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凌受害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感知学校氛围与父母低头行为的调节作用
杨蕊嵘,秦珂楠,甘雄
长江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探讨欺凌受害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关系以及感知学校氛围和父母低头行为在其中的作用机制。采用横断设计,使用Olweus欺凌受害问卷、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感知校园氛围量表、父母低头行为量表对704名初中生进行调查。本研究结果揭示了欺凌受害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预防和干预青少年自伤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
关键词:欺凌受害;感知学校氛围;父母低头行为;非自杀性自伤;青少年
非自杀性自伤(NSSI)是一种复杂而危险的精神病理行为,很容易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因此,它已经演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1]。据统计,世界上约有14%至15%的青少年至少实施过一次NSSI[2]。在中国,青少年中NSSI的发生率在10%-33%之间波动[1],而且逐渐呈上升趋势。极端的NSSI可导致身体残疾甚至死亡等严重后果,成为了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相关的危险因素[2],因此,探究青少年NSSI的发生机制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已有证据证明,欺凌受害导致了NSSI的发生和持续存在[3]。青少年通常会受到不同类型和不同严重程度的欺凌,并成为易受欺凌受害影响的脆弱群体[4]。目前,有研究已经明确表明,欺凌受害是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发生的一个重大风险决定因素[5]。一般的压力理论可以解释欺凌受害与NSSI之间的关系。欺凌对青少年来说是一种严重的压力事件,它会导致负面情绪和压力[6],此时,他们可能会采用NSSI的非适应策略进行调整。NSSI的人际关系模型还提出,有害的人际关系交往,或者同伴恐吓,会加大NSSI出现的概率[7]。研究表明,暴露于巨大的攻击下可能会引发过多的不良社会心理后果,包括出现自杀意念甚至自伤行为[8]。很明显,欺凌受害和NSSI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但是欺凌受害和青少年NSS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复杂的,一些变量在这种关系当中起着调节作用。
对于青少年来说,学校是他们学习和发展的关键平台,而学校氛围作为一种保护因素,与学校的生态系统有着内在的联系[9]。学校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的学业、认知和情感发展[10, 11]。研究强调,学校氛围对青少年欺凌受害有显著影响[13]。具体来说,对学校氛围的主观评价越低,他们遭受欺凌受害的可能性就越大。动机-意志阶段模型表明,学校氛围是NSSI的关键背景和潜在的催化剂。根据一项关于青少年问题行为与学校氛围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得出结论,积极的学校氛围可以有效地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14]。也就是说,一个积极的环境可以为青少年提供一种接受感,从而减轻焦虑和忧郁等情绪问题,它具有大幅降低青少年自伤发生率的可能[12]。相反,如果青少年与学校氛围不协调,在此基础上缺乏某种社会联系,他们就会遇到一系列的不良情绪,包括孤独感和无助感,并且很容易去伤害自己[15]。根据上述证据,我们可以认为感知学校氛围可以说是调节青少年欺凌受害和NSSI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影响因素。
随着移动终端设备的流行,出现了只玩手机而忽视他人的“低头者”[16]。低头行为在家庭生活中更为常见,在亲子互动的背景下,父母沉迷于手机,这被称为“父母低头行为”[17]。目前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实了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具有负面影响[18]。父母低头行为有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情绪和行为障碍,引发青少年痛苦和绝望的严重症状[20],并产生敌对反应,甚至对父母的忽视或缺乏关注表现出极端的行为[19]。依恋理论强调了家庭是青少年建立依恋关系的关键领域。父母低头行为给孩子塑造了一个拒绝和排斥的负面形象,从而阻碍了他们基本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满足[21],这就助长了一种令人沮丧的内部模式,比如说不欣赏以及爱的剥夺,影响了他们随后的人际互动。他们就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吸引别人的注意,比如过度的奉承和卑躬屈膝,或者在人际交往中保持被动,成为欺凌的潜在受害者。此外,父母的频繁低头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它破坏和减少了建设性的亲子对话的机会,并减少了获得有效的冲突解决技能的机会[19]。面对分歧和冲突时,这些孩子无法有效地使用积极的应对策略,并经常成为欺凌的对象。相反,经历低水平父母低头行为的青少年可能不那么容易受到欺凌,因为他们采用来自父母的积极人际交往方式,不太倾向于与他人发生人际冲突。高水平的父母低头行为成为引发NSSI的重要风险决定因素。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家庭对青少年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高水平父母低头行为会影响青少年的主观感受,对青少年来说,父母沉迷于智能手机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父母更喜欢他们的数字设备,而不是他们的孩子。青春期是青少年发展的重要时期,个人经历了多方面的转变和面对各种挑战[21],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父母忽视甚至排斥的易感性提高[19]。青少年对父母拒绝的理解会引发不利的自我认知,最终导致抑郁,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故意自我伤害背后普遍的动机[17]。相反,经历低水平父母低头行为的青少年会得到更多的感情支持,通常表现出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从而减少了自伤的倾向。
综上,基于以往研究与相关理论,本研究拟考察欺凌受害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以及感知学校氛围与父母低头行为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具体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中国湖北省的两所中学招募712名学生参与本研究,8名学生的数据由于信息不全被剔除,有效样本包括704名学生(Mage = 15.15岁, SD = 0.98),其中包括350名男孩(49.7 %)和354名女孩(50.3%)。
1.2 工具
1.2.1 欺凌受害
采用张文新和武建芬[24]修订的Olweus欺凌受害问卷,该问卷评估了针对个人的欺凌受害的流行程度。这个受害问卷由6个不同的项目组成,包括三个主要维度:身体欺负,言语欺负和关系欺负。参与者被要求评价他们在过去半年在学校中受欺凌的程度,采用四点计分。分数越高意味着受欺负情况越严重。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1.2.2 非自杀性自伤
采用冯玉[25]修订的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该问卷包含18个项目,包括两个不同的分量表:自伤的次数和身体伤害程度。自伤次数为4级评分,伤害程度为5个等级。总分为自伤次数与身体伤害程度的乘积的和,总分越高,说明自伤行为越严重。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1.2.3 感知学校氛围
问卷采用Jia等人[26]开发的青少年感知学校氛围问卷对学生感知到的学校氛围进行评价。该评估工具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教师支持、同伴支持和自主性机会,包括总共25个项目,运用5点计分, 从“1” (完全不符合) 到“5” (完全符合)。分数越高意味着青少年对学校氛围的感知越积极。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1.2.4 父母低头行为
采用了丁倩等人[17]修订的父母低头行为量表。包括9个项目,旨在测量父母低头行为的严重程度,评分范围从1(一点也不)到5(持续)。得分越高,表示父母的低头行为越严重。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2 结果
2.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的结果显示,共18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第1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2.86%,说明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欺凌受害、非自杀性自伤和父母低头行为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而三者与感知学校氛围均呈显著负相关。此外,年龄与欺凌受害、非自杀性自伤、感知学校氛围和父母低头行为均呈显著相关。性别仅与欺凌受害呈显著相关。据此,在后续分析中纳入二者作为控制变量。
表1 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果
M | SD | 1 | 2 | 3 | 4 | 5 | |
1. 欺凌受害 | 0.26 | 0.50 | 1 | ||||
2. 非自伤性自伤 | 2.35 | 8.53 | 0.40*** | 1 | |||
3. 父母低头行为 | 2.90 | 0.76 | 0.20*** | 0.18*** | 1 | ||
4. 感知学校氛围 | 2.99 | 0.45 | -0.31*** | -0.18*** | -0.15*** | 1 | |
5. 年龄 | 15.15 | 0.99 | -0.10* | -0.09* | 0.09* | 0.09* | 1 |
6. 性别 | -- | -- | 0.11* | -0.02 | -0.06 | -0.05 | -- |
注:性别编码为哑变量。*p<0.05,***p<0.001。下同。
2.3 感知学校氛围和父母低头行为的调节作用检验
在控制年龄和性别的基础上,本研究拟考察感知学校氛围和父母低头行为在欺凌受害与非自杀性自伤之间的调节作用。首先,采用层次线性回归分析检验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如表2所示,欺凌受害和父母低头行为正向预测非自杀性自伤,但年龄、性别和感知学校氛围对非自杀性自伤无显著预测作用(见模型一)。其次,纳入调节变量并采用SPSS宏中Model 3检验二者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欺凌受害与感知学校氛围的交互项和欺凌受害、感知学校氛围和父母低头行为三者的交互项均显著负向预测非自杀性自伤,但欺凌受害与父母低头行为的交互项和感知学校氛围和父母低头行为的交互项对非自杀性自伤无显著预测作用(见模型二)。
表2 感知学校氛围和父母低头行为的调节作用检验
预测变量 | 模型一 (NSSI) | 模型二 (NSSI) | ||
β | t | β | t | |
控制变量 | ||||
年龄 | -0.05 | -1.54 | -0.04 | -1.34 |
性别 | -0.05 | -1.40 | -0.08 | -1.25 |
自变量 | ||||
欺凌受害 | 0.37 | 9.92*** | 0.20 | 4.42*** |
感知学校氛围 | -0.05 | -1.41 | -0.03 | -0.94 |
父母低头行为 | 0.10 | 2.73** | 0.05 | 1.28 |
交互项 | ||||
欺凌受害×感知学校氛围 | -0.08 | -2.08* | ||
欺凌受害×父母低头行为 | 0.06 | 1.84 | ||
感知学校氛围×父母低头行为 | -0.03 | -0.73 | ||
欺凌受害×感知学校氛围 ×父母低头行为 | -0.10 | -4.15*** | ||
R2 | 0.18 | 0.28 | ||
F | 30.64*** | 30.08*** |
注:显著的β值已做加粗处理。*p<0.05,**p<0.01,***p<0.001。
基于上述结果进一步探究感知学校氛围的调节作用,并绘制了在高低水平(M±1SD)感知学校氛围时青少年在非自杀性自伤上欺凌受害的简单斜率图(见图2)。具体而言,在低水平感知学校氛围下,欺凌受害对非自杀性自伤有显著预测作用(βsimple=0.46,SE=0.04,95%CI=[0.38,0.53])。然而,在高水平感知学校氛围下,欺凌受害对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不显著(βsimple=0.04,SE=0.06,95%CI=[-0.08,0.17])。
图2 欺凌受害和感知学校氛围对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
由表2可知,欺凌受害、感知学校氛围和父母低头行为之间的三方交互作用显著。对父母低头行为水平高(M+1SD)的青少年而言,感知学校氛围对欺凌受害与非自杀性自伤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β=-0.17,p<0.001);而对父母低头行为水平低(M–1SD)的青少年而言,感知学校氛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β=0.01,p=0.78)。具体而言(见图3和表3),在低感知学校氛围水平和高父母低头行为水平的情况下,欺凌受害正向预测非自杀性自伤(βsimple=0.44,SE=0.04, 95%CI=[0.37,0.52]);但在高水平感知学校氛围和低水平父母低头行为的情况下,欺凌受害对非自杀性自伤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βsimple=0.16,SE=0.11, 95%CI=[-0.05,0.37])。另外,当父母低头行为和感知学校氛围都较低时,欺凌受害显著预测非自杀性自伤的增加(βsimple=0.13,SE=0.06,95%CI=[0.01,0.25]);但当父母低头行为和感知学校氛围都较高时,欺凌受害与非自杀性自伤之间的关联不显著(βsimple=0.07,SE=0.06,95%CI=[-0.05,0.20])。
表3 感知学校氛围和父母低头行为的调节效应检验
感知学校 氛围 | 父母低头 行为 | 效应值 | Boot 标准误 | Boot 95%CI | |
下限 | 上限 | ||||
M – 1SD | M – 1SD | 0.13 | 0.06 | 0.01 | 0.25 |
M | 0.28 | 0.04 | 0.19 | 0.36 | |
M + 1SD | 0.44 | 0.04 | 0.37 | 0.52 | |
M | M – 1SD | 0.15 | 0.07 | 0.01 | 0.28 |
M | 0.20 | 0.05 | 0.11 | 0.29 | |
M + 1SD | 0.26 | 0.04 | 0.18 | 0.34 | |
M + 1SD | M – 1SD | 0.16 | 0.11 | -0.05 | 0.37 |
M | 0.12 | 0.07 | -0.02 | 0.26 | |
M + 1SD | 0.07 | 0.06 | -0.05 | 0.20 |
注:Boot标准误以及Boot CI的上下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重复抽样5000次。
图3 欺凌受害、感知学校氛围和父母低头行为对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
3 讨论
考虑到欺凌受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认为,欺凌受害是精神病理学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5]。然而,对欺凌受害与NSSI之间关系的探索还不那的么深入。我们目前通过评估欺凌受害与NSSI之间的关系,以及感知学校氛围和父母低头行为是否调节了这种关系,显著提高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即使在统计上考虑了他们的性别和年龄属性后,经历欺凌受害事件的青少年会表现出较高的NSSI水平。青少年在低感知学校氛围中经历欺凌受害的时候,会比在高感知学校氛围的情况下,青少年发生NSSI的可能性更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感知学校氛围和父母低头行为都较低时,欺凌受害与NSSI的发生倾向相关。相反情况下,感知学校氛围和父母低头行为都较高时,这种关系变得不显著。清楚阐明欺凌受害与NSSI相关性的调节机制对预防青少年NSSI具有重要意义,以便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
符合我们的预期的是,欺凌受害显著且积极地预测了青少年的NSSI。这一发现与过去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欺凌受害可以积极预测包括自我伤害在内的青少年外化行为[22]。这也支持了人际关系模型的观点,社会关系的麻烦经历可能导致个人产生NSSI[28]。具体来说,对于青少年来说,欺凌受害是一种消极的人际交往事件,青少年在被他人欺负后,可能通过NSSI的方式来减少欺凌产生的负面情绪,以获得人际支持,这也与经验回避模型的观点相一致。一项定性研究也表明,青少年使用NSSI作为一种间接的方法来减轻痛苦的生活创伤和情感痛苦。从这个角度来看,NSSI成为一种适应创伤的应对策略[29]。本研究的结果证实,欺凌的负面影响可导致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因此,改善青少年的欺凌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和防止自伤行为的出现。
我们关于感知学校氛围的调节效应的证据表明,拥有低水平感知学校氛围的欺凌受害者更有可能产生NSSI,同时也表明,拥有高水平感知学校氛围的欺凌受害者不太可能发生NSSI。我们的发现与之前的调查结果相一致,积极的学校氛围减轻了欺凌受害产生的不利影响[12]。有研究认为,高水平的学校氛围缓冲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即消极的人际关系(同伴)和问题症状(自伤)[14]。这一发现与生态系统理论相一致,在某种程度上,一个积极的学校氛围源于个体与不同微系统之间的平衡互动,从而促进个人认知、人格成熟和强大的社会适应性的增长,从而减轻欺凌受害对NSSI的不利后果[12]。同时,这也支持了社会联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青少年感到更多的人际支持(同学、老师),他们的学业成就将会得到提高,自伤意念将会减少[7]。所以我们认为,学校应该营造并建设一个积极的学校氛围,为青少年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才能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避免极端行为的出现。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欺凌受害、感知学校氛围和父母低头行为之间对青少年NSSI的潜在的相互作用。我们的研究表明,高感知学校氛围加上高父母低头行为导致这种关系变得不显著,而低感知学校氛围和低父母低头行为导致这种关系变得显著。此外,对于学校氛围感知水平低的青少年,不管父母低头行为水平如何,欺凌受害与NSSI显著相关,对于低父母低头行为,这种关系因感知学校氛围水平而不同。如之前的研究表明,一个积极的学校氛围明显减轻了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它强调了所感知学校氛围在促进青少年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能够减轻青少年的负面情绪,抑制问题行为[26]。社会控制理论还强调了学校对青少年的保护作用,在积极的学校氛围中,青少年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较小,因此,NSSI的发展的可能性也较小[30]。对青少年来说,学校成为他们发展成长的主要环境,他们与父母的关系逐渐被同龄人的友情所取代,对于拥有高感知学校氛围和高父母低头的青少年,他们可以利用学校提供的资源来处理人际纠纷,随后将自伤风险降到最低,因此,欺凌受害的有害影响就不会产生了。这些发现描述了父母低头行为对欺凌受害与NSSI之间相关性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感知学校氛围的程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深入探讨了欺凌受害与青少年NSSI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调节机制。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欺凌受害与NSSI呈正相关。增加感知学校氛围可以减轻欺凌受害和NSSI之间的关系。此外,基于对学校氛围的感知水平,父母低头行为影响了欺凌和NSSI之间的关系。总之,来自这项研究的发现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为解决青少年NSSI问题的提供实证证据和深刻的建议,可以提醒父母和教育者,及时建立一个良好的家庭和学校环境,改善学校和家庭环境气氛是促进受欺负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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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金】本文系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2022年度重点课题“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自我伤害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干预机制研究”(2022GA030)、2022年度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2D035)、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3ZD132)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甘雄(1986-),男,湖北孝感人,博士,副教授,15272531642,307180052@qq.com
【通讯地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南湖路121号长江大学东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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