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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婚姻冲突与中高年级小学生抑郁之间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

王沙沙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摘要】目的：探究父母婚姻冲突与高年级小学生抑郁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尊水平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了父母婚姻冲突量表、Rosenberg自尊量表以及儿童抑郁量表，对芜湖市某小学三到六年级219名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父母婚姻冲突与中高年级小学生自尊水平显著负相关（r=-0.534，p<0.01），与抑郁水平显著正相关（r=0.646，p<0.01），且自尊水平与抑郁水平也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r=-0.671，p<0.01）；高年级小学生自尊水平在父母婚姻冲突与抑郁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β=0.165，p<0.01）。结论：父母婚姻冲突在正向预测高年级小学生抑郁水平，同时也通过自尊水平间接反向预测抑郁水平。

【关键词】父母婚姻冲突；自尊；抑郁；小学生

【课题】

①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自闭特质青少年的社会性注意模式及干预研究；课题编号：SK2018ZD021”

②2020年安徽省高校学科（专业）拔尖人才 (gxbjZD2020002)

一、引言

抑郁作为一种消极情绪，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消极影响逐渐增大，抑郁症也愈来愈低龄化。有研究表明，儿童与青少年的抑郁状况逐渐严重(吴俊兰等, 2020)。 早在10年前，美国大约就有15%的儿童与青少年报告了有抑郁情况(Bhatia Shashi K et al. 2007)，而我国大约20%到44%青少年报告有出现了抑郁情况(罗伏生等, 2009)。关于抑郁方面的研究目前国内主要集中成人以及青少年，关于儿童的相关研究较少。尽管较少的研究中，也有人表示小学生的抑郁症状与其性别、社会支持、感受负性生活事件等密切相关(吴俊兰等, 2020)。其中，家庭是孩子发展的重要场合，而父母关系是营造健康成长氛围的关键因素。在父母的婚姻冲突下会不利于儿童的成长，尤其是儿童能够感知到的父母婚姻冲突。处于冲突矛盾的家庭关系中，将导致儿童心理发展的停滞或倒退。

父母婚姻冲突是指儿童感知到发生在父母间的婚姻冲突。其中，婚姻冲突是指由于意见不同或者其他的原因而在夫妻之间发生的言语或身体上的争吵与攻击, 可以通过发生的内容、频率、强度等特点来进行划分(陈武等, 2013)。对于夫妻来说，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夫妻冲突；而对于他们的子女来说就是父母冲突（郑建梅, 2010）。婚姻冲突的本质不仅影响夫妻双方，还会波及到孩子，其对家庭的影响作用是深刻且重要的。

有研究表明在发生婚姻冲突之后，对此事件进行了对应的认知评价的青少年容易导致较低水平的自尊(池丽萍，俞国良, 2008)。除此之外，儿童如果在家庭中经常体验到来自父母冲突的威胁和低效能的应对，那么儿童很可能就会产生低自尊、高焦虑无助感甚至无望感等特点，最后变成儿童个性中稳定的消极性格特征。而从时间角度来看，小学时期是儿童自尊发展的关键期；从环境角度来看，家庭环境是儿童进行社会化的关键场所，所以自尊在儿童或小学生时期的水平较低(陈武等, 2013)。  如果父母冲突频繁在儿童面前暴露，容易导致儿童产生自卑感，以及自我接受程度和自我价值评价的水平的降低（陈立夫等，2016）；此外，如果孩子发现父母争吵的内容经常涉及自己时，也会产生由于自己的责任和错误才造成父母之间的冲突的想法，儿童的自责感以及愧疚感将不断加深，从而降低自我价值，得到低自尊水平的结果(王颖,2019)。

有前人研究表明(胡云君, 2010)，父母婚姻冲突能够有效正向预测初中生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也有相关文献探究了自尊水平在高中生父母冲突与抑郁水平之间的中介作用(周同等, 2019)，以及自尊水平在初中生的父母三角关系与抑郁、焦虑水平之间的中介作用(王赵娜等, 2014)。但是关于父母婚姻冲突与儿童抑郁之间的研究目前较少。因此，基于以上的前人探究结果开展了本研究，并提出了以下假设：在高年级小学生的自尊水平在父母婚姻冲突与抑郁水平之间起一定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法，被试选取芜湖市某小学237名三到六年级小学生，采问卷调查法，有效回收问卷为219份，男生116人，女生103人。其中，三年级39人，四年级37人，五年级74人，六年级69人。被试年龄7~14（11.16±1.23）岁。

（二）方法

1.父母婚姻冲突量表

采用了池丽萍，辛自强修订的儿童感知父母婚姻冲突量表（CPIC），该量表最初由Grych（2002）编制。该量表一共有37个项目，分为7个维度，分别是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冲突是否解决、冲突内容、威胁、儿童自我归因以及应对效能感。其中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和冲突解决三个维度可以组成冲突特征子量表；威胁和应对效能感维度组成威胁认知子量表；自我归因维度和冲突内容维度可以组成自我归因子量表。该量表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范围从1（完全不符合）到4（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的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0.928。

2.自尊量表

采用了Rosenberg自尊量表，该量表一共有10个项目，用于测量单一维度的整体自尊水平，量表中有5个正向，5个负向题目。采用李克特4点记分，范围从1（完全不符合）到4（完全符合）。其中，3、5、8、9、10 等题目时反向记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0.598。

3.儿童抑郁量表

采用了由Kovacs根据成人的贝克抑郁问卷（BDI）而改编的测量儿童和青少年抑郁情绪的量表。该量表共有27个项目。采用0,1,2评分,分别表示“偶尔”，“经常”，“总是”，说明症状出现的频率。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0.890。

4.统计处理

本研究所有数据采用SPSS 22.0对测量数据进行录入和统计处理，统计方法主要包括描述统计、差异分析、相关分析、多层回归分析等。

三、研究结果

（一）抑郁现状及各变量与维度之间的差异

根据抑郁量表的评判标准，19分是抑郁的划分界限。如表1所示，在本研究中59名学生有抑郁倾向，占比为26.94%。其中在性别分布为男生存在抑郁倾向人数31人，占男生总数的26.72%，女生存在抑郁倾向人数28人，占女生总人数为27.18%。年级分布为三年级存在抑郁倾向占三年级总数的35.90%，四年级存在抑郁倾向占比为35.14%，五年级和六年级分别为24.32%、20.29%。

 

表1  抑郁程度在性别、年级上的现状
		抑郁程度		总计	抑郁占比
		不抑郁	抑郁
性别	男	85	31	116	26.72%
	女	75	28	103	27.18%
年级	三年级	25	14	39	35.90%
	四年级	24	13	37	35.14%
	五年级	56	18	74	24.32%
	六年级	55	14	69	20.29%
总人数		160	59	219	26.94%

以性别和年级为自变量，自尊、抑郁和父母婚姻冲突及其各维度因变量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如表2,其中抑郁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均不显著；此外，自尊、婚姻冲突、冲突特征、威胁认知、自我归因等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不显著，但自尊与婚姻冲突的自我归因维度在年级变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婚姻冲突及其冲突特征、威胁认知等分维度在年级变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

 

表2 抑郁、自尊、婚姻冲突及各维度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
	抑郁	自尊	婚姻冲突	冲突特征	威胁认知	自我归因
性别	0.334	0.102	1.191	0.694	1.497	0.796
年级	1.812	3.497**	8.787***	8.054***	6.606***	2.721**

注：*P<0.05,**P<0.01,***P<0.001，下同

 

（二）各研究变量相关

对自尊、抑郁、婚姻冲突以及婚姻冲突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其结果显示如表3。婚姻冲突及其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婚姻冲突及其各维度与自尊呈负相关，与抑郁呈显著性正相关；自尊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性负相关。

 

表3 自尊、抑郁、父母婚姻冲突及冲突各维度之间的相关
	1	2	3	4	5	6
1自尊	-
2抑郁	-0.671**	-
3婚姻冲突	-0.534**	0.646**	-
4冲突特征	-0.459**	0.568**	0.889**	-
5威胁认知	-0.511**	0.627**	0.882**	0.661**	-
6自我归因	-0.309**	0.339**	0.639**	0.347**	0.465**	-

 

（三）中介效应检验

在本研究中以抑郁为因变量（y），婚姻冲突为自变量（x），自尊为中介变量（m），进行回归分析。依次求抑郁对感知婚姻冲突，自尊对感知婚姻冲突，抑郁对自尊的回归，并建立三个标准化的回归方程，得到中介检验结果如表4。结果显示依次检验都显著，因此自尊在婚姻冲突与抑郁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

表4 自尊在感知婚姻冲突与抑郁质检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0.265x	SE=0.021	t=12.467***
第二步	m=-0.147x	SE=0.016	t=-9.294***
第三步	y=0.165x+	SE=0.022	t=7.599***
	-0.679m	SE=0.079	t=-8.607***

 

 

 

 

 

 

 

 

         图1 自尊在感知婚姻冲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模型

四、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在中高年级小学生中检出率达26.94%，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验证。在前人研究中，2012年（曹慧）和2016年（刘晓宇）发现安徽地区中学生抑郁检出率分别为23.8%和18.6%（刘福荣等，2020）。与本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对象为小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小学生抑郁检出率高于之前中学生的抑郁检出率。此外，有研究者在成都市进行儿童抑郁检测发现检出率为9.93%（吴俊兰,2020），与本研究采用的抑郁量表相同，其以15分为临界值，总分超过15分则被诊断为有抑郁倾向，造成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主要为地区差异，而且本研究被试的选取在一所小学，样本量较小较单一。

在本研究中，中高年级小学生的自尊、抑郁、婚姻冲突感知及其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不显著，有研究表明初高中学生抑郁检出在性别上的差异显著（王鉴，2020），与本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此外，在相关研究中，儿童的抑郁和自尊也存在性别上的差异（陈晓科等，2021）。分析产生该结果原因可能是本研究被试范围为三到六年级小学生，而前人研究的被试是18周岁以下的儿童，除本研究被试条件外，还包含了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及初高中生。发展原因可能是处于本研究被试年龄阶段的儿童正处于生长发展的潜伏期（林崇德，1995），性别差异相较于其他阶段较小，而在初高中阶段，由于性别生理发展的不同从而影响了儿童心理品质的发展差异性。

本研究中婚姻冲突及其各维度与自尊呈负相关，与抑郁呈显著性正相关；自尊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性负相关，前人也做了许多相关研究，分别以初中生（王赵娜等，2014）、高中生（陈武等，2012）以及青少年（王鉴等，2020）为研究被试，而本研究以中高年级小学生为研究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到了小学生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与其自尊、抑郁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比较该结果分析可得到父母婚姻冲突，无论在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都与孩子自身的自尊和抑郁等心理品质是相关的。在家庭这个生活环境中，父母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时，其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是值得被注意到的。

中介效应检验显示，高年级小学生对婚姻冲突的感知程度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其抑郁水平，而且还可以通过影响自尊水平间接影响抑郁水平，本研究结果说明，自尊在高年级小学生感知婚姻冲突与抑郁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与前人以高中生被试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陈武等，2012），因此本研究可以将自尊和抑郁以及儿童感知婚姻冲突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影响机制的规律追溯至小学阶段。分析产生该结果原因可能是因为儿童感知到来自父母婚姻冲突的影响，进行自我归因从而产生了负面的自我评价，因此降低了儿童的自尊水平，导致儿童抑郁。针对此负面影响有前人进行了研究，得出通过培养儿童建立一定的心理弹性可以缓冲父母婚姻冲突造成的对儿童心理适应带来的损害（周同等，2019），由此可知，其实还有其他因素在此心理发展阶段中起作用，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中高年级小学生出发，结合该年龄阶段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给出以下心理健康教育的建议：儿童自我意识的发生发展在三年级之前就已经开始，因此父母在婴幼儿时期就要建立起不在孩子面前发生直接冲突的意识；儿童的抑郁水平在近些年来逐渐低龄化（吴俊兰等，2020），该现象也需要引起家长及老师的注意，从父母冲突的角度来看，父母自身的婚姻状况也会导致父母对儿童的心理发展状况的关心的缺失，所以应该在父母与儿童之间建立稳定的关注频率。此外，儿童的自尊水平是可以培养的，已经由父母冲突造成的低自尊水平可以通过减少儿童的低自我评价以及增加儿童的自我效能感来增强儿童的自尊水平，即让孩子意识到导致父母的不和谐关系的原因不是“我”。当父母的某一方在生活中完全缺失时，更加应该关注到儿童心理发展水平，需要其他家长角色、教师及社会给与儿童正向积极的引导与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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