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性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性价值观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父母性教养态度、自尊水平对青少年性价值观的影响。使用《父母性教养态度问卷》、《青春期性心理健康问卷》中的《性价值观分问卷》以及《Rosenberg中文版自尊量表》对重庆5所高级中学共900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家庭性教养方式问卷各个维度同自尊总分以及性价值观分问卷的各个维度都呈显著正相关。(2)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模型中自尊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本研究初步验证了父母性教养态度对青少年性价值观的影响机制,这表明家长需培养积极的性教养态度,创造轻松的沟通氛围,帮助提升孩子的自尊水平。此外,未来研究需优化研究工具以及进一步探明自尊的影响机制。
关键词:家庭性教养方式;自尊;青少年性价值观;中介作用
一、问题提出
青少年处在性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树立良好的性价值观是青少年性心理发展的重要一环[1]。所谓性价值观是指对有关性问题较为稳定的看法和持有的态度[2],而青少年时期的价值观对之后的人生将产生重大影响。在当今新媒体信息时代,关于性的信息鱼龙混杂,更需要良好的性教育来促进青少年形成良好的性价值观[3],以帮助他们顺利成长。在以往的研究当中,研究者们相继探讨了各种社会因素对青少年性价值观发展的影响。就家庭方面而言,有研究者从家庭结构、家庭教育、家庭关系和家庭流动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家庭功能对青少年性价值观的影响,并认为家庭是青少年性心价值观发展的重要载体[4]。就学校教育而言,有研究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性道德教育对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和性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因而实施适当的性道德教育十分重要[5]。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角出发,认为社会阶层、社会性别和社会群体构建了青少年的社会角色,社会文化通过规范个人角色使个体选择符合自身需求和社会规范的性道德价值观[6]。就国内的研究而言,性价值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群体[7; 8],而少有针对中学生群体的研究。
此外,就家庭与性价值观的关系研究而言,已有的国内外研究则着重探讨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性教育结果的影响。家庭教养方式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是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言谈、举止和态度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行为风格,是在家庭感情氛围中表现出来的,儿童的态度、感受、认知和一般行为可能反映出家庭中占优势的感情氛围[9]。Van等人就通过纵向研究发现,在丹麦青少年的性规范意识发展中,父母和孩子的交流起着显著调节作用[10]。而国内研究者王争艳等人则发现,青少年与父母性话题沟通开放性对性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对不赞同过早性行为的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11]。这些结果都说明积极的家庭性教养方式会对青少年的性价值观会产生积极影响。
那么家庭性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性价值观的影响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用呢?国外的相关研究发现,自尊同家庭教养方式联系非常紧密。所谓自尊是指个体不断以有价值的方式应付生活挑战的状态[12]。如Bulanda等人发现感知到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对孩子的自尊水平有很高的预测力,即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使孩子有更高的自尊水平,而父母与孩子关系的好坏很大部分是家庭教养方式的体现[13]。于是通过进一步研究,Taylor等人就发现,自尊同家庭教养方式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14]。于此同时,国外的另一些研究则相继发现低自尊水平同青少年的危险性行为存在显著负向关联,而危险性行为背后的根源则是不当的性态度和性价值观[15-17],故可以假设自尊水平也能够正向影响性价值观即自尊水平越高,性价值观越积极。因而,家庭性教养方式作为家庭教养方式中同青少年在性议题上互动的突出表现,也应该同这些变量存在显著关联,于是可以假设自尊作为家庭性教养方式对性价值观影响的中介机制。然而,之前的国内外研究并没有做相应的机制探讨。
综合上述的国内外研究,本研究假设:家庭性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性价值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影响通过青少年的自尊起作用。
二、方法
(一)被试
根据研究者陈丽君的研究,相对于初中阶段而言,高中阶段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18]。故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重庆市区的5所高级中学,共900名高一到高三的学生,剔除有遗漏项的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774份,回收率为86%,符合测量学要求。其中男生为363人,占46.9%;女生411人,占53.1%。高一333人,高二301人,高三140人。被试平均年龄为16.23岁。
(二)研究工具
1.父母性教养态度问卷
本研究使用的《父母性教养态度问卷》由台湾树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叶君玲编制,并结合大陆中学生特点修改而成。该问卷并将父母性教养态度分为“父母与子女的性议题互动”及“管教方式”两个维度。该问卷共26题,其中前16题为“亲子性议题互动”、后10题为“管教方式”,前者主要指父母与子女在性相关议题(如性的发育、避孕等)上的交流和沟通方式,而后者则为父母与子女的一般互动方式[19]。问卷采用李克特1-5分评分,问卷得分越高,代表父母的性教育教养态度越趋于正向积极,反之越消极。本次研究该问卷总的一致性信度为0.915。
2.自尊量表
本次研究使用申自立等人修改的《Rosenberg中文版自尊量表》测量被试的整体自尊[20]。该量表是自尊测量的经典量表,由10个项目组成,采用1-4分4点计分,分值越高,自尊程度越高。本次研究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1。
3.青少年性价值观问卷
本次研究所使用的青少年性价值观量表取自骆一编制的《青春期性心理健康问卷》中的《性价值观分问卷》。该问卷采用1-5分5点计分,一共9个题项,分为“性观念”和“性态度”两个维度。本次研究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2
(三)施测程序
本次研究由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担任主试,利用学生班会课时间,在课堂环境下,由主试统一宣读问卷指导语,并发放问卷填写,然后由主试统一回收问卷并进行统计分析。
(四)数据分析
在剔除含有遗漏项的废卷之后,将数据输入SPSS21.0软件,并使用该软件进行相关分析,之后使用AMOS17.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和Bootstrap法检验。
三、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的数据全部由问卷收集,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故需要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21]。采用Harman的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分析,设定公因子数为1[22],结果发现模型拟合指数(X2/df=221.30,RMSEA=.27,NFI=0.51,CFI=0.62,GFI=0.66)不理想,这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家庭性教养方式、自尊和性价值观相关分析
对家庭性教养方式和性价值观的各个维度以及自尊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自尊总分其他两个文件的各个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而家庭性教养方式与性价值观之间的各个维度也均呈显著正相关,具体的数据见表1。
表1. 家庭性教养方式、自尊和性价值观相关分析
M SD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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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亲子性议题互动 44.89 12.67 —
2.管教方式 30.76 5.19 0.360*** —
3.性观念 18.45 3.69 0.103** 0.101** —
4.性态度 14.69 3.13 0.302*** 0.138*** 0.087* —
5.自尊量表总分 28.59 4.18 0.163*** 0.177*** 0.213** 0.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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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01 **p<0.01,下同
(三)中介效应分析
以家庭性教养方式为自变量,性价值观水平为因变量,自尊水平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模型,具体模型见图1。输入数据分析后发现,发现各个路径系数都显著且模型拟合度较好,具体数据见表2。为进一步检验性教育需求的间接效应,根据温忠麟等人的建议,使用Bootstrap法对间接效应进行检验[23],结果如下表3。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Bootstrap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之间不包括0,因而该模型的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0.08,且中介效应和直接效应的比值为0.11,这说明该模型自尊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
图一.自尊中介模型及各路径标准化系数
表2.模型拟合度
拟合指标 χ2/df NFI IFI TLI CFI GFI RM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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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87 0.910 0.920 0.925 0.918 0.987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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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父母性教养态度的间接效应分析
间接效应值 BOOT标准误 BOOT CI下限 BOOT CI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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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 0.08 0.022 0.015 0.022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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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bootstrap抽取次数为2000次
四、讨论
(一)家庭性教养方式与自尊和性价值观的相关
本次研究家庭性教养方式与自尊和性价值观的正相关都显著,该结果既进一步验证了已有研究,又进一步扩展了已有的研究结论。已有研究发现家庭教养方式同自尊和青少年价值观存在相关[24-25],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性教养方式和性价值观的相关,本研究更加细致的描述了自尊同家庭教养方式和青少年价值观的正向影响关系,而造成这种正向相关关系的原因可能是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能够让处于自我认同发展的青少年更好的接纳自我,表达自我,从而产生更高的自我认同水平,更高的自我价值感。自我认同以及自我价值感都是自尊水平的重要体现[26-28]。同时积极的家庭性教养方式能够让青少年更开放的在家庭环境下谈论性方面的议题,从而能够让青少年正视性发育和两性交往方面的困惑,带给青少年积极的性价值观,故三者都应是正相关。
(二)自尊的部分中介模型
本研究发现父母性教养态度对性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这也进一步验证和扩展了之前研究的一些结论。一些研究相继发现,父母教养态度会对孩子的价值观产生影响[29-30],但是都没有说清这种影响产生的机制和原因。本研究更进一步的研究了父母与孩子在性方面的议题的互动,即父母性教养态度和性价值观的关系之后,通过纳入自尊作为中介变量发现,自尊可以作为父母性教养态度对孩子性价值观影响的有效机制,且该作用模型为部分中介模型,故家庭性教养方式不但可以直接影响孩子性价值观的水平,同时还可以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孩子的性价值观水平。而造成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是积极的父母性教养方式本身就能促进孩子更好的表达性方面的议题,同时这种促进也能作用到孩子的自尊水平上,而高自尊的个体对自身和环境会拥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接纳以及更高的自我价值感[31-33],故会产生更积极的价值观,具体到性的议题方面,便是更加积极的性价值观。
(三)研究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发现了自尊对家庭性教养方式和青少年性价值观影响的部分中介作用,故在今后的性教育实践当中,一方面要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将家庭作为青少年性教育的第一阵地,培养父母积极的性教养态度。在这方面,近年来已经陆续有国内外的研究者做了相应的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34-35]。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了自尊的部分中介作用,故在家庭的性教育当中,要更加重视对青少年自尊水平的培养。例如营造宽松,融洽的家庭氛围,鼓励孩子坦诚自己在相关性议题方面的困惑,父母不要忌讳谈性,讲讲自己在处理相应议题上的经验等等,通过这些方式让孩子知道性并不可耻,而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现象。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例如取样方式为方便取样,所得的结果外在效度可能存疑。另外自尊的部分中介效应尽管显著,但是值较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本研究测量的是青少年的整体自尊,若是测量青少年在性方面的自尊水平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可能是本身家庭性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性价值观影响就很大,自尊对性价值的影响只能起到补充作用。最后,家庭性教养方式问卷使用由台湾学者编制,其信效度和大陆文化的适应性仍需要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一方面可以更加细致的研究不同类型的自尊同家庭性教养方式和性价值观的关系,另一方面需要开发更有效适合本土特点的测量工具。
总而言之,性作为一个相对私密的议题,家庭方面的性教育相对于学校统一性教育而言,有着更多不可多得的优势[36-37]。父母们要更加重视培养与青少年安全,尊重的沟通方式,提升青少年的自尊水平,从而促进青少年形成更积极的性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徐震雷. 青少年性教育是什么?[J]. 中国性科学, 2011, (02): 3.
[2]骆一, 郑涌. 青春期性心理健康的初步研究[J]. 心理科学, 2006, (03): 661-664+657.
[3]林岳新, 杨小松, 魏传英. 新媒体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影响的调查[J].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4, (01): 22-28.
[4]沃文芝. 社会变迁视角下家庭对青少年性价值观的影响[J]. 中国性科学, 2013, (05): 71-73.
[5]王进鑫. 性道德教育对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影响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1, (02): 60-65.
[6]王进鑫, 沃文芝, 程静. 社会因素对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的影响[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2, (05): 81-86.
[7]马晓婧. 从大学生同居现象透视当代青年的性价值观[J]. 学术交流, 2009, 8: 203-205.
[8]田蕾. 当代女大学生的恋爱观和性价值观[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8(2): 263-265.
[9]徐慧, 张建新, 张梅玲. 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发展影响的研究综述[J]. 心理科学, 2008, 31(4): 940-942.
[10] Van De Bongardt D, De Graaf H, Reitz E, et al. Parents as moderators of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sexual peer norms and Dutch adolescents' sexual initiation and intention[J]. The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Adolescent Medicine, 2014, 55(3): 388-393.
[11]王争艳, 赵冬艳, 雷雳. 亲子性话题沟通风格对青少年性行为和性态度的预测:依恋的调节效应[J]. 心理学报, 2007, (06): 1063-1073.
[12]张灵, 郑雪, 温娟娟. 自尊的心理结构与作用[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1): 124-130.
[13] Bulanda R E, Majumdar D. Perceived parent–child relations and adolescent self-esteem[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09, 18(2): 203-212.
[14] Taylor A, Wilson C, Slater A, et al. Self‐esteem and body dissatisfaction in young children: Associations with weight and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J]. Clinical Psychologist, 2012, 16(1): 25-35.
[15] Ethier K A, Kershaw T S, Lewis J B, et al. Self-esteem, emotional distress and sexual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 females: Inter-relationships and temporal effects[J].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06, 38(3): 268-274.
[16] Greene M L, Way N. Self‐esteem trajectories among ethnic minority adolescents: A growth curve analysis of the patterns and predictors of change[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05, 15(2): 151-178.
[17] Shrier L A, Harris S K, Sternberg M, et al. Associations of depression, self-esteem, and substance use with sexual risk among adolescents[J]. Preventive medicine, 2001, 33(3): 179-189.
[18]陈丽君. 当代青少年价值观的特征及相关研究[D].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19]叶君玲, 陈国彦. 父母性教育教养态度与子女性知识之相关研究-以高雄市国小六年级学生为例[J]. 性学研究, 2012, (02): 13-46.
[20]申自力, 蔡太生. Rosenberg 自尊量表中文版条目 8 的处理[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 22(9): 661-663.
[21]杜建政, 赵国祥, 刘金平. 测评中的共同方法偏差[J]. 心理科学, 2005, (02): 420-422.
[22]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6): 942-950.
[23]叶宝娟, 温忠麟. 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检验方法:甄别和整合[J]. 心理学报, 2013, (09): 1050-1060.
[24] Milevsky A, Schlechter M, Netter S, et al. Maternal and paternal parenting styles in adolescents: Associations with self-esteem, depression and life-satisfaction[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07, 16(1): 39-47.
[25]王宏坤. 中学生主观社会支持, 自尊与道德价值观的关系研究[D]. 天律师总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8.
[26] Kiser B H. The Six Pillars of Self-Esteem[J]. Journal of Clinical Engineering, 1994, 19(4): 260-276.
[27]张林. 青少年自尊结构, 发展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28]张向葵, 张林, 赵义泉. 关于自尊结构模型的理论建构 Ξ[J]. 心理科学, 2004, 27(4): 791-795.
[29]刘美丹, 刘晓艳. 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心理发展的作用及影响[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7, 6: 114-115.
[30]徐燕. 浅谈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氛围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J]. 管理观察, 2009, 6: 224.
[31] Pelham B W, Swann W B. From self-conceptions to self-worth: on the sources and structure of global self-esteem[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9, 57(4): 672.
[32] Owens T J. Two dimensions of self-esteem: Reciprocal effects of positive self-worth and self-deprecation on adolescent problem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4: 391-407.
[33] Crocker J, Park L E. The costly pursuit of self-esteem[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4, 130(3): 392.
[34] Alldred P, Fox N, Kulpa R. Engaging Parents with Sex and Relationship Education: a UK Primary School Case Study[J]. Health Education Journal, 2016, 1: 14.
[35]谷月姣. 父母教养方式及行为与大学生性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D]. 大连医科大学, 2013.
[36]郭瑞雪, 李峰, 风笑天. 中学生家长性知识、性观念与性态度调查研究[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01): 76-79+94.
[37]涂晓雯, 程艳, 楼超华, et al. 中学生家长对家庭性教育的看法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卫生统计, 2005, (02): 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