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姿态对初中生同伴关系的影响

1问题提出 初中阶段是个体由儿童向成人过渡的时期。在此期间青少年不仅有生理、心理、智力等方面的重大发展，反映在社会关系上，也呈现出全新的人际交往模式——青少年逐渐疏远了与父母的交往而更多地走到同伴中去。而发展起来的同伴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Sullivan，1953；Furman，1985）。同伴关系是指年龄相同或相近的儿童之间的一种共同活动并相互协作的关系，或者主要指同龄人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张文新，2002）。且前人研究发现同伴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简单的维度，在青少年同伴关系发展的过程中或轻或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同伴关系问题。有的青少年只存在偶发性的同伴矛盾，而有的却长期存在同伴关系状况较差的问题（张亚莉，2008）。 全球对同伴关系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其后，同伴关系的研究在70年代后获得了迅速的繁荣发展。然则直至8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才逐步研究我国的初中生同伴关系。现阶段，关于青少年同伴关系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Williams，2004；Wdenzel，2004；），而专门针对初中生同伴关系的研究亦不在少数（王佳宁，于璐，熊韦锐，2009；吴晓玮，周宁，葛明贵，2011；杨钋，朱琼，2013）。然则对于初中生同伴关系的研究中，部分学者主要着眼于对同伴关系在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上的研究（Lynch，1997；吴晓玮，周宁，葛明贵，2011；王佳宁，于璐，熊韦锐，2009；黄玉芬，2010；陈呈超，2011；杨林佩，2011）。另有研究者针对其他变量对同伴关系的影响作了相关研究。部分学者是从个体的内部因素着手进行分析，如个体自身与他人交往的意愿（曹加平，2006；吴晓玮，周宁，葛明贵，2011）、学业成绩（杨光艳，2006；杨钋，朱琼，2013）、社会行为（石伟，张进辅，1999；李丹，2000）等对同伴关系的影响；另一部分则着眼于外部因素，如家庭的影响（俞国良，2000；黄笑甄，2011；井菲菲，2012；唐守兰，2015）等等去探讨这些变量对同伴关系的影响。 前人研究发现，良好的同伴关系有赖于良好的沟通，沟通也是维持良好同伴关系的因素。研究者在探究人际与沟通的相关理论时发现，除了个体所运用的沟通姿态能反映出人们的人际行为，透过沟通姿态也能呈现出人际间是否平衡的关系，并传达或展现出个人的内在姿态（周明，2013）。沟通姿态是萨提亚模式的关键概念——“生存沟通姿态”的简称，指的是个体与他人沟通过程中采用的直接的方式和基本行为（维吉尼亚・萨提亚，2006）。沟通姿态可分为一致型与不一致型。其中不一致的沟通姿态包含四种类型，分别是：讨好型、指责型、超理智型和打岔型。现阶段，国外对萨提亚沟通姿态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对萨提亚沟通姿态理论和技术的研究（Banmen，1986；Lewis，1986；Duhl，1995；Innes，2002；Brubacher，2006；Tam，2006），以及利用萨提亚沟通姿态的治疗技术对各人类群体进行的实践研究（Korzybski，1994；Lum，2002；Sayles，2002；Kim，2015）。在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萨提亚沟通姿态相关研究更为成熟，港台学者们设计了符合自己研究需要的团体辅导方案，以促进人际沟通与改善人际关系为目的开展针对不同群体的团体辅导（卓纹君,简文英，2003；庄雅婷,陈秉华，2006）。大陆地区研究萨提亚沟通姿态的时间稍晚，但也在不断丰富当中。国内对萨提亚沟通姿态的研究主要是从对萨提亚沟通姿态理论和技术的研究（郭瑞杰,梁贺红，2008；王桂平，2010）、对萨提亚沟通姿态开展个案辅导的研究（张芳，2013；吴丹，2014；古婷婷，2016）、对萨提亚沟通姿态开展团体干预的研究（卓文君，2003；吴燕霞，2007；许旭，范卿瑞，吕世斌，2014）这三个方面进行的。 著名的家庭治疗师萨提亚女士认为家庭系统是影响个人发展沟通姿态的核心来源，不一致的沟通姿态源自人们自小所习惯的家庭环境以及父母之间彼此的互动模式。人们是在家庭中开始学习到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从出生的那一刹那起，就形成了最基本、最原初的三角关系：即母亲、父亲、孩子。由于家庭是个人在生命中所参与的所有系统中的第一个、可能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因此最初的三角关系对个人和重要他人的互动模式有深远的影响。学者们认为，个人的沟通姿态是受到家庭环境因素和家庭规条所影响，个人在原生家庭与父母的互动中学会了如何应对，如何求生存，也就是学会了采用哪种沟通姿态。但是随着个体不断成长，人际交往圈也不断向外围发展，圈内连接也多变复杂，个体在处理与他人（教师、长辈、同伴等）关系时，依然会自然且不自知地采用在原始亲密关系当中所学会的沟通姿态，也就是说会利用和父母互动中学会的沟通姿态和他人交流，进而建立关系。（周明，2013；周明，申雨凡，史慧颖，2013） 综上可知，个体对父母的沟通姿态、个体对同伴的沟通姿态与个体的同伴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原生家庭中个体和父母的互动与青少年对同伴的沟通姿态密切相关，而沟通姿态能呈现出人际间是否平衡的关系。青少年在原生家庭中与父母的互动中学会了采用哪种沟通姿态。因此，个体在处理与他人关系时，仍会不自觉地沿用与父母沟通的方式，与他人互动，从而建立自己与他人的同伴关系。然而，至今国内仍未见研究直接探索萨提亚模式所强调的个体在原生家庭习得的沟通姿态与人际关系的关联性是否与其理论相符。基于上述：本研究将选取刚刚步入青少年阶段的初中生作为被试，试图探讨一下问题：（1）初中生对父母的沟通姿态与其对同伴沟通姿态之间的关系；（2）初中生对父母沟通姿态与其同伴关系之间的关系；（3）初中生对同伴沟通姿态与其同伴关系之间的关系；（4）初中生对父母沟通姿态对其同伴关系的影响机制。本研究主要假设如下：（1）初中生对父母的沟通姿态可以正向预测其对同伴的沟通姿态。（2）初中生对父母、对同伴的不一致沟通姿态均可以负向预测其同伴关系。（3）初中生对同伴沟通姿态在其对父母的沟通姿态与其同伴关系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图1 初中生对父母、对同伴沟通姿态和同伴关系的关系假设模型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在广东省广州市八所普通中学中随机抽取了383名学生进行调查。在初一至初三年级中随机抽取各班学生，共计发放问卷383份，回收率100%。检查问卷的有效性后，筛选出有效性问卷共计370份，有效率96.6%。其中男生190名，女生180名；初一35名，初二249名，初三86名。 2.2研究工具 2.2.1初中生同伴关系 选取由学者 Asher编制的学生同伴关系量表进行测查。该量表为四级评分制，共计16个项目。题项由“1”（完全不符合）到“4”（完全符合）。在统计中通过将题目中的反向计分项进行转换和计算后，得出总分。总分的分数越高，代表受测者同伴关系越好。本研究中学生同伴关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41。 2.2.2初中生沟通姿态 采用西南大学硕士生周明开发出的萨提亚沟通姿态量表，其分为四个不同沟通姿态的分量表，分别指向讨好、指责、超理智和打岔，共有29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制，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个体对某种沟通姿态采用的可能性与其在该沟通姿态分量表上的分数成正比关系。例如：个体在打岔的分量表上分数越高，则表明个体与他人互动过程中越倾向采用打岔的沟通姿态，其他三个分量表同理。本研究中初中生对父亲的沟通姿态量表Cronbach α系数是0.893，对母亲的沟通姿态量表Cronbach α系数是0.890，对同伴的沟通姿态量表Cronbach α系数是0.888。 2.3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18.0中的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重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3结果分析 3.1各变量描述统计 研究结果显示，整体水平上，初中生无论是对父母还是同伴沟通姿态的分量表平均分均低于三分，低于中等水平：在5点量表中，对父亲打岔（M题均分=2.27）对父亲讨好（M题均分=2.64）、对父亲指责（M题均分=1.97）、对父亲超理智（M题均分=2.36）；对母亲打岔（M题均分=2.32）、对母亲讨好（M题均分=2.72）、对母亲指责（M题均分=2.01）、对母亲超理智（M题均分=2.37）、）；对同伴打岔（M题均分=2.49）、对同伴讨好（M题均分=2.76）、对同伴指责（M题均分=2.24）、对同伴超理智（M题均分=2.49），说明初中生倾向于使用这四种沟通姿态的可能性较低。而初中生的同伴关系总分平均值为48.14分，远高于理论中值40分，说明初中生同伴关系状况良好。 进一步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检验考察初中生的沟通姿态、同伴关系的性别和年级差异，结果如下： 在沟通姿态方面，总体而言，男生比女生更倾向对父母和同伴使用指责型沟通姿态（[F（对父亲指责）=4.141, p<0.05]、[F（对母亲指责）=3.279, p<0.01]、[F（对同伴指责）=0.764,, p<0.001])，而打岔、讨好、超理智的沟通姿态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年级在指责、超理智的沟通姿态上组间差异显著，进一步简单分析结果表明，年级越低越倾向对父亲和同伴使用指责型沟通，对父亲使用指责沟通水平（M（初一）－M（初二）=0.161，M（初二）－M（初三）=0.227，M（初一）－M（初三）=0.389)，对同伴使用指责沟通水平M（初一）－M（初二）=0.108，M（初二）－M（初三）=0.250，M（初一）－M（初三）=0.358)；年级越高则越倾向对父母使用超理智型沟通，对父亲使用超理智沟通水平（M（初三）－M（初二）=0.020，M（初二）－M（初一）=0.445，M（初三）－M（初一）=0.465)；对母亲使用超理智沟通水平（M（初三）－M（初二）=0.032，M（初二）－M（初一）=0.493，M（初三）－M（初一）=0.525)。年级在其他沟通姿态上组间差异不显著。 在同伴关系方面，总体而言，男女生组间差异并不显著，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均拥有较高的同伴关系水平。（[F（同伴关系）=0.549, p=0.46]）。年级在同伴关系上组间差异显著，初二和初三年级的同伴关系水平呈显著差异（[F（同伴关系）=3.313, p<0.05]）。对比后发现，初三级的同伴关系水平高于初二、初一年级（M（初三）－M（初二）=2.737，M（初二）－M（初一）= -2.605，M（初三）－M（初一）=0.132)。 检验变量 男 女 初一 初二 初三 M±SD M±SD M±SD M±SD M±SD 对父亲指责 2.07±0.84 1.87±0.71 2.17±1.07 2.01±0.78 1.78±0.63 对母亲指责 2.13±0.83 1.89±0.73 2.21±1.15 2.04±0.77 1.88±0.65 对同伴指责 2.39±0.81 2.06±0.78 2.39±0.95 2.28±0.83 2.03±0.66 对父亲讨好 2.65±0.73 2.63±0.75 2.40±0.93 2.67±0.70 2.66±0.75 对母亲讨好 2.70±0.71 2.73±0.75 2.63±0.95 2.74±0.69 2.69±0.75 对同伴讨好 2.70±0.69 2.82±0.76 2.83±0.78 2.79±0.73 2.64±0.69 对父亲打岔 2.30±0.72 2.24±0.71 2.21±0.75 2.27±0.72 2.30±0.67 对母亲打岔 2.35±0.73 2.28±0.75 2.22±0.84 2.33±0.75 2.34±0.65 对同伴打岔 2.50±0.73 2.48±0.76 2.13±0.71 2.55±0.76 2.50±0.68 对父亲超理智 2.38±0.92 2.33±0.99 1.95±0.81 2.40±0.99 2.42±0.86 对母亲超理智 2.40±0.91 2.34±0.91 1.92±0.72 2.42±0.94 2.45±0.87 对同伴超理智 2.53±0.80 2.44±0.88 1.98±0.69 2.55±0.84 2.53±0.84 同伴关系 47.51±9.83 48.90±9.15 49.91±9.49 47.24±9.38 50.04±9.55 表1 初中生沟通姿态、同伴关系现状 注：p<0.05，用*表示；p<0.01，用**表示；p<0.001，用***表示，下同 由表2可知，初中生对父母和对同伴使用这四种不一致的沟通姿态两两之间均存在着高度正相关，且初中生对父母使用打岔、指责沟通姿态和同伴关系之间均存在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而对同伴使用打岔、指责和讨好沟通姿态也和同伴关系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可见，初中生越倾向于对父母使用打岔、指责沟通，或越倾向于对同伴使用打岔、指责和讨好沟通，其同伴关系越差。 表2 初中生对父母、对同伴的沟通姿态与同伴关系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父亲打岔 1 2.父亲指责 .618** 1 3.父亲讨好 .466** .333** 1 4.父亲超理智 .463** .451** .409** 1 5.母亲打岔 .945** .599** .445** .407** 1 6.母亲指责 .582** .930** .364** .421** .603** 1 7.母亲讨好 .441** .310** .911** .365** .425** .337** 1 8.母亲超理智 .446** .455** .420** .923** .433** .466** .388** 1 9.同伴打岔 .768** .477** .422** .343** .796** .487** .417** .369** 1 10.同伴指责 .531** .785** .333** .367** .545** .819** .323** .408** .583** 1 11.同伴讨好 .434** .348** .782** .355** .409** .365** .795** .368** .419** .349** 1 12.同伴超理智 .426** .393** .386** .801** .428** .409** .373** .866** .454** .454** .388** 1 13.同伴关系 -.308** -.237** -.057 -.012 -.314** -.248** -.080 -.031 -.312** -.223** -.131* -.040 1 3.2初中生沟通姿态对同伴关系的预测作用 要进一步探究初中生的沟通姿态对初中生同伴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将初中生对父母和对同伴的四种沟通姿态作为自变量，同伴关系作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多元回归法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 表3 初中生对父母、同伴的沟通姿态对同伴关系的回归分析 同伴关系 同伴关系 同伴关系 Δ R2 Beta F Δ R2 Beta F Δ R2 Beta F 截距 56.3 截距 56.4 截距 56.2 对父亲打岔 .095 -.32 38.55*** 对母亲打岔 .099 -.29 40.27*** 对同伴打岔 .097 -.37 39.51*** 对父亲超理智 .022 .19 24.22*** 对母亲超理智 .014 .16 23.19*** 对同伴超理智 .014 .13 22.93*** 对父亲指责 .009 -.13 17.58*** 对母亲指责 .013 -.14 17.39*** 在初中生对父亲的沟通姿态方面，可显著预测其同伴关系的变量依序为“对父亲打岔”“对父亲超理智”、“对父亲指责”，这三个预测变量共可有效解释初中生同伴关系的12.6%的变异量，其中对父亲打岔的沟通姿态预测力最大，解释了同伴关系的9.5%的变异量，其次是对父亲使用超理智和指责沟通姿态，分别解释了同伴关系2.2%和0.9%的变异量。根据Beta值可知，初中生对父亲使用打岔和指责的沟通姿态起负向预测作用，对父亲使用超理智沟通姿态起正向预测作用。 在初中生对母亲的沟通姿态方面，可显著预测其同伴关系的变量依序为“对母亲打岔”“对母亲超理智”、“对母亲指责”，这三个预测变量共可有效解释初中生同伴关系的12.5%的变异量，其中对母亲打岔的沟通姿态预测力最大，解释了同伴关系的9.9%的变异量，其次是对母亲使用超理智和指责沟通姿态，分别解释了同伴关系1.4%和1.3%的变异量。根据Beta值可知，初中生对母亲使用打岔和指责的沟通姿态起负向预测作用，对母亲使用超理智沟通姿态起正向预测作用。 在初中生对同伴的沟通姿态方面，可显著预测其同伴关系的变量依序为“对同伴打岔”“对同伴超理智”，这两个预测变量共可有效解释初中生同伴关系的11.1%的变异量，其中对同伴打岔的沟通姿态预测力最大，解释了同伴关系的9.7%的变异量，其次是对同伴使用超理智沟通姿态，解释了同伴关系1.4%的变异量。根据Beta值可知，初中生对同伴使用打岔的沟通姿态起负向预测作用，对同伴使用超理智沟通姿态起正向预测作用。 3.3初中生对同伴的沟通姿态在对父母沟通姿态与同伴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由相关分析结果可知，在初中生对父亲和对母亲四种沟通姿态中，都只有打岔和指责两种沟通姿态与同伴关系呈显著负相关，具备探讨中介效应的基本条件。因此本研究针对初中生对同伴使用的打岔和指责沟通姿态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假设初中生对同伴的打岔沟通姿态为中介变量，测查初中生对同伴的打岔沟通姿态在初中生对父亲和对母亲打岔沟通姿态与同伴关系之间存在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4、表5。 表4 初中生对同伴打岔沟通姿态在对父亲打岔和同伴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 路径 因变量 自变量 R2 调整R2 Beta F t c 同伴关系 对父亲打岔 .095 .093 -.253 38.708 -6.222*** a 对同伴打岔 对父亲打岔 .591 .589 .807 529.296 23.006*** c’ 同伴关系 对父亲打岔 .111 .106 -.115 22.746 -1.185 b 同伴关系 对同伴打岔 -.166 -2.762** 表5 初中生对同伴打岔沟通姿态在对母亲打岔和同伴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 路径 因变量 自变量 R2 调整R2 Beta F t c 同伴关系 对母亲打岔 .098 .096 -.248 40.023 -6.326*** a 对同伴打岔 对母亲打岔 .634 .633 .807 636.026 25.220*** c’ 同伴关系 对母亲打岔 .110 .105 -.115 22.673 -1.778 b 同伴关系 对同伴打岔 -.160 -2.513** （1）检验路径c的回归方程，回归系数c（父）=-0.253（p<0.001）,c（母）=-0.248（p<0.001）即初中生对父母使用打岔沟通姿态对同伴关系分别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检验路径a的回归方程，回归系数a（父）=0.807（p<0.001），a（母）=0.807（p<0.001），即初中生对父母的打岔沟通姿态对初中生对同伴的打岔沟通分别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检验路径b的回归方程，回归系数b（父）=-0.166（p<0. 01），b（母）=-0.115（p<0. 01），即在分别控制对父亲和对母亲的打岔沟通后，初中生对同伴使用打岔沟通姿态对同伴关系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4）a与b均在0.01水平显著，说明初中生对同伴打岔沟通姿态分别在对父母打岔和同伴关系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且由表18可知，回归系数c’（父）=-0.115，c’（母）=-0.115，不显著，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本研究进一步检验初中生对同伴打岔沟通姿态的完全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如表6所示。 表6 初中生对父亲、对同伴打岔沟通姿态对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检验 路径 间接效应估计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模型一：对父亲打岔-对同伴打岔-同伴关系 -.1340 -.2417 -.0478 模型二：对母亲打岔-对同伴打岔-同伴关系 -.1291 -.2417 -.0478 根据路径分析效应分解的原理，在模型一中，初中生对父亲打岔沟通姿态到同伴关系的总效应等于直接效应加间接效应，间接效应为回归系数a（父）×b（父）=-0.1340，a（母）×b（母）=-0.1291。且由表6可知，模型一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的比例为-0.1340/-0.253=0.53（父），即初中生对父亲打岔沟通姿态作用于同伴关系的效应有53%是通过对同伴使用打岔沟通姿态所起的作用。模型二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的比例为-0.1291/-0.248=0.52，即初中生对母亲打岔沟通姿态作用于同伴关系的效应有52%是通过对同伴使用打岔沟通姿态所起的作用。 学者Preacher Hayes认为使用偏差校止的百分位Bootstrap算法计算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与其它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相比，Bootstrap具有较高的统计效力（Preacher Hayes，2008）。由表6可知，Bootstrap的置信区间为非零，即表示中介效应显著。因此在模型一中，初中生对同伴的打岔沟通姿态的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具体路径如图2。 图2 初中生对同伴打岔沟通姿态在对父亲打岔和同伴关系中的中介分析路径图 同理，在模型二中，初中生对同伴的打岔沟通姿态的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具体路径如图3。 图3 初中生对同伴打岔沟通姿态在对母亲打岔和同伴关系中的中介分析路径图 本研究假设初中生对同伴的指责沟通姿态为中介变量，测查初中生对同伴的指责沟通姿态在初中生对父亲和对母亲指责沟通姿态与同伴关系之间存在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7、表8。 表7 初中生对同伴指责沟通姿态在对父亲指责和同伴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 路径 因变量 自变量 R2 调整R2 Beta F t c 同伴关系 对父亲指责 .056 .053 -.176 21.802 -4.669*** a 对同伴指责 对父亲指责 .617 .615 .811 591.659 24.324*** c’ 同伴关系 对父亲指责 .061 .056 -.108 11.962 -1.769 b 对同伴指责 -.085 -1.435 表8 初中生对同伴指责沟通姿态在对母亲指责和同伴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 路径 因变量 自变量 R2 调整R2 Beta F t c 同伴关系 对母亲指责 .062 .059 -.184 24.242 -4.924*** a 对同伴指责 对母亲指责 .671 .670 .841 750.669 27.399*** c’ 同伴关系 对母亲指责 .064 .059 -.134 12.551 -2.06* b 对同伴指责 -.059 -1.435 （1）检验路径c的回归方程，回归系数c（父）=-0.176（p<0.001）,c（母）=-0.184（p<0.001）即初中生对父母使用指责沟通姿态对同伴关系分别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检验路径a的回归方程，回归系数a（父）=0.811（p<0.001），a（母）=0.841（p<0.001），即初中生对父母的指责沟通姿态对初中生对同伴的指责沟通分别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检验路径b的回归方程，回归系数b（父）=-0.085（p>0.05），b（母）=-0.059（p<0.05），即在分别控制对父亲和对母亲的指责沟通后，初中生对同伴使用指责沟通姿态对同伴关系无显著的预测作用。说明初中生对同伴指责沟通姿态在对父母打岔和同伴关系之间均不存在中介效应。 4讨论 4.1初中生沟通姿态、同伴关系的现状 无论是与父母还是同伴的沟通过程中，初中生都不倾向使用不一致的沟通姿态。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不符。（周明，2013）这可能是由于广州作为广东省的省府，教育水平较高，文化开放程度也较高，因此初中生能更乐意以开放的姿态觉察自我与包容差异，进而帮助他们在与父母和同伴的互动中做到内外一致地表达自我，照顾他人情绪以及关注情境，使用较一致的沟通姿态。同时，萨提亚的研究所针对的是国外人群，中西的文化有着极大的差异，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无论是学习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研究对象的文化差异也有可能会导致本研究结果与前人的结果不一致。初中生在四种沟通姿态的使用上（对父母、对同伴），在性别上凸显差异的只有指责型沟通姿态。性别角色差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能导致男女呈现显著差异的原因。在当今的社会上，男性相较于女性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如各行业的领导者或者高管层大多是由男性担任。在绝大部分的家庭中，男性被赋予了更高的期待，如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支柱。男性在当代社会中要生存，必须更富有竞争力，独立性也需更强。因此，对于男性而言，事业与成就会成为他人生历程中的重中之重。而初中阶段的男生，正是处于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阶段，渴望独立和号召他人。恰恰指责型沟通姿态能够使他们感知到自己对他人的影响力。初中生的沟通姿态在年级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年级越低越倾向对父亲和同伴使用指责型沟通，年级越高则越倾向对父母使用超理智型沟通。这可能是因为初三学生，已经走过了三年初中生活，对于初中生活和同伴已经非常熟悉，接受教育程度也较初一初二更高。因而在待人接物方面，初三学生更趋成熟，也更不容易对父母和同伴使用指责型的沟通姿态。随着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的增长，在与父母和同伴的沟通过程中，初三学生已经基本褪去稚气，更多使用理性头脑思考问题，因此也更趋向用客观事实和规条去证明自我的观点，进而关心事情合不合理，是否正确。 在同伴关系方面，男生和女生两者间没有明显的差异。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不符。前人研究表明女生的同伴关系显著好于男生。（吴晓玮,周宁,葛明贵，2011）而现研究发现，性别并不对初中生同伴关系有任何影响。在对受测者后续了解中发现，大多数初中生愿意结交不同类型的人作为同伴，因此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有积极合理的社交目标。无论男生、女生，在生活上、学习上都愿意帮助同伴，愿意在朋友情绪低落时给予陪伴。他们之中大部分对班上的同学比较信任，因此会选择同伴作为自己在遇到烦恼、困惑的时候的第一倾听者。同时，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他们都认为自己对同伴都是比较忠诚的，如非特殊情况自己是绝不会向同伴的老师、父母告知同伴的隐私和秘密的。因此，无论男生还是女生的同伴关系都是比较良好的，两者之间并无显著差异。然则，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从初一到初二，初中生同伴关系水平有所下降，到初三开始有所回升。这可能是由于初一、初二学生身心发展水平不平衡所导致的。众多报告指出，初一、初二的学生生理发育非常快，在短时间内向成熟的水平迈入。然而心理的发展速度则远远落后于其生理发展的速度，正处于缓步成长的阶段。但是在这个阶段，初中生的独立、自我意识开始成长，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再次呈现，其表现形式主要是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对他人的爱护之心，更欠缺了“以他之境度他之感”的倾向，而这种自我关注的思想，可能是导致他们同伴关系质量直线下降的主导因素。因此，初二现象值得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们高度关注。 4.2初中生对父母、对同伴的沟通姿态和同伴关系的关系 结果表明，初中生对父母采用不一致沟通的倾向性越高，则对同伴采用不一致沟通的倾向性也越高。初中生对父母的打岔、指责和其对同伴的打岔沟通姿态负向预测其同伴关系，对父母和同伴使用超理智沟通姿态则能正向预测其同伴关系。研究表明，每个家庭都或多或少的延续着自己父辈母辈的生活习惯、家庭规则等，以家庭为基础，通过不同的角色扮演、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互动等将所在家庭中的隐形规则带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人际关系网，同时再反作用于自己的家庭。（Banmen，1986；周明，2013；）因此初中生对同伴的沟通姿态很有可能是从对父亲和母亲的沟通姿态中习得并在与人交往中得以发展的，因而，两者之间存在十分显著的正性相关。而初中生对父亲和对母亲的沟通姿态亦存在高度的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大部分的初中生是生长在比较健康良好的家庭环境当中，父母的教育也比较一致，因而受测者也在此成长过程中也形成了对父亲和对母亲十分接近的沟通姿态，而不是与父母沟通过程中的“两面人”。且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是否良好是孩子的同伴关系质量高低的关键性因素，并且父母对孩子们的人际圈的高关注、了解的深度更是能直接帮助孩子获取对自身同伴关系的积极看法。（张国华, 戴必兵, 雷雳，2013）初中生对同伴打岔、指责和讨好沟通姿态与同伴关系呈显著负相关是与理论假设相符的。其原因在于，在人际交往中若个体的沟通姿态处于不一致状态，则会让个体忽略了自己、他人和情境中一个或所有方面。所以在此过程中个体不能真正把握自己与他人的人际地位，也很难觉察他人的情绪和掌握情境气氛。这种情况将容易导致个体与他人交往失败或被他人误解，阻碍人际关系的发展。而初中生对同伴使用超理智的沟通姿态能正向预测同伴关系这一结果也值得研究者作进一步探究和解释。这可能是由于个体在使用超理智沟通姿态时，以情境为中心，固守自己的原则，只关注事情是否合理或正确，避而不谈涉及自己情绪的内容或话题，而以上这些举措并不会让同伴的利益受到损害。同时也可能是因为广州作为广东省的省府，其教育水平在省内乃至于全国都处于较先进水平，而学生接受的良好教育也让学生更能接受倾向于“以事实说话”、尊重对方原则的沟通方式，“以事实说话”可能让个体与同伴间相处更为自然、坦诚，而没有对同伴关系造成破坏，反而会促进同伴关系的发展。 4.3初中生对父母、同伴的沟通姿态对其同伴关系的影响机制 回归方程结果证明，初中生对同伴的打岔沟通姿态在对父母打岔沟通和同伴关系之间起着显著的完全中介作用。初中生对父母的打岔沟通姿态不能直接影响同伴关系，而是分别通过初中生对同伴的打岔沟通姿态间接影响同伴关系。这支持了萨提亚理论（Banmen，1986），即家庭的系统对个体的沟通姿态发展产生了核心的来源作用。个体从自小生存和生长的家庭环境中以及与父母沟通互动中习得各种沟通姿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互动等将所在家庭中的隐形规则带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人际关系网。国内以往研究中几乎没有学者关注过初中生对父母的沟通姿态对同伴关系的影响。在打岔、指责、讨好、超理智这四种不一致的沟通姿态中，只有初中生对同伴打岔在对父母打岔与同伴关系之间起中介效应，而其他三种沟通姿态都没有这种中介效应。可见，初中生对父母使用四种不一致的沟通姿态中，打岔沟通是更为重要的变量。这可能是因为打岔相对其他三种沟通姿态而言，是唯一一种忽略了自己、他人和情境的沟通姿态，是四种不一致沟通姿态中不一致程度最高的。由萨提亚理论可知，当个体使用指责、讨好、超理智这三种不一致的沟通姿态时，他依然是有关注焦点的。如个体使用讨好的沟通姿态时，个体是把焦点放在对自己的期待上，并感受到受伤和缺乏自信的；而使用指责的沟通姿态时，个体是把焦点放在对他人的期待上，感受是害怕失去控制的无助感；使用超理智的沟通姿态时，个体是把焦点放在解决问题的观点上，因此此时个体的观点层次最为突出。但是，当个体使用打岔沟通姿态时，个体是失去关注焦点的，也无法表露其内心的感受，此时个体是无归属感的。个体若经常对父母使用打岔型沟通姿态，则说明个体无法在家庭系统当中获得归属感。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可知此时个体在家庭中爱和归属的需要并没有得到满足。由于个体在家庭中爱和归属的需要并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在自己自身并没有存有爱和归属感的前提下，个体也难以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表达自己的爱和获得归属的意愿，进而相较其它三种沟通姿态而言，会让同伴在交往过程中感到更深程度的不自在和不被重视，进而阻碍同伴关系发展。因此对于初中生心理教师来说，老师若在咨询的过程中发现学生的同伴关系问题主要是由学生的打岔沟通姿态引起，则可以积极联系学生父母共同探讨其家庭内部的沟通姿态模式，了解家庭沟通对学生的作用机制，以及与学生家长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促使学生使用一致性的沟通姿态，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 4.4研究启示和不足 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对于如何改善初中生同伴关系，有几点启示：第一，由本研究可知，初中生对同伴的四种不一致沟通姿态均与对父母的沟通姿态呈高度的正性相关，说明初中生同伴的沟通姿态很可能是从与父母的沟通中习得，且初中生对父母的打岔、超理智和指责沟通姿态能对同伴关系有预测作用。因此，作为父母，应该先对自己的沟通姿态作出调整，学会一致型的沟通姿态。父母应该学会在与孩子沟通过程中做到关注和察觉自己、孩子和情境，做到内心和外在表达的一致，表达真自我，对孩子表现出开放的姿态。然后父母再通过自己与孩子的沟通姿态去影响孩子对自己和他人的沟通，教孩子更一致的沟通，进而获得更健康积极的同伴交往圈。第二，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可以通过日常的心理辅导课程或者开发以“建立良好同伴关系”或“探寻一致沟通姿态”为主题的相关校本课程，对学生同伴关系发展加以心理辅导。当教师发现存在同伴关系问题的学生，则教师可以在咨询过程中，以孩子的沟通姿态为切入点，关注孩子的沟通姿态更倾向于哪种类型。心理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表达对自己、他人和情境的体验如何，即提供了他在同伴关系中的内在动力，也让心理教师有指标知道如何进入学生的内在世界。通过有目的地探索沟通姿态的咨询过程，进而帮助孩子解构认识他的沟通姿态和同伴关系之间的关系，找到问题的症结，以帮助学生获得更积极健康的同伴关系。第三，对初中生而言，可以有意识的了解自己的沟通姿态，学会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更多地使用一致型的沟通姿态，爱自己与他人，并具有开发和灵活的态度，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拥有真实的自己与接纳他人的自由，愿意承担责任与风险，以更好地促进同伴关系的发展。 本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以下的不足：首先，施测后发现，学生在回答沟通姿态的合成卷时，尽管有施测老师的指导和提醒，但是在面对同一题项的三个不同对象，可能仍然会存在答题混淆的情况，进而可能会导致三个不同对象的选择的趋同性。其次，研究方法过于单调。测查的内容基本是通过量表测量得到，缺乏访谈等辅助手段。尽管采用的测量工具均具有较为良好的信效度，但是对于真实情景的还原仍需通过访谈对受测者作进一步的探讨。最后，本研究对象绝大部分来自广州市普通中学的初中学生，由于地区相同，他们本身具有一定的群体同质性，因此代表性不够，对结果的推广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5结论 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总体而言，无论是与父母还是同伴的沟通过程中，初中生都不倾向使用不一致的沟通姿态。男生比女生、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倾向使用指责型沟通。初中生沟通姿态表现出不同的年级发展特点：年级越低越倾向使用指责型沟通，年级越高越倾向使用超理智型沟通。 （2）初中生同伴关系基本良好，初一到初二的同伴关系水平有所下降，到初三阶段开始回升。 （3）初中生对父母采用不一致沟通的倾向性越高，则对同伴采用不一致沟通的倾向性也越高。 （4）初中生越倾向对父母使用打岔、指责沟通或越倾向对同伴使用打岔、指责、讨好沟通姿态，则其同伴关系越差。 （5）初中生对父母打岔的沟通姿态不能直接影响其同伴关系，而是通过两种途径（对父亲打岔→对同伴打岔→同伴关系；对母亲打岔→对同伴打岔→同伴关系）间接对其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Sullivan H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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