程等检验过信效度的Achenbach青少年自评量表 (2001年修订版)中文版[30]中的攻击分量表和违纪分量表来评定留守中学生的外化行问题行为，采用焦虑/抑郁、退缩、身体主诉这3个分量表来评定留守中学生的内化问题行为。量表适用于11-18岁，用于测量外化问题的条目共32个，测量内化问题的条目共31个，均采用0-2级评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内外化问题行为越严重。本研究内、外化问题行为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0和0.87。
3. 情绪调节量表
采用王力等在青少年群体中考察过信效度的情绪调节量表[31]评定留守中学生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情况。量表包括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两个维度，共14个条目，采用1-7级评分。得分越高说明对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越频繁。本研究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0和0.67。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25.0和Mplus8.3整理分析数据。
三、 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测量的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共44个，其中第一个公因子解释了所有变异的15.9%(<临界值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 留守中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一般情况
首先，对留守中学生和非留守中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进行差异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留守中学生(M =12.17,SD =8.23)显著高于非留守中学生(M =10.89,SD =7.45)的外化问题行为(t=2.61, p <0.01)。
其次，对留守中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在部分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外化问题行为在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是否住校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但外化问题行为在年级上差异显著，F(2,419)=52.95,p <0.001，即初二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M =9.74,SD =6.72)显著高于初一(M =7.90,SD =5.71)，高一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M =16.21,SD =8.52)显著高于初二(M =9.74,SD =6.72)。
（三）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自我控制的冲动系统与控制系统和认知重评，控制系统与认知重评，认知重评与内外化问题行为均呈显著负相关；冲动系统与内外化问题行为，控制系统与认知重评，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表达抑制与内化问题行为，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由于表达抑制与自我控制、外化问题行为相关不显著，不再进一步分析其中介作用。
|
表1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n=424)
注：*p<0.05,**p<0.01
|
（四） 链式中介作用模型分析
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认知重评和内化行为问题在自我控制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进行分析。首先，检验自我控制对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标良好(x2/df = 3.81, RMSEA = 0.082, CFI = 0.966, TLI = 0.934, SRMR = 0.035)。其中，自我控制的冲动系统对外化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γ = 0.77, t = 8.03, P < 0.001)；但是，控制系统对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没有统计学意义(γ = 0.17, t = 1.56, P = 0.118)。
因此，接下来仅探讨自我控制的冲动系统对外化问题行为影响的链式中介作用。如图1所示，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标良好(x2/df = 2.74, RMSEA = 0.065, CFI = 0.936, TLI = 0.919, SRMR = 0.044)。除认知重评对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外(γ = -0.06, t = 1.39, P = 0.163)，其他所有路径系数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具有的中介作用路径如下：（1）内化行为问题在冲动系统对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即冲动系统正向预测内化问题行为(γ = 0.51, t = 6.87, P < 0.001)，内化问题行为正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γ = 0.57, t = 10.03, P < 0.001)；（2）内化问题行为在认知重评对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其中认知重评负向预测内化问题行为(γ = -0.16, t = 2.19, P < 0.05)；（3）认知重评和内化问题行为在冲动系统对内化问题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其中冲动系统负向预测认知重评(γ = -0.49, t = 7.67, P < 0.001)。
表2 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和效应值
|
路径 |
中介效应值 |
CI(0.95) |
|
冲动系统→内化问题→外化问题 |
0.29 |
[0.21,0.41] |
|
认知重评→内化问题→外化问题 |
-0.09 |
[-0.18,-0.01] |
|
冲动系统→认知重评→内化问题→外化问题 |
0.04 |
[0.01,0.09] |
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重复抽取2000次。如表2所示，内化问题行为在冲动系统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21,0.41]，区间不包含0，标准化中介效应值为0.29，中介效应显著；内化问题行为在认知重评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18,-0.01]，区间不包含0，标准化中介效应值为-0.09，中介效应显著；认知重评和内化问题行为在冲动系统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1,0.09]，区间不包含0，标准化中介效应值为0.04，链式中介效应显著。
四、 讨论
（一） 留守中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一般情况
本研究发现留守中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水平显著高于非留守中学生。这一结果警示教育部门，应对留守中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予以高度重视。正如以往研究显示，留守经历往往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32]。在留守中学生群体日益增大，该年龄阶段又经历心理发展重大转折的背景下，设法改善其成长环境，降低其产生外化问题行为的风险已经刻不容缓。但一项调查发现，留守中学生的部分积极心理品质(如爱国、感恩等)也存在一定优势，整体发展状况呈积极趋势[33]，因而在关注的基础上，又要认识到留守中学生并非问题中学生，防止对其贴上负面标签。同时，结果显示留守中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在年级上差异显著，即随着年级的升高，外化问题行为水平越来越高。这验证了外化问题行为从初一到高中有所增加的研究结果[34]，可见有必要对留守中学生外化问题行为进行早期干预，防范于未然。
（二） 情绪调节、内化问题行为在自我控制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内化问题行为在自我控制的冲动系统和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该结果进一步说明冲动系统有可能增加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结果说明个体越是不能抑制自身的冲动，越容易导致焦虑、抑郁和身体主诉等内化问题行为；同时表明先前内化问题行为的状况可能会影响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不易被察觉的内化问题行为可能以违纪等外化问题行为发泄出来，支持了释放模型理论[35]。
此外，本研究表明内化问题行为在认知重评与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认知重评这一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能够有效减少内化问题行为的发生。但研究发现，使用表达抑制策略则无此积极作用。究其原因，先前研究显示相比于认知重评，使用表达抑制策略会引发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36]，长期使用表达抑制可能造成一系列消极后果；而认知重评则能够调节负性情绪更为有效，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感觉与情绪，与积极的心理适应相关，进而减少内化问题的发生，又因其与外化问题存在共生现象[24]，进而减少外化问题的出现。可见对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偏好也会对内外化问题行为的状况产生影响。
（三） 情绪调节和内化问题行为在自我控制与外化问题行为中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认知重评和内化问题行为在自我控制的冲动系统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其中，冲动系统负向预测认知重评,认知重评负向预测内化问题行为，内化问题行为正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以往研究显示，冲动系统与低自我控制和冲动行为有关[9]，没有更多的认知资源去使用消耗资源的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进而负向预测认知重评的使用，而使用认知重评能够帮助个体以正性情绪替代负性情绪[37]，减少内化问题，进而减少外化问题出现。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内化问题行为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本研究结果支持了一些关于内外化问题行为共发的研究[23-25]，说明二者并非完全独立；另一方面，也启示研究者不可忽视内化问题行为随时间推移而加重外化问题行为的瀑布效应[38]。据此结果，有望先降低留守中学生的行为冲动，再引导其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方式缓冲负面情绪的影响，从而降低内化问题，最终减少外化问题。虽然具体的发生机制以及内外症状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纵向研究揭示，但研究结果依然为解释外化问题行为的机制提供了可能(冲动系统→认知重评→内化问题行为→外化问题行为)，并为有效干预留守中学生的外化行为问题提供了心理干预方面的参考路径。
五、 教育建议
（一）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留守中学生
不仅要充分认识到留守经历可能对中学生问题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尽早对其进行心理筛查，及时进行心理健康干预；又要避免对其贴负面标签，在时间上注意分析影响持续的时间长短，既关注问题，又留意优势，做到二者的平衡。
（二）引导留守中学生使用认知重评这类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学会采用有效的调节策略来调节自身情绪，是青少年情绪社会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对其心理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开展情绪调节训练时，引导留守中学生合理使用认知重评这类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减少表达抑制这类非适应性策略的使用，有助于弱化负性情绪体验，降低留守中学生内化行为问题发生率，从而减少外化问题行为。
（三）进行内外综合干预是减少留守中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关键
要减少留守中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一方面应设法降低其行为冲动，降低外化问题本身的发生率，另一方面还应对其内化问题行为加以关注，避免内化问题以外化问题的形式发泄出来。由于进行内外问题行为的综合干预，是降低外化问题行为发生率的关键。
六、 结论
自我控制的冲动系统通过内化问题行为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外化问题行为；认知重评通过内化问题行为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外化问题行为；自我控制的冲动系统通过认知重评与内化问题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外化问题行为。
参考文献
[1] 周福林,段成荣. 留守儿童研究综述[J]. 人口学刊, 2006,3:60-64.
[2] 赵景欣,刘霞,申继亮. 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抑郁、孤独之间的关系——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视角[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8,1:36-42.
[3] 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等.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的分析. 人口学刊, 2013,35(3):37-49.
[4] 申继亮,刘霞,赵景欣,等.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子女心理发展研究[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5,31(1):108-116.
[5] 牛更枫,李占星,王辰宵,等. 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初中生社会适应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9,35(6):678-685.
[6] Achenbach TM, Rescorla LA. Manual for the ASEBA school-age forms and profiles. Burlington, VT: University of Vermont,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2001.
[7]尹天子,姚琴.心理虐待与高中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移情与道德推脱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21(10):70-76.
[8] 黄月胜,郑希付,万晓红. 初中留守儿童的安全感、行为问题及其关系的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 2010,(3):82-87.
[9] de Ridder DT, LensveltMG, Finkenauer C, et al. Taking stock of self-control: a meta-analysis of how trait self-control relates to a wide range of behaviors[J]. Personality and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12, 16(1):76-99.
[10] Finkenauer C, Engels RC, Baumeister RF . Parenting behavior and adolescent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problems: The role of self-contro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05, 29(1):58-69.
[11] White B A, Jarrett M, Ollendick T. Self-Regulation Deficits Explain the Link between Reactive Aggression and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in Children[J].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Behavioral Assessment, 2013, 35(1):1-9.
[12] 邢晓沛,孙晓丽,王争艳,等. 父母心理控制与儿童自我控制和问题行为:有中介的调节模型[J]. 心理科学, 2017,40(3):594-599.
[13] Steinberg L. A dual systems model of adolescent risk-taking[J].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2010, 52(3):216-224.
[14] Dvorak R D, Simons J S, Wray T B. Alcohol Use and Problem Severity: Associations With Dual Systems of Self-Control[J].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 Drugs, 2011, 72(4):678-684.
[15] Mcdermott E R, Donlan A E, Anderson S, et al. Self-control and adolescent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neighborhood- based differences[J].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17, 45(3): 297-314.
[16] 陈京军,范兴华,程晓荣,等.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问题行为: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2):319-323.
[17] 陈步青,郭艳丽,刘文达,等. 道德敏感性与攻击: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的多重中介[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8, 26(1):93-98.
[18]王振宏,郭德俊,马欣笛. 初中生情绪反应、表达及其与攻击行为[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7,(3):93-97.
[19] Gratz K L , Roemer L .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ysregulation: Development, Factor Structure,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J].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2004, 26(1):41-54.
[20] Taylor D M , Heimberg R G . Emotion regulation in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xpressive suppress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J].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18, 65:17-42.
[21] Kokkonen M, Pulkkinen L.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relation to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indicating low and high self-control of emotions[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9, 27(5):913-932.
[22]李菁菁,窦凯,聂衍刚. 亲子依恋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 26(6):1168-1172.
[23] Yoon S, Yoon D, Wang X, et al. Co-development of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during early childhood among child welfare-involved children[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7, 82:455-465.
[24]张良,柳霖,纪林芹,张文新.儿童青少年内外化心理病理问题“共发”现象研究现状与展望[J].心理科学,2022,45(01):219-226.
[25] Lee E J, Stone S I. Co-Occurring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al Problem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Self-Concept[J]. Journal of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2, 41(6):717-731.
[26] Bornstein M H, Hahn C S, Haynes O M . Social competence,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behavioral adjustment from early childhood through early adolescence: developmental cascades[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10, 22(4):717-735.
[27] Ritakallio M, Koivisto A M, Pahlen B V D, et al. Continuity, comorbidity and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depress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ur in middle adolescence: A 2-year prospective follow-up study[J].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08, 31(3):355-370.
[28]刘方,刘文,于腾旭. 基于气质视角的情绪调节与儿童问题行为[J]. 心理科学进展, 2019, 27(4):646-656.
[29]谢东杰,王利刚,陶婷,等.青少年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中文版的效度和信度[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4, 28(5):386-391.
[30]王润程,王孟成,高一点,等. Achenbach青少年自评量表（2001年版）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6): 977-980.
[31]王力,陆一萍,李中权. 情绪调节量表在青少年人群中的试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 15(3):236-238.
[32]王鑫强,霍俊妤,张大均,等. 农村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虐待经历比较及其关系研究——基于两维四象心理健康结构的分析与对策建议[J]. 中国特殊教育,2018,1:58-64.
[33]高永金,张瑜,余欣欣,等. 初中留守儿童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现状调查[J]. 中国特殊教育, 2020,8:55-60.
[34] Yan-Gang Nie,Jian-Bin Li, Kai Dou, et al.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self-consciousness and internalizing/externalizing problem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J].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14, 37(5):505-514.
[35]侯金芹,郭菲,陈祉妍. 青少年抑郁情绪和违纪行为的共存——孰因孰果[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1(3):439-442+438.
[36]周婷,王登峰. 情绪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20(1):65-68+64.
[37]孙岩,薄思雨,吕娇娇.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情绪调节策略的脑网络分析:来自EEG和ERP的证据[J]. 心理学报,2020,52(1):12-25.
[38]韩红,程南华. 儿童问题行为共发性研究进展[J]. 中国学校卫生, 2020,41(7):1116-112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trol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of Left-behind Junior schoolStudents: A Chain Mediating Analysis
Abstract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lf-control, emotion-regulation, internalizing problems,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of left-behind junior school students, 424 left-behind junior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ual-Mode of Self-Control Scale (DMSC-S), the 2001 version of the Youth Self-Repor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YSR-2001-CV) and the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ER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 the score of externalizing problems of left-behind junior school students(12.17±8.23)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n-left-behind junior school students'(10.89±7.45)，t=2.61,P <0.01; The externalizing problems of left-behind junior school studen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grade,F(2,419)=52.95,P <0.001; The impulse system of self-control influence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not only through the direct path, but also through the indirect path of internalizing problems, as well as the chain mediating path between two variables above. The results provided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ulse system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of left-behind junior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Left-behind Junior SchoolStudents; Self-control; Emotion Regulation; Internalizing Problems; Externalizing Problems
京ICP备11039414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5599号
2009-2023.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社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海淀西三环北路25号青政大厦609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