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教育投入也随之增加，全民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可见教育是社会、家庭和个人发展的基础，因此教育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多数家长最关心的问题。近些年来，家长热衷于为孩子报各类培训班的热情有增不减，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高度关注与对孩子获得成功未来的殷切期望被社会大众感知。近日，一家长因不满教师布置过多任务，长期加班加点辅导孩子学习，愤然退出家长群的一则新闻引发轩然大波。随着电子讯息时代的到来，各类通讯软件加强了家校联系，便利了家长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家长可实时动态的了解孩子学习情况，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后疫情时代，居家网络课程的普及，家长不可避免的投入更多金钱与精力对孩子的学习进行监管与辅导。许多家长在面临工作、生活与对孩子学习担忧的多重压力之下，往往感到焦虑，家长教育焦虑已成为中国转型时期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布朗芬布伦纳，1979），家庭是孩子成长的微系统，孩子发展是个体与微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家长在教育子女过程中体验到的忧虑烦恼，会对孩子学业造成何种影响呢？

教育焦虑是指家长在教育子女过程中以及由于教育结果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体验到的紧张，不安，忧虑，烦恼，恐慌等情绪（李琳，2018）。在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中国政策与制度，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家庭资本相对贫乏与不可继承性及家长的高成就期望等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家长教育焦虑情绪表现出普遍性与弥漫性的特点。对孩子教育问题焦虑与关注，影响家长及孩子的身心健康，改变了家庭的消费结构，加剧了教育的病态趋势。韩海棠分析中产阶层家长焦虑的影响发现，大部分中产阶层家长认为自己在孩子教育问题上的焦虑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且对心理健康大于身体健康的消极影响（韩海棠，2018）。大量研究发现，焦虑情绪存在代际传递的特征，即家长的焦虑特质会通过遗传及养育方式的作用影响子女的焦虑水平。周婷认为家长的特质焦虑在家庭环境下能够对子女的消极情绪产生影响（周婷，2016）。在家庭中，儿童的行为抑制倾向是由家长特质焦虑影响产生的。在家庭环境下，父母的焦虑情绪越明显，子女越容易出现焦虑倾向。李琳的研究结果表明家长教育焦虑与初中生考试焦虑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李琳，2018），这与王秀珍的研究结果，家长焦虑可以预测初中生考试焦虑相一致（王秀珍，2016）。然而焦虑情绪的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学生，教师群体，对家长的焦虑研究较少，聚焦于家长教育焦虑研究鲜少。且已有研究大多通过案例来烘托出家长教育焦虑的严峻（李金洲，2020），把重点集中于研究家长教育焦虑的现状，问题与原因，探究家长教育焦虑影响的较少，缺乏探析家长教育焦虑对孩子学业情绪影响的研究。

学业情绪指的是出现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个体体验到的与学习相关的各种内在体验（高春辉，2017）包括积极情绪（高兴、平静）和消极情绪（厌倦、焦虑）两种（佩克伦，2002）。小学4-6年级是学生成绩开始分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升学压力和课业负担，老师和家长也在学业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学生学业压力随之增大，学业情绪变得复杂波动（肖凌燕，2016）。学业情绪影响学业成就（刘明珠，2011），高春辉调查小学生学业拖延与学业情绪的关系，发现学生的积极学业情绪推动其对学习活动的投入产生更大的热情，从而获得更加快乐且高效的学习体验；相反，消极的学业情绪则降低学生在学习活动上的动力，导致不良的后果（高春辉，2017）。张文艳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愉快的情绪对孩子作业的完成质量有着促进作用，而父母营造的不良情绪氛围会降低孩子学习的效果（张文艳，2017）。由此可见，积极的学业情绪在学生学习生活中扮演着有着重要的作用。探究影响学业情绪相关因素的研究众多，阿索尔研究发现：教师消极教学会引起学生的消极学业情绪，如惩罚学生、过度责备引起学生生气、讨厌等不良情绪(郑依婷，2007）。王蕾的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等积极因子与积极学业情绪正相关，与消极学业情绪负相关（王蕾，2019）。学生因消极的教师教学(郑依婷，2007）、教师领导模式及消极家庭教养方式（朱晓斌，2011）而展现出消极的学业情绪。，这启发我们思考家长教育焦虑作为一种负性情绪将对学生学业情绪产生什么影响呢？而该方面的研究尚且空缺。由此我们提出假设H1：家长教育焦虑影响学生学业情绪。

父母教育卷入是父母对子女教育投入和管理的程度，其目的在于帮助子女获得学习的成功。研究者们（cone，delawyer & wolfe，1985）认为父母教育卷入具有广泛的内涵，除参加学校活动意愿外，还应包括父母的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情绪。在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中，家庭是与青少年关系最为密切的微观系统，父母在家庭中扮演核心角色及其态度、行为等对孩子的积极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国内外关于父母卷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父母卷入与子女学业成绩、学习动机、学习品质、学习投入及学业成就的关系研究上，并发现有效的父母教育卷入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积极作用，（Izzo，Weissberg，Kassprow，&Frendrich,1999)，能够促进学生阅读水平(Senechal&LeFevre,2002)，提高写作水平等(Epstein,Simon,&Salinas,1997)。父母教育卷入常常作为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孩子的发展，在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中，父母教育卷入是重要的中介因子。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成就之间，父母教育卷入起着中介作用，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父母教育卷入越高，能效促进学业成就（张景焕，乔娜，2013）。父母教育卷入在父母教育期望和留守儿童学习投入间起中介作用。父母教育期望强化父母的教育行为，促进父母自身对子女教育给予更多的投入与关注，进而影响留守儿童的学习投入状况，高质量的父母教育卷入活动对于提升留守儿童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投入是非常有效的（张庆华，2020）。Norman等人研究表明年级较高学生的父母对学生的学业卷入少于年级较低的父母，前者比后者有更少的学业焦虑（Norman, Milgram, & Yosef Toubiana, 1999)。由此可知，有效的父母教育卷入与学生的学习成绩、行为表现、情绪均具有密切联系，但尚未有研究探查父母教育卷入对孩子学业情绪存在的影响，本研究将父母教育卷入作为中介变量，考察父母教育卷入在“家长教育焦虑→父母教育卷入→学生学业情绪”这一路径的中介作用，提出假设H2：父母教育卷入在家长教育焦虑和小学生学业情绪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探讨家长教育焦虑与学生学业情绪之间的关系以及父母教育卷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在理论上有助于揭示家长教育焦虑对学生学业情绪的影响，为家长、学校乃至社会重视子女教育问题提供科学指导与依据，也补充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在实践上有利于促进家长、学校及社会对家长教育焦虑现象及影响的认识，帮助家长调整自己的教育焦虑情绪，从而改善学生学业情绪，增强家长与学生的身心健康。

2 方法

2.1 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法选取四川省成都市某小学4-6年级的300名小学生及其家长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不认真作答及规律作答的无效问卷，最终删除9份，共得到份有效问卷291，问卷有效率为97.33%。其中男生152名，女生139名；四年级92名，五年级107名，六年级92名。

2.2 研究工具

2.2.1 家长教育焦虑问卷

采用李琳（2018）编制的家长教育焦虑问卷。该问卷共14个项目，分为3个维度。其中健康焦虑维度包括1，2，3，4题，考试焦虑维度包括5，6，10，11题，就业焦虑维度包括7，8，9，12，13，14题，计分方式采用五点计分，无反向计分。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1，就业焦虑、考试焦虑、健康焦虑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44、0.842和0.919。

2.2.2 小学生学业情绪问卷

采用王妍(2009)编制的小学生学业情绪问卷。该问卷共34个项目，分为4个维度: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项目7、10、16、18、21、27、28、34，3个因子:高兴、希望、自豪)、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项目8、15、20、22、25、32，2个因子:放松、平静)、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项目3、4、9、11、17、19、23、30，4个因子:担忧、烦躁、羞愧、讨厌、)、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项目1、2、5、6、12、13、14、24、26、29、31、33，4个因子:失望、厌倦、无助、苦恼)。采取5级评分，无反向计分。问卷的信效度均良好。在本研究中，问卷总分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63，4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46、0.737、0.830、0.873。

2.2.3 父母卷入问卷

采用宋冰（2009）编制的父母卷入问卷。该问卷包括两个分量表:父亲教育卷入和母亲教育卷入，各有21个项目，均分为3个维度:智力卷入、行为管理卷入和情感卷入。采用5点计分，无反向计分，得分越高，代表父母教育卷入程度越高。要求儿童分别根据实际情况对父母的教育卷入情况进行评价。在本研究中,母亲分量表及其3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 954、0.935、0.923和0.888,父亲分量表及其3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47、0.905、0.911和0.843。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取网络问卷的形式进行，由各班班主任组织，以班级为团体匿名施测。施测前严格、反复强调指导语“各位家长好，这是一份用于学术研究的调查问卷。问卷分为四个部分，一二部分由家长填写，三四部分由学生作答。问卷匿名，结果无正确错误之分，不影响操行成绩。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感谢您的配合！”，完成整个问卷需要20-25分钟。使用SPSS26.0和SPSS宏程序PROCESS插件，最后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收集数据后，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共有16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并且第一个因子仅解释了19.72%的变异量，小于临界值40%，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会对研究结果造成显著影响。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家长教育焦虑与父母教育卷入、积极学业情绪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学业情绪呈显著负相关。父母教育卷入与积极学业情绪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学业情绪呈显著负相关（见表1）。该相关分析结果符合检验中介效应的前提条件。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N=292）
变量	M	SD	1	2	3	4
1.家长教育焦虑	35.24	11.80	1
2.积极情绪	8.13	1.33	0.168**	1
3.消极情绪	5.35	1.56	-0.489**	-0.102	1
4.父母教育卷入	139.50	29.22	0.155**	0.305**	-0.169**	1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表同。

3.3 父母教育卷入的中介作用

回归分析显示（见表2），家长教育焦虑可以正向预测父母卷入（β=0.16，t=2.67，p<0.05)；家长教育焦虑和父母教育卷入可以正向预测小学生学业情绪（β=0.12，t=2.19，p<0.05；β=0.29，t=5.081，p<0.05）；家长教育焦虑可直接预测小学生消极学业情绪（β=-0.48，t=-9.18，p<0.05），但父母教育卷入对消极情绪的预测未达显著性水平（β=-0.10，t=-1.84，p>0.05）。

表2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N=292）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父母教育卷入	家长教育焦虑	0.03	0.02	7.12 **	0.16	2.67 **
积极情绪	家长教育焦虑	0.11	0.10	17.465***	0.12	2.19 *
	父母教育卷入				0.29	5.081***
消极情绪	家长教育焦虑	0.25	0.24	47.603***	-0.48	-9.18 ***
	父母教育卷入				-0.10	-1.84

  

如表3所示，家长教育焦虑对小学生积极学业情绪和消极学业情绪的直接效应显著，父母教育卷入在家长教育焦虑与积极学业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中介效应通过间接效应1产生，通过家长教育焦虑→父母教育卷入→积极情绪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01 [95%(0.00,0.01) ],占总效应的4.6%，该路径间接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这个间接效应达到显著水平。但间接效应2通过家长教育焦虑→父母教育卷入→消极情绪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06，Bootstrap的95%CI（-0.01，0.00 ）置信区间包含0，表明该间接效应未达显著性水平。

表3  特定间接效应分析
中介路径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占总效应的比值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02	0.01	100.00%	0.01	0.32
直接效应1	0.14	0.01	12%	0.00	0.03
间接效应1	0.01	0.00	4.64%	0.00	0.01
直接效应2	-0.06	0.01	10%	-0.08	-0.05
间接效应2	0.00	0.00	76．8%	-0.01	0.00

注1：直接效应1为家长教育焦虑→积极情绪，间接效应1为家长教育焦虑→父母教育卷入→积极情绪；直接效应2为家长教育焦虑→消极情绪，间接效应2为家长教育焦虑→父母教育卷入→消极情绪。

注2:Boot标准2误，Boot CI下限和Boot CI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下的下限和上线：数值保留两位小数。

4 讨论

4.1 家长教育焦虑和小学生学业情绪的关系

家长教育焦虑与小学生积极学业情绪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消极学业情绪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史立珍的研究结果表明家长教育焦虑对高中生学业情绪具有启动效应，影响学生学业情绪，使其体会到更多的消极情绪体验（史立珍，2020）。与周婷研究的特质焦虑不同，特质焦虑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孩子的消极情绪（周婷，2016）。探究导致结果不同的原因众多，一方面情绪的维度有强弱之分，不同强度的焦虑情绪伴随的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及生理唤醒水平有所不同，产生的相应影响也不尽相同。本研究中的家长教育焦虑为普遍性焦虑情绪，适度水平的家长教育焦虑，被孩子知觉为父母对学业的价值观及其对于学习的重视程度（Mageau，2003），从而使积极学业情绪获得有效提升，并抑制了消极学业情绪的产生，表现为更加关注知识和学习能力的提高，对学习充满到更多希望，获得更多满足感，同时能够轻松、平静的面对学习中的困难，考试中的压力。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孩子知觉到家长焦虑对自身造成的压力，进而转压力为动力，形成“为家长而学”，通过积极取得好成绩获取家长的关注与鼓励。长远看来，家长教育焦虑形成的压力在短期内利于积极学业情绪提升，却不利于孩子长期发展。

4.2父母教育卷入的中介作用

 中介作用分析发现，家长教育焦虑对小学生学业情绪具有直接作用，还通过父母教育卷入的间接作用影响小学生积极学业情绪。与前人关于父母教育卷入对孩子学业投入、学业成就、学习品质的影响的研究结果一致（孙雨萌，2019；李贞慧，2020）从生态理论的角度来看，在父母教育卷入作为一种重要的家庭环境因素，它对小学生学业情绪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程刚，2020）。亲子互动作为父母指导孩子、了解孩子的主要途径，家长教育焦虑与孩子学业情绪也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影响。家长的教育焦虑，促使其产生更多的教育卷入活动，强化其教育行为，从而对子女教育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学生知觉到父母对自己的学业的重视，感受到父母对学习的努力投入，受到父母价值观及行动上的引导与指向，表现出更高的积极学业情绪。

4.3研究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对于揭示当前家长教育焦虑现象以及普遍性家长教育焦虑对于小学生学业情绪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意义。当前家长教育焦虑现象十分普遍，调节家长教育焦虑水平，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情绪迫在眉睫。国家层面发布最新指示，全面肃清课外培训机构，规范课外教育活动，并对校内课后作业及小学生睡眠时长作出了明确要求，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利于家长教育焦虑的缓解。家长方面在不可避免的面对大量教育信息轰炸导致的教育焦虑时，应首先意识到教育焦虑情绪的普遍性，尝试接纳自身焦虑，有选择性的接受相关信息；其次可通过调节自身教育焦虑水平，保持适度焦虑，达到对孩子学业情绪的积极促进作用。父母教育卷入作为影响孩子、了解孩子的重要途径，家长在引导、参与孩子学习的过程中，应注意自身情绪对孩子的影响，避免不良情绪的传染。家长适时有效的与孩子沟通，及时获得孩子学业情绪的反馈，在互动中调节双方情绪。如在辅导孩子作业，监督孩子上网课的过程中，保持情绪稳定，保证有效交流，多采用正面鼓励、正向强化的方式，从而提升孩子的积极学业情绪，增强其对于学业的希望与自信。

本研究的实施由于疫情常态化的限制，学校取消线下家长会，无法获得进校同时对父母和家长施测的条件，尽管通过实验指导语进行控制，但通过教师组织的线上问卷填写，家长与学生可能仍存在敷衍、隐瞒的态度。将家长焦虑视为普遍性的焦虑情绪，认为家长教育焦虑能够提升积极学业情绪。过高或过强的教育焦虑情绪水平，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积极学业情绪产生抑制作用，在本研究中未划分焦虑水平，此具体作用机制尚未可知，未来研究可着眼于此，探索不同家长教育焦虑水平对孩子学业情绪的影响。

 

5 结论

（1）家长教育焦虑与小学生积极学业情绪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消极学业情绪呈显著负相关关系。（2）家长教育焦虑对小学生学业情绪具有直接作用，还通过父母教育卷入的间接作用影响小学生积极学业情绪，即父母卷入在家长教育焦虑和小学生学业情绪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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