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人类一直在探寻的主题,对自身情绪和生活状态的良好评价是幸福人生中的重要内容。主观幸福感 ( Subjective Well -being) 就是指个体根据自己制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作出整体性的评价,主要包括两个基本成分: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1]。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对其进行研究,在提高个体身心健康水平方面有重要意义。
现阶段,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体倾向于大学生等成人以及初中生、高中生为主的青少年群体,以小学生尤其是寄宿制小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仍较少。寄宿制学校是教育体制改革下的新型办学模式,与普通小学生相比,寄宿制小学生在学校学习状况、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着不同之处,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因此受到影响。探讨寄宿制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有促进作用。
研究发现,利他行为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变量[2]。利他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最高水平,是个体自愿且未期待他人回报的助人行为[3]。研究表明更乐意帮助他人、进行亲社会和利他行为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特质性快乐者[4]。积极参与利他服务可以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5]。也有研究表明学生的利他行为可以提升其主观幸福感[6]。一项提升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践干预研究显示,利他的小学生会更幸福[7]。综合已有研究,利他行为可能是提高寄宿制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一条佳径,目前对二者关系间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还较为缺乏。本研究旨在初步考察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利他行为究竟如何引发寄宿制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其中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根据互惠利他模型(Reciprocal Altruistic Model),个体做出越多的助人行为,则越容易被社会所接纳,更容易获得他人的支持[8]。多项实证研究发现利他行为可以改善个体的人际关系,为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9][10]。社会支持主要是来自家人、团体组织成员的关心、尊重和需要等心理帮助或物质支持,对维护和促进身心健康有重要作用[11]。国内外研究均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青少年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2][13]。社会支持是儿童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14]。王玉花等人将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发现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强的正面影响,社会支持在有童年期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依恋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15]。自我决定理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16]认为,人类存在三种基本需求:自主需求(对自己有自主决定权)、能力需求(认为自身有能力和价值)、关系需求(自己同他人有联系、有归属感,能够得到他人的帮助)。当个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时,则会得到积极健康发展。利他行为可以使个体的社会关系需求得到满足,获得他人的帮助与支持,这些满足可以使个体拥有更多的积极向上的情绪,进而促进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利他行为会影响社会支持的获得,而社会支持又会进一步影响主观幸福感,所以社会支持可能是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关系间的中介因素。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1.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2.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即社会支持在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选取广东省某寄宿制小学四至六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整班方便取样的方式发放1200份问卷,剔除异常值和缺失值超过10%的问卷后,有效问卷为1147份,有效率为 95. 58% ,其中男生658人(57.2%),女生489人(42.6%)。四年级345人(30.1%),五年级419人(36.5%),六年级383人(33.1%)。被试平均年龄在9~13 岁之间(10.48 ± 0.96)。
1.2研究工具
1.2.1小学生利他行为倾向问卷
该量表由曹瑞、张海霞等[17]编制,包括奉献帮助、爱心助人、分享合作、友善慷慨四个维度,共计17个项目。信效度分析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4个维度的α系数分别 0.70、0.70、0.68和0.61,总量表α系数为0.85(p<0.01),问卷的信度良好。
1.2.2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由戴晓阳、叶月妹等[18]编制而成,共计17个条目,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在0.84~0.89之间,总量表α系数为0.92,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86、0.84、0.823,总量表重测信度为0.88(p<0.01)。
1.2.3幸福感指数量表
该量表包括生活满意度问卷、总体情感指数量表两个部分内容[19]。问卷的生活满意度与总体情感指数的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55,总量表的一致性为0.56,量表重测一致性为0.89(p<0.001)。
1.3 数据收集处理
由心理学专业的心理老师担任主试,采用统一指导语进行集体测验。使用SPSS24. 0和Amos24. 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进行数据收集,所以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方法, 将所有变量的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3.55%, 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20]。
2.2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利他行为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 p<0. 01) (见表1)。说明寄宿制小学生的利他行为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三者具有密切联系。
表1 利他行为、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关系
变量 |
M±SD |
1 |
2 |
3 |
1利他行为 |
66.432±10.686 |
1 |
|
|
2社会支持 |
64.370±13.772 |
0.407** |
1 |
|
3主观幸福感 |
11.369±2.382 |
0.326** |
0.622** |
1 |
注:*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下同。
2.3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检验利他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社会支持在利他行为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采用Amos24. 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本研究参考温忠麟、叶宝娟在综合新近研究成果后推荐的方法建立中介效应模型[21]。首先,验证利他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以主观幸福感为结果变量,利他行为作为预测变量建立模型1。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建构模型 2。
结果显示,两个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均较好(见表2)。模型1路径结果表明,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0. 382,p<0. 001);模型2路径分析显示,利他行为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社会支持(β = 0. 472,p<0. 001);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 571,p<0. 001);利他行为可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 = 0. 111,p<0. 001),表明社会支持在利他行为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见图1)。
运用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重复取样2 000 次,计算 95 % 置信区间。结果显示,“利他行为→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的 95 %置信区间为[0.232,0.309],该区间不包括0,再次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 472×0. 571 = 0. 27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为 0.270/ 0. 381=70.9%。
表2各模型的模型拟合指数
Model |
χ2 |
df |
χ2 /df |
RMSEA |
AGFI |
CFI |
TLI |
IFI |
NFI |
模型1 |
15.275 |
5 |
3.055 |
0.042 |
0.984 |
0.994 |
0.988 |
0.994 |
0.991 |
模型2 |
18.167 |
8 |
2.271 |
0.033 |
0.986 |
0.996 |
0.992 |
0.996 |
0.993 |
模型 1: 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
模型 2: 社会支持在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图1:社会支持在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和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注: 括号中的值为利他行为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所有数据均为标准化系数
3讨论
研究结果发现,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而且在利他行为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模型中,寄宿制小学生利他行为可以独立的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研究假设1得以验证。陆彩霞等[7]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利他行为与小学生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利他的态度和行为能够提升主观幸福感。国外研究发现青少年儿童的利他行为对幸福感、身体健康等有显著的正向预测[6]。也有研究者证实,利他者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都会感受到更多积极愉悦的心理体验,感知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