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心理筛查工作的困境与对策
吕剑晨,刘星
杭州观成实验学校(310000)、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100875)
摘要:当前心理筛查工作已然成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内容,它旨在早期发现学生可能的心理障碍、情绪问题及其他心理困扰。但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心理筛查却面临着漏查误查率高、引发舆论风险、使老师情感耗竭等问题。针对这些困境,本文从提升心理筛查识别学生心理问题的精准度和干预学生心理问题的有效性两方面入手,提出诸多对策建议。
关键词:心理筛查;心理危机;心理测评;心理预警
在当今教育领域,中小学心理筛查逐渐成为维护学生身心健康、促进其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心理筛查旨在早期发现学生可能的心理障碍、情绪问题及其他心理困扰,以便及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干预,防止问题恶化。心理筛查已然成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内容,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编著的《中小学心理危机筛查与干预工作手册(修订版)》中建议[1]:“中小学应每学期开展一次心理筛查工作。”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中小学心理筛查工作却面临众多挑战。
一、中小学心理筛查的工作困境
(一)心理筛查漏查误查率高
1.学生无效问卷检出率高。
在学校心理筛查过程中,学生提交的无效问卷比例高是困扰心理老师的问题之一。无效问卷通常指的是那些未按照要求填写、作答不认真、答题模式化或未能通过测谎题的问卷,这往往导致筛查结果无法反映学生真实的心理状态。笔者对所在学校近5年、数万人次的筛查结果统计得知,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20%。高比例的无效问卷不仅使心理危机预警名单中屡屡出现大量无关学生,导致心理筛查结果受到家长、老师质疑,这还可能掩盖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以至于心理筛查流于形式化。
2.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率高。
中学生心理诊断测试(MHT)、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等作为心理筛查推荐用工具[1],但当心理老师将其在学生群体中施测时,却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有近乎半数的受测学生在筛查结果中被识别为心理危机学生,这远远超出了正常预期的比率。这种高心理危机预警率不仅使学校心理筛查的专业性大打折扣,更迫使心理老师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核实学生的实际心理状况。同时,由于学校心理师资有限,许多被识别为心理危机的学生并没有获得及时和充分的帮助。
3.预警名单与日常观察不符。
在心理筛查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心理预警名单与班主任日常观察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的情况。例如,虽然某个学生的心理筛查结果提示正常,但班主任却在教学中观察到该生行为举止怪异;相反,有些学生可能在心理筛查中显示出潜在风险,但在班主任的日常观察时却表现得很乐观。这意味着心理筛查预警的危机学生,并不总是那些在校园生活中表现出行为问题的个体,也意味着心理筛查可能无法识别出某些高风险学生。
4.危机事件学生的筛查遗漏。
心理筛查的目标是识别出具有心理危机的学生,但遗憾的是学校心理工作中很多实际发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学生此前并未出现在心理筛查预警名单上。例如,某初中生在学校过往心理筛查中都显示正常,但在近期一次应激事件后却突然做出自伤行为。这意味着学校尽管进行了普遍的心理筛查,但因学生心理状况具有波动性,心理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筛查很难真正达成预防学生心理危机的目的。
(二)心理筛查引发舆论漩涡
1.自杀问题引发家长担忧。
在学校心理筛查中,心理问卷里与自杀相关的内容的确引起了家长们的普遍质疑和担忧。在对学生进行心理问题识别时,部分心理问卷存在一些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自我伤害和自杀意念的问题(如PHQ-9第9题“有不如死掉或用某种方式伤害自己的念头”),以便及时识别出那些可能有自伤或自杀风险的学生。然而,这种敏感话题的引入可能让一些家长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这样的问题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甚至诱导青少年产生模仿行为。
2.筛查存在消极引导倾向。
心理筛查旨在识别学生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因此在测评工具多选取症状取向量表(如SCL-90、MHT、SAS和SDS等),即评估的落脚点在于识别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如焦虑、抑郁),但这种评估内容可能存在一定的引导倾向,引发家长担忧。例如,MHT题目中会询问学生“你是否常常觉得有同学在背后说你坏话”、“你是否很容易疲劳”、“你是否一遇到考试,就担心会考坏”等,这些问题本身就具有暗示性,可能会让学生陷入无中生有的自我怀疑。
3.心理筛查问卷使用不当。
由于学校老师缺乏对心理筛查问卷使用的专业性指导,导致筛查时有些老师会选择不适宜的问卷。例如,施测老师可能会不慎使用为精神病人设计的问卷来评估正常学生,或者是采用成年人使用的问卷来评估未成年学生。这些问卷都可能包含学生不理解或不适宜的内容,还有些问卷会涉及到“性”的问题,这一敏感话题放到学校环境可能并不恰当,尤其是在施测老师没有适当解释和指导的情况下,会引发学生遐想或让他们感到困惑。这种问卷的不当使用不仅可能导致筛查收集到的学生心理数据无意义,严重时还可能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4.心理筛查缺乏家长认可。
出于担心孩子被贴标签、保护孩子隐私,或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缺乏了解等原因,心理筛查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部分家长的质疑和反对,他们认为对孩子进行心理筛查反而会给孩子造成额外的心理压力。由于中小学学生属于未成年人,基于学校心理健康工作的伦理要求,心理筛查理应得到学生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下,家长可能不愿意配合学校开展学生心理问题识别工作,这使得心理筛查陷入两难情境。
(三)心理筛查使老师情感耗竭
1.筛查结果失真耗费精力
正如前文所述,心理筛查结果往往存在漏查、误查的情况,这迫使心理老师不得已耗时耗力去核对筛查结果。心理危机预警信息失真可能源于多个因素,包括筛查工具的设计缺陷、学生态度敷衍或不诚实作答,以及施测环境干扰等。心理老师在面对这种失真的结果时,为了核查心理危机预警名单,需要进行一系列后续评估,这可能包括学生面谈评估、班主任访谈、家长约谈等。这一过程通常要占据心理老师大量的空余时间,以至于有老师感慨:“一整个学期不是在面谈学生,就是在面谈学生的路上。”
2.危机学生多老师负荷重。
经过一轮MHT或SCL-90的心理筛查后,心理老师可能面临一个“噩梦”般的现实:他们需要同时关注几十名甚至数百名在心理筛查中提示有心理危机的学生。如果以评估一位学生花费20分钟来计算的话,心理老师可能整个学期都在面谈筛查中预警的学生!处理如此大量的危机事件对于任何一位老师来说都是项艰巨的任务,而且学校心理师资有限、专业支持不足等因素又限制了心理老师及时、有效应对学生危机事件,这使得需要帮助的学生可能得不到及时的帮助,“排队”是学校心理筛查评估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3.危机原因复杂难干预。
筛查结果中预警心理危机的学生,其问题通常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根植于一系列复杂的个人、家庭和环境因素中。这些学生往往面临着家庭矛盾、父母离异、手机成瘾、学业压力负担重、同辈关系紧张等多重困境,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他们的心理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例如,笔者所在学校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案例:某同学因长期厌学请假在家,班主任前来求助心理老师;待心理老师、德育处老师约谈学生家长后才恍然,原来该生父母已经离异,但还在因争夺孩子抚养权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学生不来学校,既是以此为借口来逃避父母离异,也是在一方家长的示意下,为了方便该家长获得抚养权。对于此类情况,学校因难以介入家庭纠纷,使得学生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
4.心理工作边界惹人愁。
危机学生事件的处理还往往面临着超出学校心理老师工作边界的问题。当学生发生心理危机事件后,家长通常被建议带孩子回家休养,或前往医院就诊治疗。但是许多家长出于对医院精神科的抵触或不信任等原因,而孩子又不愿意返校或出门,这种情况下家长可能会转向学校老师,期望学校老师能进行家访,在家里为孩子做心理辅导工作,而这显然超出了学校能够提供的辅导、干预范围,也有违心理咨询的伦理要求。甚至有家长会把孩子的诸多行为都视为心理辅导范畴,要求老师前往家中管理孩子的手机成瘾、亲子冲突等问题。
5.家长心理健康意识淡薄。心理筛查后预警心理危机的学生,即便筛查提示他们目前具有潜在的自伤、自杀风险,或者已出现自杀计划和自杀行为,此时急需专业医疗评估、专业治疗的介入,但部分家长仍然对此不当回事,并要求孩子能够继续正常上学。这可能是由于家长对心理健康的认识不足,以及对孩子的教育和学习成绩有着强烈的期望,担心孩子因为接受治疗而与正常学习生活脱节。家长的这种态度可能导致他们对医生的专业治疗建议持保留态度,甚至抵制医生对孩子的药物治疗方案,从而使孩子的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
二、中小学心理筛查的对策建议
在上文中,笔者详细探讨了中小学心理筛查工作面临的漏查误查率高、引发舆论争议以及教师情感耗竭等问题,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心理筛查实施的难度,也凸显了重新审视和改进当前心理筛查实践工作的重要性。接下来,笔者将从提升心理筛查识别精准度和评估有效性两个方面出发,提出针对性对策。
(一)提升心理筛查识别学生心理问题的精准度
1.开发针对性的课程资源,增强学生心理健康保健意识。
在心理筛查实践中,由于学生处于被动地位,他们往往对筛查的目的和意义缺乏充分理解,甚至将筛查视为一种被强加的学校任务或是对自身隐私的窥探。这种态度导致他们在填写问卷时敷衍了事、随意作答,从而增加了无效问卷的比例并且影响筛查结果的准确性。只有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保健意识,让学生将心理筛查视为一种利好自身的“心理体检”,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增强自身积极配合心理筛查的意愿。
对此,学校可以开发针对性的课程资源,提升学生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增强心理保健意识,进而激发其主动参与心理筛查的积极性。课程资源可以包括讲座、视频、微课、海报等形式;包含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识、心理筛查的重要性和目的、如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心理状态等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心理筛查中,提高问卷的有效性。
2.完善心理筛查流程,在筛查前对施测者、受测者做好培训宣讲。
心理筛查的前提是学生能够真实、准确地表达自身心理健康状况,但如果学生故意隐瞒、夸张个人情况,敷衍对待心理筛查,这必然会导致筛查结果不可靠。心理筛查不是“读心术”,更不存在“测谎仪”,教师应在筛查前引导学生诚实地对待心理测试。同样,心理教师也应当接受专业的培训,掌握正确的筛查方法和规范流程,了解如何指导学生如实地完成心理测试,从而确保心理筛查能够科学有效地开展。
为了确保心理筛查的规范性,学校可以在筛查开始前对学生进行宣讲,为学生解释筛查的目的、形式、重要性以及保密原则,减少学生对筛查的疑虑和担心,使学生能更愿意配合。 另外,现在心理筛查逐渐呈信息化,使用线上问卷,因此学校还应对信息教师、班主任等同样参与心理筛查的老师做好相关流程培训,使其能够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筛查环境[2]。
3.关注心理危机相关的“风险因子”,完善潜在风险预警机制。
许多实际发生危机事件的学生,却在筛查预警名单中被遗漏,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心理筛查仅仅针对学生当时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行测量,心理老师也只是关注学生目前暴露出的风险问题,但由于心理危机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每学期初进行的心理筛查并不能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学生的危机发生率,这就导致心理筛查缺乏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
心理危机往往与个体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应激事件有关。例如,低心理韧性的学生可能在遇到应激事件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应对方法,从而更容易产生负面心理反应,甚至引发冲动性自伤行为。对于这一问题,学校应在心理筛查中加入对潜在心理危机风险因素的评估。例如针对冲动性自伤可以普查学生的冲动特质、心理韧性等心理能力,将在这些方面表现出薄弱的学生标记为潜在的高风险群体,并提醒父母和教师,需要更加警惕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应激事件(如被公开批评、亲人离世、人际冲突等),以达到风险预警的目的。
4.编制符合积极心理学理念、适合于学校场景的心理测试内容。
传统心理筛查侧重于评估心理“症状”,呈现医学化,这就使得学生、家长对心理测试中的很多问题感到羞耻,并由此拒绝填写真实情况。例如SCL-90问卷中会有“对异性的兴趣减退”、“感到人们对你不友好,不喜欢你”等题目;MHT问卷中会有“你的朋友是否很少”、“你是否非常担心家里有人生病或死去”等题目。这些消极信息不仅会导致学生产生抵触情绪,更会在群体施测时因担忧他人关注到自己的选择而回避作答。
学校的场域毕竟与医院不同,承担的心理健康工作分工亦不同,因此学校场景使用的心理筛查问卷应区别于医院所使用的问卷,更注重预防与发展。结合积极心理学理念,学校心理筛查应从关注学生心理问题转向重视学生的心理优势和潜能,心理筛查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韧性、乐观、感恩、自强等积极心理特质[3]。通过这种方式,心理筛查不仅仅是识别学生早起问题和风险,而更是鼓励和引导学生发展积极心理品质。
5.加强家长的心理健康知识科普,提升家长的心理健康意识。
家长对心理健康的态度、认识直接影响到孩子对心理筛查的接受程度以及后续家庭心理干预时的配合程度,然而部分家长可能因为缺乏心理健康意识,对心理筛查的目的存在误解并感到担忧和排斥。这种排斥不仅体现在学生敷衍对待心理筛查,还体现在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家长采取回避或否认的态度。
因此,提升家长的心理健康意识对于确保心理筛查乃至学校心理工作顺利进行至关重要。学校可以组织专门的家长教育活动、讲座、工作坊等,系统地向家长介绍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心理筛查的目的和意义,以及如何在家庭环境中促进孩子的心理健康,来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心理筛查,从而在家庭和学校之间形成良好的支持系统,共同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二)提升心理筛查干预学生心理问题的有效性
1.开发适用于心理老师和班主任的面谈评估工具。
在心理筛查过程中,心理老师需要对测试中提示具有风险的学生进行进一步的面谈评估,这可以帮助老师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并做好问题识别与评估。但是这一过程耗时耗力,有时还无法准确收集学生的心理信息。受限于心理危机的高预警率和学校心理师资的有限性,心理筛查亟需专业、便捷的面谈评估工具,以提高心理老师和班主任在面谈学生时的工作效率。
各省市区教科院或学校可以针对中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常见心理问题,设计并开发一套标准化的面谈评估工具,包括指导性的面谈问题、行为观察指南和评分标准等,将繁琐、随机的面谈评估过程进行规范和简化,以帮助班主任和心理老师高效、系统地进行面谈。同时,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指导,帮助老师掌握使用这些工具的技巧,学习如何快速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信任,以及如何通过面谈识别学生的心理问题并给出处理建议。
2.规范班主任、心理委员培训内容,培养学校专业力量。
班主任和心理委员在心理筛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将为学生的心理问题提供更为直接的行为观察信息。然而,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心理老师,很有可能因为缺乏相关的心理健康知识、技能,以及对心理筛查的操作流程不够了解,而无法有效识别和处理学生的心理问题。另外,班级心理委员虽然被视为重要的学生信息来源,但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心理委员往往由于自身心智不成熟,很难发挥应有期待的责任。毕竟,让未成年人去解决未成年人的心理危机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学校可以开展或组织班主任参与学校心理筛查工作和学生心理问题识别的培训,了解心理筛查的规范流程、学生常见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应对。中高学段的心理委员应当了解正常行为与异常行为的区别,知晓当发现同学有异常行为时可以求助的对象,懂得保密原则,能够定期向班主任和心理老师汇报班级近期的心理状况。通过组织规范化的专业培训,提升班主任和心理委员在心理健康领域的专业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心理筛查工作中,及时发现并支持有需要的学生,从而提高心理筛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3.组建学校家庭问题工作团队,攻坚“疑难杂症”。
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从来不是个体单独的问题,而是与自身的家庭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学生因遭遇家暴而产生自伤行为,此时不仅需要心理老师处理学生的情绪问题,更需要德育处老师约谈家长,帮助学生实际解决家暴问题。很多学生案例之所以让心理老师感觉到很棘手、无能为力,就是因为老师们往往是单枪匹马作战。
因此,学校应组建家庭问题工作团队,团队成员需要有学校分管领导,还应当有德育处老师、心理老师、家庭教育老师、班主任等,成员各司其职。通过组建工作团队、集思广益,学校能够在解决学生复杂问题时形成合力,以便更快地找到问题的症结,增进家校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从德育、心理、家庭教育等多角度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支持。
4.加强学校与社区、医院的联系,有问题学生及时转介。
学校心理老师虽然都是心理学专业出身或经过长期技能培训的老师,但终究不能应对学生所有的心理问题。同时,学校心理服务更多是为学生提供心理教育和心理辅导,不涉及更为专业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当有些学生问题较为复杂与严重时,可能就超出了学校心理服务的范畴,需要更专业的诊断和治疗。笔者就曾在学校里遇到过抑郁症、强迫症、孤独症等,而这些通常都需要前往精神科就诊,进行药物治疗才行。
“家校社医”协同育人模式是学校心理工作的必然取向。学校应与当地医院的精神科、心理咨询中心以及街道社区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加专业和更加便捷的评估、支持、治疗等心理服务,特别是在处理严重的心理问题时。此外,学校应制定清晰的转介流程,确保学生在遇到超出学校心理辅导范畴的问题时,能够迅速地转介到外部以获得帮助,这不仅仅能让学生及时得到专业支持,还能够减轻老师的工作负担,做好应尽的责任。
5.建立家长陪读制度,高风险的学生家长全程陪读。
仍处于治疗期、还未解除心理高危风险的学生本不适宜返校复学,但一些着急的家长会及早地将孩子送回学校,此时这些学生依旧存在心理问题风险,比如自伤、自杀行为。为避免学生在学校再次发生危机事件,确保学生的人身安全,学校可以建立家长陪读制度。
家长陪读制度通常要求家长到学校里全程陪同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对于有心理高危风险的学生,家长的陪伴有助于及时发现学生的异常情绪和行为,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帮助学生应对自身心理问题。在陪读之前,学校应告知家长在校陪读的责任与注意事项,并与家长商议陪读的期限。在陪读之后,家长应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管理孩子的日常生活,并定期和班主任沟通孩子的治疗计划和近期表现。
三、小结与展望
在上文中,笔者分析了中小学心理筛查工作的现状并指出了当前心理筛查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高漏查误查率、舆论争议以及心理筛查对心理教师情感的负面影响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心理筛查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也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造成了阻碍。针对这些问题,文章从提升心理筛查的精准度和干预有效性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旨在提高心理筛查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随着社会对学生心理健康重视程度的日益提升,未来的中小学心理筛查工作将朝着更加科学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首先,心理筛查工具的创新与完善至关重要,现有研究表明,针对中学生心理危机的本土化筛查量表的开发,已成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的重要课题。例如,一些学者已经着手将长期和近期风险因素,以及特定的心理健康问题如空心病等,纳入心理危机评估的标准之中[4]。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心理危机的评估维度,也为构建更为全面和本土化的筛查工具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未来预计会有更多基于本土文化背景和教育实践的全面心理筛查量表被开发出来,这些量表将更精准地识别和评估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其次,科技的融入已成为提升筛查工作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具体而言,人工智能(AI)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应用,正逐步推动心理筛查向更高层次的个性化和精准化发展。这些技术通过深度分析海量数据,能够揭示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背后的模式与趋势,为心理评估提供更为细致的个性化视角[5]。同时,它们辅助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在复杂数据中做出更加精准的诊断和决策,实现对学生心理状态的实时监测,确保在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对潜在的心理问题进行早期识别与有效干预。
再者,家校社医协同合作是心理健康管理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已有研究提出了家校医心理健康动态管理的新模式,这一模式强调了家庭、学校和医疗机构在学生心理健康支持体系中的整合作用,通过跨部门合作,汇集各方资源和专业知识,共同为学生的心理健康提供更为全面的支持[6]。这种模式的实施,旨在通过早期识别和及时干预,有效预防和减少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而当前的家校社医协同合作模式的构建尚存在不足,特别是在与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的联系方面,尚未形成有效的协作机制,这种脱节限制了心理健康服务的深入推广和覆盖,影响了干预措施的实施效果。
最后,建立和完善心理健康工作制度是提高心理筛查质量的关键。这包括建立全面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加强宣传和监督机制,以及确保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有效性和科学性[7]。此外,全员协同是实现心理健康工作制度完善的必然趋势。如学者所指出的,全员心育的实施需要构建一个由多角色组成的支持系统,包括关爱导师、班主任、心理教师、心理社工、心理委员以及朋辈心理社团等[8],这五支队伍各自承担不同的职责,共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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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红宇. 深度学习技术在学校心理健康筛查工作中的应用思考[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3(31):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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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柳小红. 青少年心理健康管理的困境及其对策[J]. 名师在线, 2022(31): 91–93.
[8] 王秋英, 贾取. 学校心理“三预”体系建设中的工作重点[J]. 中国德育, 2023(19): 46–50.
吕剑晨,曾获杭州市拱墅区教坛新秀,杭州市心理论文一等奖、德育论文二等奖、心理微课一等奖,已结题杭州市心理健康重点研究课题《基于EFAS背景的家校卷入对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的实践研究》,著有《青春期心理成长知识星球》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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