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人类作为一种沉迷于意义的动物,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活着的意义与目标,以此来对抗自我毁灭的冲动。已有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生理健康、自杀意念及行为等密切相关[1, 2]。高中生正处于思维逐步成熟的关键期,极易在外界不良因素干扰下产生认知情感混乱,进而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产生怀疑。因此,探讨高中生生命意义感的形成过程,挖掘提升该群体生命意义感的有效路径,对高中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负性生活事件与生命意义感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环境因素是影响个体身体和心理发展的重要因素。负性生活事件指个体所处社会文化系统中所有负性刺激的总和[3],涉及生活环境、家庭状况、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Zimmer等人指出,负性生活事件(直接应激)能够对个体自身的生命意义感造成影响[4]。过度/太多负性事件的发生会使人们感到沮丧并影响其对生活的美好体验,进而致使其生命意义感降低。这符合应激源理论,即机体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5]。以中学生群体为样本的研究也证实了负性生活事件与生命意义感呈现显著负相关[6],并且与高抑郁水平相伴[7]。据此,本研究拟提出假设1,即负性生活事件对高中生生命意义感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
(二)基本心理需要的中介作用
基本心理需要是指个体的先天性心理发展需求(关系需要、胜任需要、自主需要),具有普遍性特征,是个人幸福的源泉,也是个人身心良好发展的营养剂。依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对其身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8]。有研究表明,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主要是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9]。当个体所面临的负性生活事件多且剧烈时,基本心理需要难以得到满足,产生消极、焦虑等消极情绪体验,从而丧失对生活的美好体验。相关研究发现,当外部环境满足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时,个体更倾向于探寻令人满意且有意义的经验,进而感受到高水平的生命意义[10, 11]。据此,本研究拟提出假设2,即基本心理需要在负性生活事件与高中生生命意义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素质-压力模型指出,在面对生活压力时,具备不同素质的个体会对压力事件作出不同反应[12]。已有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个体自身具备的良好素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负性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13]。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感受到自己被理解和支持的情感体验[14]。同样处于负性事件带来的压力情境中,当个体更易感知到他人支持时,所遭受的消极影响更低。这符合缓冲器模型,该模型认为在压力或应激情境下,社会支持能产生正向调节作用[15]。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了假设3:领悟社会支持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基本心理需要的关系之间起调节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拟探究负性生活事件影响高中生生命意义感的机制,基本心理需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及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前半段路径),以期为提升高中生群体的生命意义感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实证支持。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以山西省高中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发放问卷650份,经回收后筛出有效问卷571份,有效率占比为88%。
(二)工具
1.生活目的测试量表
采用宋秋蓉修订的生活目的测试量表[16]。总共20道题,采用7点计分(“1”与“7”都代表两种极端的感受)。这一问卷的总分在20-140之间,为三个划分标准,划分点为92分、112分。其中,92分以下的个体为明显缺乏生命意义,介于92-112之间的个体是对生活目标、生命意义不确定,而112分以上的个体则指其具有清晰的生活目标和意义。总的得分越高则表明生命意义感越强。本研究中此问卷的科隆巴赫α系数为0.82。
2.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采用刘贤臣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共27道题项,由丧失、受惩罚、健康适应、人际、学习中的压力和其他这六个维度组成[17]。本研究中该问卷的科隆巴赫α系数为0.91。
3.基本心理需要量表
采用Deci和Ryan编制,后由喻承甫修订的基本心理需要问卷[18]。总共有21道题项,包含关系需要(我很喜欢与我接触的人;我和身边的人都相处的很好)、胜任需要(认识的人都说我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自主需要(我觉得我能够自由地决定如何过自己的生活)。此量表采用5点计分,由9个反向计分,受测者的分数越低则表明个体自身对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就越低。本研究中该问卷的科隆巴赫α系数为0.74。
4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姜乾金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多维量表[19]。总共有12道题,采用7点计分,包含三个维度,分别为:其他、朋友及家人支持。本研究中该问卷的科隆巴赫α系数为0.91。
(三)程序及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对高中生群体进行团体测试。在剔除无效问卷后,采用统计软件SPSS 25.0对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其中,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分析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20]。为更好地探讨核心变量之间的关系,对性别、年级等因素进行了控制。
(四)共同方法偏差
运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此数据进行统计检验[21]。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共析出了 25个公因子,其中析出的第一个公因子变异为 21.6%,小于 40%,因此,本研究无明显共同方法偏差。
三、 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如表1所示。相关分析表明:负性生活事件与生命意义感、基本心理需要、领悟社会支持均呈负相关,领悟社会支持与基本心理需要、生命意义感呈正相关,基本心理需要与生命意义感呈正相关,适合进一步做回归分析。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N=571)
变量名称 |
M |
SD |
1 |
2 |
3 |
4 |
1负性生活事件 |
42.57 |
20.10 |
-- |
|
|
|
2基本心理需要 |
90.79 |
12.74 |
-0.28** |
-- |
|
|
3领悟社会支持 |
60.26 |
12.91 |
-0.26** |
0.58** |
-- |
|
4 生命意义感 |
82.80 |
8.18 |
-0.24** |
0.31** |
0.35** |
-- |
注:*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下同)
(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依据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采用SPSS 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4检验基本心理需要在负性生活事件与高中生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作用[22]。结果显示(见表2),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0.24,t=-5.91,p<0.001),将基本心理需要作为中介变量放入后,负性生活事件仍然显著负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0.17,t=-4.14,p<0.001),且显著负向预测基本心理需要(β=-0.28,t=-6.99,p<0.001),基本心理需要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生命意义感(β=0.26,t=6.45,p<0.001)。即此模型的直接路径显著,间接路径同样显著。基本心理需要的中介效应值为-0.05,其中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限是-0.02,下限为-0.09,不包含0,基本心理需要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表2 中介效应分析中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N=571) |
整体拟合指数 |
回归系数显著性 |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 |
β |
t |
生命意义感 |
负性生活事件 |
0.24 |
0.06 |
35.98*** |
-0.24 |
-5.91*** |
基本心理需要 |
负性生活事件 |
0.28 |
0.08 |
48.89*** |
-0.28 |
-6.99*** |
生命意义感 |
负性生活事件 |
0.35 |
0.12 |
40.08*** |
-0.17 |
-4.14*** |
|
基本心理需要 |
|
|
|
0.26 |
6.45*** |
注:表格内变量均为标准化后数据。
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见表3。领悟社会支持放入模型后,负性生活事件与领悟社会支持的乘积项对基本心理需要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7,t=2.89,p<0.01),即领悟社会支持在负性生活事件对基本心理需要的预测中起调节作用。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N=571) |
整体拟合指数 |
回归系数显著性 |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 |
β |
t |
基本心理需要 |
|
0.60 |
0.36 |
64.17*** |
|
|
|
性别 |
|
|
|
-0.11 |
-1.54 |
|
年级 |
|
|
|
-0.10 |
-2.16* |
|
负性生活事件 |
|
|
|
-0.11 |
-3.27** |
|
领悟社会支持 |
|
|
|
0.51 |
13.37*** |
|
负性生活事件*领悟社会支持 |
|
|
|
0.07 |
2.89** |
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发现(见图1),对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个体而言,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向预测基本心理需要(simpleslope=-0.06,t=-4.05,p<0.001);对于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个体,负性生活事件对基本心理需要的影响不显著(simpleslope=-0.01,t=-0.86,p>0.05)。也就是说,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低,负性生活事件对于基本心理需要的影响越大。反之,负性生活事件则对基本心理需要的影响越小。
图1 领悟社会支持对负性生活事件和基本心理需要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一)负性生活事件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负性生活事件对高中生群体的生命意义感有着负向的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支持了假设1。高中阶段是个体身心成熟的关键期,面临繁重的课业任务,他们往往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中,这极大程度影响该群体对生活的美好体验,降低生活的价值感和目标感,从而影响其对生命意义的感知,甚至表现出自杀、自伤等行为[23]。
(二)基本心理需要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基本心理需要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结果支持了假设2。负性生活事件作为环境因素,通过影响个体基本心理需要,最终对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以往的研究发现[24, 25],如果个体受外部环境所限,基本心理需要无法适时获得满足,则可能导致个体产生偏差行为以获取满足感。该结果证实了个体与环境有机互动的重要性[8]。对高中生而言,满足其胜任需要和自主需要至关重要,这一定程度影响了个体对自我能力和生活价值的体验。若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个体更易丧失生命的意义感。
(三) 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研究还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在负性生活事件和基本心理需要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结果支持了假设3,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并支持了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26, 27]。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学生感知到社会支持较少,因此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个体更易受到不良影响,进一步导致基本心理需要无法获得满足。对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的高中学生而言,变化则不明显。之所以有这种变化,可能因为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的个体在面对负性事件时,更倾向于采取积极归因,且仍能有效运用身边资源(胜任需要)、建立并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关系需要)和依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自主需要),最大程度降低负性事件的不良影响[28, 29]。这表明领悟社会支持是有效预防高中生群体生命意义感降低的重要保护因素。
五、结论与启示
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向预测高中生的生命意义感;基本心理需要在其中起中介作用;领悟社会支持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基本心理需要的关系之间起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为探寻高中生的生命意义感缺乏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的应对方式。这启示中学教师可以通过提升高中生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引导学生发展多方面的社会支持,通过参加团体活动锻炼利用社会支持资源的能力,明确自己的生活目标,提升其生命意义感,以更加积极的状态应对高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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