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个人成长主动性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生命意义的中介作用

 一、问题提出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个人成长主动性（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PGI）成为其研究视角下的一个新概念。积极心理学聚焦于人类积极品质和力量的研究，预设了一颗主动的心，强调“有意识的积极”，大力关注健康心理的来源，超越以往只关注心理疾病和失调的模式。个人成长主动性则将“有意识”和“主动性”两个元素紧密结合在一起。Robitschek把个人成长主动性定义为个体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提升和完善自我的倾向，包含认知和行为两个方面。认知方面指自我效能感中的认知成分、信念、态度和与个人成长有关的价值观；行为方面指将各认知内容付诸实践的过程[1]。高中生正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转变心智模式，做出有意识的自我改变，实现个人成长。

人生目标和个人成长是积极心理健康和生命意义寻求的核心[2]。研究表明，个人成长主动性与心理痛苦（抑郁、焦虑和一般心理痛苦）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个人成长主动性越高，个体心理痛苦的程度越低[3]。以19-21岁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发现，个人成长主动性和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和心理痛苦呈显著负相关[4]，个人成长主动性还可以调节青少年压力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5]。我国学者白汉平等人以大学生为被试，发现个人成长主动性与一般健康量表中的自我肯定呈显著正相关，与抑郁和焦虑呈显著负相关[6]。

生命意义作为积极心理学另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被视为积极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和标志[8]。意义治疗理论认为，缺乏生命意义将会导致个体产生一系列心理和行为问题[9]。自Frankl之后，各学者均强调生命意义是促进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子。Steger 等首次从两个维度定义生命意义，认知维度为拥有意义，是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反映了意义体验的丰盈与深刻程度；动机维度为追求意义，是指个体试图建立或增强自己生命意义时所做出的积极的、动态的努力，反映了人在追寻意义时的活动强度与紧张度［10］。

前人的研究已证实拥有生命意义与积极变量有关，生命意义体验高的人拥有更多幸福感和积极情绪[11]。但对于寻求意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寻求生命意义感体现出功能失调属性，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无法成功地收获意义感，“求而不得”导致焦虑、失望、抑郁和低自尊［12］。另一方面，寻找生命意义感与积极情绪、学习动机呈显著正相关［13、14］。对于寻求意义和拥有意义两维度之间的关系，Frankl认为，人们通过有意识的探寻去获得生命的意义，意义寻求理应是生命的一个自然的、健康的部分，与意义体验应该呈现正相关关系[9]。David等人的研究发现，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可以促进自我生命意义的存在，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幸福感[15]，即寻求生命意义可以让个体获得更多生命意义。

对于个人成长主动性和生命意义之间的关系，Vaksalla等以马来西亚私人医院里的护士为样本，发现个人成长主动性和生命意义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均能预测护士的工作投入[16]。陈世民等人认为，生命意义是影响个人成长的重要因素，个体体验到的生命意义感越强烈，越有强大的动力不断成长[17]。

由以上得知，个人成长主动性、生命意义和心理健康之间两两相关，但至今没有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以往关于个人成长主动性的研究大多数采用大学生样本，对于发展中的高中生，郭纪昌等人修订了我国青少年个人成长主动性的问卷[18]，但依旧缺乏相关研究。本研究以高中生为研究样本，假设个人成长主动性和高中生心理健康状况之间呈负相关，寻求生命意义和拥有生命意义在两者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从山东省济南市某高中抽取高一、高二和高三30个班级，共发放问卷1300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1279份，有效回收率为98.4%。其中男生710人，女生569人；高一447人，高二432人，高三400人；生源地城镇114人，农村为97人；独生子女536人，非独生子女743人。

（二）研究工具

1.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

采用Robitschek等编制的《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第二版(PGIS-II)[19]。PGIS-II包括4个因子:对改变的准备(如“我知道自己的哪些方面需要改变”)、计划性(“我知道该怎么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去改变自己”)、利用资源(“在我成长过程中碰到问题时，我会主动找人帮忙”)和主动的行为(“我能抓住每一个能让我成长的机会”)，共16个题目。采用 Liket6 点评分（0 表示完全不赞成, 5 表示完全赞成）。整个量表α系数为0.972。

2.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王鑫强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版》［20］，包括 2个分量表，共10个条目。拥有意义分量表( MLQ-P) 含5个条目，如“我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α系数为 0.766；寻求意义分量表( MLQ-S) 含5个条目，如“我总在尝试找寻自己生活的目的”，α系数为 0.771。问卷采用Liket7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7表示完全符合）。全量表的α系数为 0.797。

3.症状自评量表

简称SCL-90[21],共90个项目,涉及9个症状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量表采用5级评分制(0～4级),0=从无，1=轻度，2=中度，3=相当重，4=严重。参考标准：若总分超过160分，或阳性项目数超过43项，或任一因子分超过2分，可考虑筛选阳性，需进一步检查。我国学者刘恒和张建新将其应用于中学生群体中，并建立了我国中学生SCL-90的常模参照标准[22]。

（三）施测

  在统一指导语的基础上，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被试独立答题，当场收回答卷。

（四）数据处理

使用SPSS24.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用 Amos 24.0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依据温忠麟、侯杰泰和马什赫伯特的建议[23]，以 χ2/df 小于5 、CFI 和TLI大于0. 90、ＲMSEA小于0. 08作为评价模型拟合良好的标准。

（五）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测量均来自被试自我报告，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一方面通过匿名作答、修改有歧义的语句、反向计分等进行程度控制，另一方面在统计控制上，采用Harman的单因素检验法，把3个变量116道题目一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抽取的第一个因素只解释总变异的31.4%（累积总变异73.9%），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是本研究的一个问题。

 

三、研究结果

（一）高中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全国中学生常模比较

表1 高中生总体心理健康状况与全国中学生常模在SCL-90各因子上比较

   由表1得知，高中生整体心理状况良好，未有任何因子的均分超过2分，且每一因子的分数均显著低于全国中学生的常模。

（二）不同性别、年级、生源地和是否独生子女的高中生SCL-90的差异比较

多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在恐怖因子上，男生高于女生（P=0.007＜0.01），在偏执因子上，男生高于女生（P=0.032＜0.05），在SCL-90其它各因子上无显著性差异。

年级在SCL-90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事后多重比较发现，高一年级的躯体化水平高于高三年级（P=0.027＜0.05），高一年级的焦虑水平高于高三年级（P=0.047＜0.05），高二年级的敌对性高于高三年级（P=0.037＜0.05），高一年级的恐怖心理高于高三年级（P=0.025＜0.05）。

是否独生子女和生源地在SCL-90各因子上均无显著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