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抑郁的影响因素及学校对策

中小学生抑郁的影响因素及学校对策

赵  霞（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北京100089）
摘  要：中小学生抑郁问题凸显，给学校心理健康工作带来极大挑战。学校抑郁预防工作应聚焦促发儿童抑郁的心理社会因素和生活方式因素，增加保护因素作用，减弱风险因素影响。为此，学校应制定学生抑郁防治的校园政策，形成抑郁预防的共同观念；构建健全的学生抑郁预防工作机制，实施普遍性预防、针对性预防和干预性防控3个水平的预防干预措施；加强教师培训，提升全体教师抑郁预防的能力；建立家校社协同联动的抑郁防治机制，共筑有效的心理支持环境。
关键词：中小学生；抑郁；家校社协同
 

近年来，抑郁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小学生抑郁症患病率上升，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抑郁会对中小学生的学业、人际交往、生活质量等多方面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引发自杀自伤行为，危及生命安全。重度抑郁障碍更有可能会延续到成年期，患病学生的发展轨迹会受到严重负面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抑郁症是全球范围内10～19岁儿童青少年患病和致残的主要原因，[1]也是导致青少年伤残调整寿命年损失的第三大常见原因。[2]关心呵护学生心理健康，对抑郁症进行积极预防和应对，是当前学校心理健康工作必须面对的难题。

一、正确认识中小学生抑郁问题

当前人们对中小学生抑郁问题的认识，需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要防止把抑郁症视为心情不好、性格缺陷或“矫情”“脆弱”，漠视学生心理或精神问题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将抑郁症状等同于抑郁症，把抑郁问题扩大化。对抑郁问题的片面认识和忽视会使学生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引发低就诊率、高误诊率、高复发率等问题；而过度重视和扩大化倾向也会导致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谈抑色变”，浪费教育资源，误导教育方向。
首先，抑郁情绪不同于抑郁症。与通常的情绪波动和对日常生活中挑战产生的短暂情绪反应不同，抑郁是一种心理或精神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较长时间的持续情绪低落、兴趣丧失、思维迟缓等症状。与成人抑郁相比，儿童抑郁出现时比较隐蔽，早期可能表现为行为紊乱，如发脾气、哭闹、咬指甲、旷课等，或躯体症状，如压力状态下的头晕、头痛、无力、食欲不振、恶心或呕吐等症状。[3]儿童抑郁也会表现为感受不到快乐，如经常表达无聊、没有意思，说话或者有效交流减少，烦躁，易怒，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低下，对既往能力范围里内的任务也畏难、拖延，往往引发家长催促和周围人的负性评价。[4]
其次，抑郁症状也不等于抑郁症。当看到媒体报道中青少年抑郁人群占20%或更多时，人们往往会直接联想到抑郁症。比如，2020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小学4～6年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1.4%，初中学生为26.6%。[5]研究者对37项关于中学生抑郁症状流行情况的资料分析显示，在纳入的88598例中学生中有23589例有抑郁症状，中学生抑郁症状总检出率达28.4%。[6]事实上，这些关于我国中小学生抑郁的调查数据是对抑郁症状的统计。抑郁症状是一种亚临床形式的抑郁，是以量表评估自我报告的抑郁症候群，按照一定的划分界限来定义。有抑郁症状而未达到临床诊断标准的也被称作阈下抑郁。而抑郁症则是临床上达到抑郁相关障碍诊断标准、由精神科医生经过专业精神检查和判断确诊的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9年全球有2.8亿人患抑郁症，患病率为3.8%。有关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疾病患病率的流调报告显示，6~16岁在校学生中，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其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病率最高，为10.2%，其次是焦虑障碍，患病率为4.7%，抑郁障碍患病率排第三，为3.0%。[7]虽然抑郁症并不是学生群体中患病率最高的精神障碍，抑郁症的患病率也并非媒体所报道“5个孩子中就有1个抑郁”，但抑郁是自杀的重要风险因素，学校必须予以高度关注，既不夸大也不忽视，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做出科学的应对。
 

二、全面理解影响学生抑郁的多种因素
 

抑郁症是多种生物、社会和心理的复杂因素共同导致的。如果学生患上抑郁症，很难也没有必要归咎于某个具体因素。全面理解抑郁症的影响因素，是为了更加科学地采取预防措施，管理危险因素，增加保护因素。
（一）生物学因素
关于抑郁的遗传和生物学基础目前尚无统一定论，抑郁症的诊断也缺乏客观的生物学指标。已有研究发现，遗传对抑郁的影响解释率因样本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为 15%~80%。[8]若父母患抑郁障碍，子女抑郁障碍患病概率增加，子女终身患病风险为15%～45%。[9]研究也发现，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等生物标志物与儿童抑郁症有关，[10]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过度活跃在青春期抑郁症发展中起到了一定作用，[11]但这些生物学因素尚不能用于抑郁症诊断、预后评估和高危人群的群体筛查。
（二）心理社会因素
一是家庭因素。亲人亡故、亲子分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父母自身抑郁、父母关系紧张和家庭破裂等是儿童出现抑郁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不良教养方式的影响尤为突出，专制型、惩罚型教养方式会导致孩子容易出现抑郁，[12]在这种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难以建立安全依恋，自主性发展受到阻碍，倾向于进行自我批评，对失败十分敏感，容易出现低自尊和无助感，从而导致抑郁。而安全的亲子依恋关系、权威的教养方式是抑郁的主要家庭保护因素。
二是学校因素。转学、考试失败、校园欺凌、同学关系紧张等是促使学生抑郁发作的危险因素。校园欺凌是当前校园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被欺凌是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其重要性超过遗传、家庭或疾病史。[13]童年遭受欺凌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可持续长达40年，被欺凌者成年后仍会伴随更高的抑郁风险和自杀倾向。[14]同伴关系方面，较少与朋友联系、缺少亲密朋友可以预测青少年六个月后的抑郁水平。[15]而高质量的友谊和同伴支持以及有效的家校合作是重要的保护因素，会对处于抑郁状态中的学生产生积极影响。
三是个体心理特征。儿童处于长期的应激压力之下或经历丧失亲友等突发事件，是导致抑郁的重要原因。然而，个体并非只要暴露于压力事件便会患抑郁症，关键在于个体实际感知到的应激水平和其本身易感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负性认知加工偏向是抑郁易感者和抑郁患者的重要特征。个体将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归因于稳定且无法控制的因素时，容易变得抑郁。而良好的应对方式可以减弱应激强度，降低抑郁产生的风险。
（三）健康生活方式因素
睡眠障碍是抑郁的重要危险因素。一项荟萃分析研究发现，睡眠障碍与儿童青少年抑郁症存在潜在关联，这可能与炎症通路的激活、神经可塑性和学习的改变以及昼夜节律的紊乱有关。[16]另一项荟萃分析显示，不健康饮食模式与抑郁症状呈正相关，[17]多食蔬菜、水果、鱼和瘦肉的健康饮食模式可降低抑郁发生风险。研究也发现，青少年运动参与程度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而经常主动进行锻炼是抑郁的保护性因素。[18]运动可以增强个体自我效能感、提升自尊、使个体从消极思想中转移注意力，从而减轻抑郁症状。
 

三、科学实施学生抑郁的预防策略
 

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要求健全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四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和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格局，为做好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面对学生抑郁高发、自杀自伤风险上升的严峻现实，学校应进一步夯实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主体责任，加强与各方面的联动和协同，积极探索基于科学证据的、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聚焦促发抑郁的相关因素，建立有效的预防措施及应对策略。
（一）制定学生抑郁防治的校园政策
面对学生群体抑郁高发的现状，一些学校管理者感到束手无策，往往把规避风险作为第一目标，这与学校所承受的考核压力和社会压力有关，也反映出学校普遍未建立专业化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现实。学校管理者需站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高度，明确心理健康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认识到心理健康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全局性影响，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视为学校整体工作的有机部分，切实履行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主体责任。为此，学校需要建立清晰的学生抑郁防治政策，在校园中树立抑郁预防的共同观念，包括：明确学校是对学生抑郁开展预防干预的重要环境，将学生心理健康作为学校的优先事项，确保学生在有需要时即能获得心理支持；所有教师都应承担学生抑郁预防的责任；形成对抑郁及其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共同理解；达成学生抑郁预防的共同目标和期望；明确抑郁分级预防干预流程，等等。
校园抑郁预防政策将奠定校园预防的整体基调，不同的政策决定学校对学生抑郁不同的态度和策略。比如，有些学校可能倾向于关注学生抑郁问题的解决；有些学校则更加注重前摄性预防和学生心理素质提升。这是基于不同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而做出的不同选择。整体上来讲，当前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应从以解决问题为主的模式向以促进学生发展为主的模式转变，主要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在地位上从附属到核心的转变；在教育理念上从问题解决到建设良好的发展环境的转变；在教育重心上从问题导向到发展导向的转变；在教育内容上从分割独立到有机融合的转变；在教育对象上从学生到学生、家长和教师全员的转变；在教育实施人员上从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到全体教师的转变。[19]学校应在新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指导下，突破问题导向的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索学生抑郁预防新的实践模式。
（二）构建健全的学生抑郁预防工作机制
学校应构建多层次、多类别、多形态的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实施普遍性预防、针对性预防和干预性防控3个水平的预防干预措施，通过增加保护因素的作用，抵消或减弱风险因素影响，提高抑郁预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普遍性预防干预针对全体学生，旨在积极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应注重强化抑郁的保护因素，比如提高抑郁认知，消除污名化，知道何时寻求帮助；提高心理弹性、问题解决能力、情绪管理能力、社会技能水平等。同时也要注重减少校园欺凌等风险因素。一项研究表明，为学生提供积极的同伴群体、提高活动参与支持度、提升应对学校过渡技能（如与新教师沟通能力）、增强学校归属感和学生自尊心，可显著降低高中过渡期学生的抑郁症状。[20] 除心理干预之外，饮食、睡眠、体育锻炼等保护性因素也应作为预防干预措施的一部分。学校可以在健康教育课程中融入预防抑郁的普遍性干预，也可以通过专题讲座、校园活动、社会实践等途径开展，应注意方式方法的多样性与体验性，让全体学生充分参与其中。普遍性预防措施将学生视为一个群体，不考虑学生个体的风险状态，不容易激起学生的防御和偏见，因此更容易被接受。
选择性预防干预主要针对发生抑郁风险高于平均水平的学生，比如遭遇虐待或欺凌的学生、父母离婚或亲人离世的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学生、有学习困难的学生等。抑郁障碍确诊前通常有较长的前驱期，伴随社会功能逐渐下降。前驱期干预效果较好，干预策略主要涉及抗逆力训练、正念、应对技能、压力管理、心理教育干预等，通常以讲座、社团活动、团体辅导等方式进行。
定向干预针对的是已经出现亚临床抑郁或曾有抑郁症史的学生，定向干预可能预防未来重性抑郁障碍发作。定向干预策略是更加个性化的一对一或小组治疗干预，如认知行为疗法，通常需要联合家庭、社区以及专业医疗机构和心理中心共同制定方案并实施。
（三）提升全体教师抑郁预防的能力
所有教师都可以在抑郁预防中发挥重要作用。学校管理者应向专业医疗机构和精神心理研究机构寻求相关培训支持，组织开展高质量教师培训。通过培训，首先要培养教师的抑郁预防干预意识，使他们能够正确认识抑郁及其危害，对相关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保持敏感，并消除偏见和歧视。其次，通过培训及经常性的交流活动，帮助教师学习如何识别学生抑郁的“信号”，以及如何提供帮助。对于学生同样的行为，教师完全有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解释。以“拒绝上学”为例，可能将它视为一个抑郁症状，也可能将其归因于学生缺乏兴趣或其他原因。经过培训的教师，能够更加慎重地解读学生的行为，并试着了解潜在的动机。通过与学生及其父母沟通，教师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学生的经历，从而尽可能提供支持，帮助学生重新融入学校。相反，如果教师以专制的方式做出解读，进行简单的归因，则可能会让学生感到被误解，进而更加退缩，加重抑郁风险。
（四）建立家校社协同联动的抑郁防治机制
家校社协同是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必要途径。学生生活在同辈群体、学校、家庭、社区和整个社会共同营造的大环境中，他们情绪、认知、思维模式和人际关系都经历了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复杂建构过程，因此，也必须通过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予以理解和干预。学校应积极争取家长、社区、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等相关机构的参与，加强资源整合，建立协同机制，共筑有效的心理支持环境。
在学生抑郁防治中，只有依靠家长才能得到最有力的保障与支持，实现持续性的预防和干预。学校在面对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应融入抑郁预防的相关内容，帮助其增强对孩子异常情绪、行为的敏感性，提高早期识别抑郁风险的能力，成为孩子抑郁的识别者与预警人；学会通过陪伴、倾听与指导等方式，帮助孩子解决一些发展性心理困惑，避免进一步加重演变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消除抑郁病耻感，提高心理疾病的就医意识。学校应积极与社区联系，搭建“社区-家庭-学校联合”的工作模式，完善支持家庭的社会网络，针对高危儿童家庭开展社区干预，有效支持家庭帮助抑郁患儿康复。
学校还应与卫生健康部门及其他多部门协同联运机制，科学开展学生抑郁问题的筛查、评价、咨询和专业治疗服务。针对学生的抑郁症筛查通常应由经专业培训的基层保健人员、专科人员实施，筛查前应做好培训和宣教工作，并将筛查需嵌入连续性的筛查-转诊-干预服务之中，对中低风险儿童做好家庭和学校关爱及辅导干预，对高风险儿童应按规范流程妥善转诊至专科医院，并提供持续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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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规划课题“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及多水平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2024039）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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