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养方式与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冲动性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检验
摘要:870名流动青少年完成父母教养方式、外化问题行为和冲动性的问卷调查,考察了父母教养方式与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及冲动性在其中的作用。结果表明:(1)关怀教养负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过度保护和冷漠拒绝教养正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2)冲动性在关怀、过度保护和冷漠拒绝教养之间有中介作用。(3)冲动性在过度保护教养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有调节作用,过度保护教养对外化问题行为的不良影响在高冲动水平个体中显著而在低冲动水平个体中不显著。
关键词:父母教养方式;外化问题行为;流动青少年;冲动性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流动人口总量也持续增加。伴随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流动儿童青少年的比例也不断攀升。根据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流动人员子女数量达到1426万。环境的变迁和不稳定使他们的心理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儿童晚期和青少年时期是问题行为发生率显著增加的重要时期[1],关于流动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研究,国内研究结果较一致,即总体来看,流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总体水平较城市当地儿童青少年较低,问题行为较多[2, 3]。其中,指向他人和外部环境的外化问题行为,包括攻击行为和违纪行为,得到研究者广泛关注[4],这类问题行为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干预,会对儿童青少年发展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甚至可能导致违法犯罪等反社会行为问题[5]。为了对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进行有效干预,需要探究其风险因素和作用机制。本研究拟考察教养方式与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并检验冲动性在其中的中介和调解作用。
父母教养方式是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重要家庭因素[6]。研究发现,良好的教养方式是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抑制因素,而不良的教养方式是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风险因素[7]。具体而言,家庭教养中的情感温暖理解可以有效减少外化问题行为发生率,而过度保护、惩罚严厉、拒绝否认、控制和矛盾的教养方式容易导致的外化问题行为[6, 8]。
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教养方式与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间的直接关系,较少探讨教养方式起作用的具体机制。基于文献回顾和经验检验,本研究将探讨冲动性在其中的中介和/或调节作用。冲动性是指个体不考虑负面后果的,无计划的、迅速的对内部或外部刺激进行反应的人格倾向[9]。青少年时期,生理发育的快速成熟和心理发展的相对迟缓,使得他们常表现出冲动的行为方式。父母教养方式和冲动性如何联合作用于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一种可能性是冲动性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流动青少年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一方面,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冲动性发展有关,研究发现,冲动行为青少年父母比正常行为青少年父母更多采用“惩罚、严厉”、“拒绝、否认”,更少采用“情感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10]。另一方面,冲动性亦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有关。许多研究发现,青少年攻击、违纪行为及违法犯罪与冲动性存在较高相关性,是研究者关注较多的青少年心理病理行为影响因素[11]。
另一种可能性是,冲动性在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根据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理论,并非所有成长于不良教养环境下的流动青少年都会表现出外化问题行为,换而言之,环境风险因素(教养方式)与发展结果(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个人特质(冲动性)的调节,冲动性可能增强不良教养方式的有害影响,即不良教养方式的负面作用在高冲动水平个体身上表现更加明显。目前,少有实证研究探讨冲动性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调节作用。
综上,基于以往的理论和经验提示我们冲动性可能同时是中介和调节变量。本研究拟考察父母教养方式与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并假设和检验冲动性在二者间同时起中介和调节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 选取苏州地区某积分入学的初级中学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经学校和学生本人知情同意,共有870名学生完成本调查。其中, 男生500人,女生370 人, 平均年龄为14.31岁,标准差为1.02。学生父母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者”分别为10.7%和20.8%;“初中”分别为44.7%和45.6%;“高中”分别为36.2%和27.2%;“大学”分别为7.8%和5.7%;“研究生及以上”分别为0.6%和0.7%。
2.2 工具
2.2.1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采用帕克(Parker)等编制的教养方式问卷[12]测量父母教养方式。该问卷分为父亲和母亲两个部分,各包含25 个项目,可测量四类教养方式,包括关怀、自主、过度保护和冷漠拒绝。其中,关怀6 题,包括温和友好、疼爱、关心和了解等方面,如“在我心烦意乱的时候可以让我心情好起来”; 自主6题,包括给予自由和鼓励自主等方面,如“让我决定自己的事情”; 过度保护7 题,包括控制和娇惯等方面,如“觉得没有他在身边,我就不能照顾好自己”;冷漠拒绝6题,包括冷淡和疏离等方面,如“让我觉得自己是可有可无的”。采用四点计分,从“非常不一致”到“非常一致”分别计0~3 分。以往研究回顾表明, 该问卷分数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13]。本研究中,各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在0.63~0.85。
2.2.2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 采用阿肯巴克(Achenbach)的青少年自评量表[4]中违纪行为与攻击行为项目,共30项。例如:“我逃学或旷课”,“我对别人的身体进行攻击”。采用三点计分,从“没有此现象”到“经常或明显有此现象”分别计0~2分,青少年报告最近半年内这些行为的频率,分数越高表示外化问题行为越严重,本研究该问卷Cronbach' s α系数为0.87。
2.2.3冲动性 采用谢东杰等人[14]修订的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中的冲动系统分量表,共12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1~5分。本研究中冲动系统分量表的Cronbach' s α系数分别为0.87。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在施测时强调保密原则。并且,Harman 单因素法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7.33%,表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2 描述性分析
表1 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关怀和自主教养与外化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过度保护、冷漠拒绝教养和冲动性与外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此外,关怀和自主教养与冲动性负相关,过度保护和冷漠拒绝教养与冲动性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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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 |
4 |
5 |
6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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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别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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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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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怀教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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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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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主教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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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63**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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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过度保护教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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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17** |
-.23** |
1.00 |
|
|
|
5.冷漠拒绝教养 |
|
-.02 |
-.70** |
-.45** |
.38** |
1.00 |
|
|
6.冲动性 |
|
-.11** |
-.32** |
-.18** |
.31** |
.35** |
1.00 |
|
7.外化行为 |
|
-.01 |
-.29** |
-.17** |
.30** |
.34** |
.48** |
1.00 |
M |
|
— |
23.49 |
23.51 |
10.90 |
10.02 |
14.34 |
8.40 |
SD |
|
— |
6.95 |
7.08 |
6.17 |
6.16 |
7.97 |
6.56 |
注:a性别为虚拟变量,女生= 0,男生= 1,*p < 0.05。**p < 0.01, ***p < 0.001,下同
3.3 冲动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15]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检验冲动性的中介效应,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 方法对中介效应量的置信区间进行估计。首先检验四种教养方式对外化问题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路径分析表明,自主教养对外化问题行为无显著预测作用,关怀、过度保护和冷漠拒绝教养对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9、0.23和0.15,均在.001 水平上显著。第二步建立四种教养方式通过冲动性与外化问题行为产生间接联系的路径模型(见图1)。该模型为饱和模型,完全拟合。
图1 冲动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注:回归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括号内为未加入中介变量(冲动性)时,四种教养方式预测外化问题行为的回归系数。
结果表明,关怀教养(β= -0.22, p < .001)能负向预测冲动性,过度保护(β= 0.24, p < .001)和冷漠拒绝教养(β= 0.14, p < .01)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冲动性,而自主教养(β= 0.07, p > 0.05)对冲动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冲动性能显著正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β= 0.38, p < .001)。当教养方式和冲动性同时预测外化问题行为时,关怀教养对外化问题行为的负向预测不显著(β= -0.11, p > 0.05),过度保护(β= 0.23, p < .001)和冷漠拒绝教养(β= 0.15, p < .001)能显著正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关怀教养作用于外化问题行为的中介效应量为-0.08,95% 置信区间为[-0.16, -0.03]。过度保护教养作用于外化问题行为的中介效应量为0.09,95% 置信区间为[0.05, 0.17]。冷漠拒绝教养作用于外化问题行为的中介效应量为0.05,95% 置信区间为[0.00, 0.12]。冲动性在关怀、过度保护和冷漠拒绝教养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3.4 冲动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建立四种教养方式与冲动性交互作用于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模型(见图2),该模型为饱和模型,完全拟合。结果表明,冲动性只显著调节过度保护教养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β= 0.15, p < .001)
图 2 冲动性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用PROCESS插件进一步考察交互效应模式,并根据冲动性和过度保护教养方式正负一个标准差时的值绘制简单效应模式图(图3)。结果显示,当冲动性水平较高时,过度保护对外化问题行为正向预测显著(β=0.29, p < .001);当冲动性水平较低时,过度保护对外化问题行为预测不显著(β=-0.00, p > .05)。
图3 冲动性在过度保护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父母教养方式与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考察了父母教养方式与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并发现关怀和自主教养与外化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过度保护和冷漠拒绝教养与外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这支持了以往研究[7, 16, 17]。此外,虽然自主教养与外化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但前者对后者独特的负向预测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自主教养在包含理解尊重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放任自由,这可能削弱其对外化问题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另外,关于教养方式的检验表明,温暖关怀教养有利于孩子发展,而过度保护/冷漠拒绝教养不利于孩子发展。综合而言,关怀教养优于过度保护及冷漠拒绝教养。
4.2 冲动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冲动性在关怀、过度保护和冷漠拒绝教养与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间有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教养方式对外化问题行为的部分作用是间接的:高关怀教养能减少流动青少年冲动性进而减少外化问题行为。高过度保护及高冷漠拒绝教养能导致流动青少年冲动性增加进而促使其外化问题行为增多。因此,冲动性是教养方式与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重要解释机制。该发现支持了以往的理论,表明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冲动性人格特质具有塑造作用,进而影响其发展结果[10]。
首先,高关怀有助于流动青少年冲动性的减少,而高过度保护及高冷漠拒绝教养导致其冲动性增加。这一发现支持了以往的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即不良教养方式是造成冲动行为的原因之一[10]。冲动青少年的父母对待子女更缺乏理解关怀,并且,过多给予拒绝否定、保护控制。研究者发现父母常采用呵斥、控制或冷漠、忽视等方式给子女的冲动行为以回应,然而,这样的教养并未有效矫正青少年的冲动行为,反而加重了他们冲动行为的发生[18]。其次,高冲动性将导致外化问题行为。该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10, 19],品行障碍青少年在人格上常表现为低友善性和高冲动性。高冲动个体更可能采取鲁莽的或无计划性的应对方式来解决问题[9],从而产生更多的外化问题行为。
4.3 冲动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冲动性在过度保护教养与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之间有调节作用,高冲动水平的流动青少年,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存在显著关联;低冲动水平的流动青少年,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与外化问题行为的关联不显著。这表明个体冲动性是过度保护教养方式导致外化问题行为的重要因素。高冲动水平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随着父母过度保护的水平增加而不断增加。这提示我们,冲动性对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具有重要的负面作用,预防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既要从不良的教养方式着手,还要重视其冲动的人格特质干预。尤其注意高冲动特质的流动青少年,不应采用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例如,试图控制每一件事、侵犯隐私、娇惯溺爱等[13]。
另外,许多研究证据表明,一个变量可同时起中介和调节作用[20, 21]。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此观点,发现了冲动性在父母教养与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双重作用。这表明冲动性是一个复杂的二元概念。某种程度上,它是环境因素的产物,此时冲动性在环境因素与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此外,冲动性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特质,亦能作为调节变量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于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这两种路径常同时起作用。
该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形成的复杂过程和机制,有利于开展科学的预防和干预工作。首先,教养方式作为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具有改善的可能性,应当建议父母多理解流动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和特点,多采用关怀的教养方式,减少过度保护和冷漠拒绝的教养方式。一方面,可以减少流动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流动青少年的冲动性水平进而减少外化问题行为。其次,应重视冲动性对流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负面效应。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发展,冲动性水平显著提高,应对这部分流动青少年给与及时的关注,因为青少年冲动特质它既受生理因素的影响,也受环境的影响,具有可塑性,可以通过改善家庭或学校环境或习得调节自身冲动性的有效方式,如正念、认知行为方法,引导其减少冲动行为从而减少外化问题行为。
5 参考文献
[1] 郭未, 杨胜慧, 郑晓瑛. 中国城市青少年问题行为考察[J]. 城市问题, 2013, 01): 74-80.
[2] 熊猛, 叶一舵. 中国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研究述评[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12): 1798-813.
[3] 孙晓红, 韩布新. 国内外流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 12): 67-73.
[4] ACHENBACH T M. Manual for the Self-Report and 1991 YSR profile [M]. Burlington: University of Vermont, 1991.
[5] BROIDY L M, NAGIN D S, TREMBLAY R E, BATES J E, BRAME B, DODGE K A, FERGUSSON D, HORWOOD J L, LOEBER R, LAIRD R.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childhood disruptive behaviors and adolescent delinquency: a six-site, cross-national study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3, 39(2): 222-45.
[6] 王晓梅. 流动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研究[J]. 社会心理科学, 2011, 026(011): 209-13.
[7] 刘朔, 刘艳芳, 王思钦, 刘红升. 父母教养方式对流动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5(04): 87-93.
[8] 曾守锤. 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及其风险因素的研究[J]. 心理科学, 2010, 02): 202-4.
[9] MOELLER F G, BARRATT E S, DOUGHERTY D M, SCHMITZ J M, SWANN A C. Psychiatric aspects of impulsivity [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1, 158(11): 1783.
[10] 朱海. 中学生冲动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J]. 教学与管理, 2013, 36): 85-7.
[11] 刘萌萌, 张良, 纪林芹, 张文新, 张粤萍. 延迟折扣及其与青少年物质滥用与成瘾、外化问题的关系[J]. 心理科学, 2013, 36(04): 884-91.
[12] PARKER G. The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J]. Social Psychiatry &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1990, 25(6): 281-2.
[13] 蒋奖, 许燕, 蒋菁, 于生凯, 郑芳芳.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BI)的信效度研究[J]. 心理科学, 2009, 32(01): 193-6.
[14] 谢东杰, 王利刚, 陶婷, 樊春雷, 高文斌. 青少年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中文版的效度和信度[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4, 28(05): 386-91.
[15]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05): 731-45.
[16] 张敏. 我国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研究10年回顾与展望[J]. 学术论坛, 2013, 36(07): 207-14.
[17] 黄聚云, 晏妮. 家庭因素与农民工随迁子女学生问题行为的关系[J]. 中国学校卫生, 2016, 37(07): 1025-8.
[18] 高雪屏, 于素维, 苏林雁. 儿童青少年多动冲动行为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3, 01): 36-8.
[19] 金凤仙, 程灶火, 刘新民, 周晓琴, 王国强. 违法青少年家庭环境、教养方式和人格特征的对照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01): 53-5.
[20] 刘丹霓, 李董平. 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网络成瘾:自我弹性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检验[J]. 心理科学, 2017, 40(06): 1385-91.
[21] 叶宝娟, 温忠麟, 杨强, 任皓. 气质特征和教养方式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影响:独特效应和交互效应检验[J]. 心理科学, 2013, 36(05): 106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