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拒绝与初中生学业认知投入的关系：积极品质的补偿、中介和调节作用

父母拒绝与初中生学业认知投入的关系：积极品质的补偿、中介和调节作用
吴晓靓
（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长春，130024）
摘 要 考察父母拒绝与初中生学业认知投入的关系，以及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其中的补偿、中介和调节作用。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青少年积极品质问卷、学习投入问卷对332名初中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父亲拒绝和母亲拒绝显著负向预测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和学业认知投入；（2）积极品质整体水平显著正向预测学业认知投入；（3）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父亲拒绝、母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4）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父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培养积极品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认知投入和减缓父亲拒绝对学业认知投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父亲拒绝；母亲拒绝；积极品质；学业认知投入；初中生

1 引言
        学业认知投入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它反映的是学生在学业中运用各种认知策略的情况(Fredricks, Blumenfeld, & Paris, 2004; Lei, Cui, & Zhou, 2018)。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强调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发展(Bronfenbrenner, 2000)。探索能够预测学生学业认知投入的环境因素和个体内部因素，有利于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提供提高学生学业表现的切入点。其中，家庭环境作为最早与个体进行互动的微系统对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庭环境中的父母教养风格，作为动态性的家庭特征能够预测学生的学业表现(Vasquez, Patall, Fong, Corrigan, & Pine, 2016).
        父母拒绝作为家庭因素会对子女的学业表现产生负面影响，它是指子女从父母那里获得的温暖、情感、关怀、安慰、关心、养育、支持或爱的缺失，以及父母对子女施加了会损害身心健康的行为和消极情绪(Rohner, Khaleque, & Cournoyer, 2005)。关于父母拒绝与青少年学业表现关系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发现父母拒绝对学业拖延、学校回避等负面学业表现具有显著正向的预测作用(卢富荣, 刘丹丹, 李杜芳, 王耘, 2018; 杨青松, 石梦希, 舒思, 2017; 郑治国, 刘建平, 董圣鸿, 蒋艳, 廖华, 2018)。就学习投入而言，目前有研究发现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拒绝会显著负向预测学习投入(Zhu, Xie, Chen, & Zhang, 2019; 李永占, 2018a, 2018b)，但是这些研究考察的是父母拒绝综合水平对学习投入整体水平的作用，不能反映父亲拒绝和母亲拒绝对学业认知投入的作用模式，所以，本研究分别考察父亲拒绝和母亲拒绝对学生学业认知投入的预测作用。
        积极品质作为个体内在因素能够预测学生的学习投入。积极品质的整体水平代表能够促进个体获得幸福、成功和抵御发展风险的内在资源的丰富程度，青少年积极发展观指出，积极品质发展水平高的青少年更会投入到与自身发展密切的活动中，帮助青少年获得良好的发展结果(Lerner et al., 2005)。研究发现，积极品质的整体发展水平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成绩(Adams, Wiium, & Abubakar, 2019; 盖笑松, 兰公瑞, 2013)，并且，积极品质整体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学生的学习投入预测学业成绩(张婵, 2013)。由此可以推测，积极品质的整体水平能够补偿父母拒绝对学生学业认知投入的负面预测作用，也就是在父母拒绝预测学业认知投入的过程中对学业认知投入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积极品质的发展会受到父母教育风格的影响。基于发展资源理论，积极的教养风格是一种能够促进青少年积极品质发展的外部资源(Scales, Benson, Leffert, & Blyth, 2000)。已有研究发现，父母的拒绝对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张小菊, 赵敬, 2013)。对子女具有高水平拒绝的父母经常对子女给予批评，甚至是无理由的发脾气，给予子女的关爱和鼓励是匮乏的，这些会造成子女的多种心理和行为问题(Nawaz, Arouj, & Zonash, 2017; Stogner & Gibson, 2016; Xiao, Liu, Gong, & Luo, 2017)，不利于积极品质的发展。目前尚未有研究考察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父母拒绝和学业认知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但是由以往研究结果可以推测父母的拒绝会负向预测积极品质整体水平，进而对学业认知投入产生负面预测作用。 
       Milot Travers and Mahalik (2019)提出假设：积极品质的整体发展不仅能够促进青少年获得积极的发展结果，还能够帮助青少年抵御环境因素的负面影响。Milot Travers和Mahalik (2019)发现积极品质的整体发展可以缩小高、低风险群体在抑郁和酗酒程度上的差距，还有研究发现，积极品质整体发展水平可以降低累积风险因素的数量对中学生吸烟程度的预测作用力(Forster, Amy, Areba, & McMorris, 2019)。此外，有研究从包含多项特质要素的心理资本的角度来考察整体心理资本作为内部资源能否抵御环境的不良影响，比如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可以缓冲家庭累积风险对青少年焦虑/抑郁的不利影响(熊俊梅, 海曼, 黄飞, 辛亮, 徐颖, 2020)。这些研究都说明积极品质的整体发展，即丰富的内部资源，能帮助青少年环境因素的负面影响。但是，目前还没有研究考察积极品质整体水平能否降低父母拒绝对学业认知投入的影响，根据Milot Travers和Mahalik(2019)提出的假设和以往的研究结果可以推测，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父母拒绝和学业认知投入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对于积极品质整体水平低的青少年，父母拒绝对学业认知投入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而对于积极品质整体水平高的青少年，父母拒绝对学业认知投入的负向预测作用则较小甚至不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考察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分别在父亲拒绝、母亲拒绝预测初中生学业认知投入过程中的补偿作用，以及在父亲拒绝、母亲拒绝和学业认知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本研究研究结果能为提升青少年的学业认知投入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班抽样方式，在吉林省长春市某学校9个班级的354名九年级学生进行调查。删除规律作答和缺失答题较多的被试22人，保留有效数据332份，有效率为93.79%；其中，男生164人（49. 40%），女生164人，4人没报告性别。被试年龄范围为13~16岁（M = 14.16，SD = 0.46）。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拒绝
       采用蒋奖, 鲁峥嵘, 蒋苾菁和许燕 (2010)修订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的父亲拒绝和母亲拒绝维度，各 6个题目，采用4点计分法，1代表从不，4代表总是，总分越高说明感知到的父母拒绝越多。测量父亲拒绝题目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χ2 /df = 1.24，CFI = 0. 99，TLI = 0. 99，RMSEA = 0. 03，SRMR = 0. 02。测量母亲拒绝题目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χ2 /df = 1.77，CFI = 0. 98，TLI = 0. 96，RMSEA = 0. 05，SRMR = 0. 03。父亲拒绝和母亲拒绝的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80和0.71。问卷的信效度达到可接受水平。
2.2.2 青少年积极品质问卷
       采用张婵(2013)编制的青少年积极品质问卷，包括热爱学习（3题）、兴趣与好奇心（4题）、灵活创新（3题）、诚实正直（4题）、领导能力（3题）、自我调节（9题）、积极乐观（6题）、关爱友善（6题）8个维度，共计38道题目。所有题目均采用5点等级评定方式，从“一点也不符合（1分）”到“非常符合（5分）”。每项积极品质题目的均分为该积极品质的得分，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得分为各项积极品质的总分。各维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75，0.65，0.70，0.61，0.78，0.83，0.77，0.77，问卷总体Cronbach’s Alpha为0.94。验证性因素分析中：χ2 /df = 1.93，CFI = 0. 86，TLI = 0. 85，RMSEA = 0. 06，SRMR = 0. 06。问卷的信效度达到可接受水平。
2.2.3 学业认知投入
       采用张婵(2013)编制的学习投入问卷的认知投入维度，共5题，采用4点等级评定方式，从“一点也不符合（1分）”到“完全符合（4分）”。题目总体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75。验证性因素分析中：χ2 /df = 2.80，CFI = 0. 97，TLI = 0. 94，RMSEA = 0. 08，SRMR = 0. 03。问卷的信效度达到可接受水平。
2.3 程序和统计分析
       将指导语及问卷以纸质版形式向被试发放，在班级进行现场施测。主试在实施测试前对学生进行强调：按照自己的真实情况做答，而不是按照人们认为的理想的、应该的样子去回答。
采用Mplus7.0、SPSS22.0软件和SPSS 宏程序 PROCESS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参考刘红云(2019)的建议，当题目的缺失值在10%以下时，采用各种缺失值的方法差别不大；由于本研究中每个题目的缺失值都在5%以下，因此采用均值插补法进行缺失值填补。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14个，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26.04%，小于40%，说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变异程度可以接受(熊红星, 张璟, 叶宝娟, 郑雪, 孙配贞, 2012)。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n = 332）                                                    

                                                                       注：*p＜ 0. 05，**p＜ 0. 01。

       由表1结果可知，父亲拒绝、母亲拒绝与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学业认知投入显著负相关，积极品质整体水平与学业认知投入显著正相关。
3.3 积极品质整体水平的补偿效应检验
       为了考察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对父亲拒绝、母亲拒绝预测学业认知投入过程中的补偿作用，以学业认知投入为因变量，方程1以父亲拒绝和积极品质整体水平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enter），方程2以母亲拒绝和积极品质整体水平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enter），结果见表2。

                    表2 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对父亲拒绝、母亲拒绝预测学业认知投入过程中的补偿作用（n = 332）

                                                                     注：+p＜ 0. 1；***p＜ 0. 001。

       由表2中的方程1结果可知，当同时考察父亲拒绝和积极品质对学业认知投入的预测作用时，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对学业认知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69，t = 16.88，p < 0.001），父亲拒绝对学业认知投入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6，t = -1.89，p > 0.05）。由方程2结果可知，当同时考察母亲拒绝和积极品质对学业认知投入的预测作用时，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对学业认知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70，t = 17.24，p < 0.001），母亲拒绝对学业认知投入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0，t = 0.04，p > 0.05）。所以，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父亲拒绝、母亲拒绝预测学业认知投入过程中具有补偿作用，且预测作用大于父亲拒绝和母亲拒绝。
3.4 积极品质整体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
3.4.1 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父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了考察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父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以父亲拒绝为自变量，积极品质整体水平为中介变量，学业认知投入为因变量，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Model 4进行检验，在分析前将所有变量转换成标准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父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n = 332）

       由表3结果可知，父亲拒绝可以显著负向预测积极品质整体发展水平（β = -0.27，t = -5.16，p < 0.001），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对学业认知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69，t = 16.88，p < 0.001），父亲拒绝不能显著预测学业认知投入（β = -0.06，t = -1.46，p > 0.05），这说明积极品质整体发展水平在父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完全存在中介作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方法检验也表明，积极品质整体水平的中介效应值为-0.19，95%的置信区间值为[-0.26, -0.11]，不包括0。中介作用的路径见图1。

3.4.2 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母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了考察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母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母亲拒绝为自变量，积极品质整体水平为中介变量，学业认知投入为因变量，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Model 4进行检验，在分析前将所有变量转换成标准分，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母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n = 332）

       由表4结果可知，母亲拒绝可以显著负向预测积极品质整体发展水平（β = -0.27，t = -5.12，p < 0.001），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对学业认知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70，t = 17.24，p < 0.001），母亲拒绝不能显著预测学业认知投入（β = 0.00，t = 0.04，p > 0.05），这说明积极品质整体发展水平母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方法检验也表明，积极品质整体水平的中介效应值为-0.19，95%的置信区间值为[-0.26, -0.12]，不包括0。中介作用的路径见图2。

3.5 积极品质整体水平的调节效应检验
3.5.1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父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考察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父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的调节作用，以父亲拒绝为自变量，积极品质整体水平为调节变量，学业认知投入为因变量，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Model 1进行检验，在分析前将所有变量转换成标准分，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父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的调节作用（n = 332）

       由表5结果可知，父亲拒绝 × 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学业认知投入（β = 0.09，t = 2.45，p < .05），这说明，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父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存在调节作用。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在积极品质整体水平比较低时，父亲拒绝对学业认知投入具有显著负向的预测作用（β = -0.12，p < .05）；在积极品质整体水平比较高时，父亲拒绝对学业认知投入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 = 0.06，p > .05）。为了呈现父亲拒绝与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对学业认知投入交互效应，将积极品质整体水平按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分出高、低分组，并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见图3）。

3.5.2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母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考察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母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母亲拒绝为自变量，积极品质整体水平为调节变量，学业认知投入为因变量，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Model 1进行检验，在分析前将所有变量转换成标准分，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母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的调节作用（n = 332）

       由表6结果可知，母亲拒绝 × 积极品质整体水平不能显著预测学业认知投入（β = 0.05，t = 1.21，p > .05），这说明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母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不存在调节作用。
4 讨论
4.1父母拒绝会阻碍初中生积极品质的发展和学业认知投入
       本研究发现父亲、母亲的拒绝都与初中生的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和学业认知投入存在显著负相关，这说明高水平的父母拒绝可能会阻碍初中生积极品质的发展和学业认知投入。父母接受—拒绝理论(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Theory)认为，感知到被父母拒绝的青少年易表现出心理适应不良(Rohner et al., 2005)。长期接受父母拒绝的学生得到父母的关爱和支持很少，得到的父母攻击、漠视、无理由的批评很多，缺乏父母积极养育的滋养会使青少年多项积极品质的发展受到阻碍(李群, 陈庆华, 2019)；而且长期在消极养育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体验到无助感，甚至自闭，导致他们对学业产生厌倦和拖延，表现出学业认知投入的不足(卢富荣等, 2018)。
4.2 积极品质的整体发展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业认知投入
       本研究从两个方面可以说明积极品质的整体发展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业认知投入：第一，当同时考察父亲或母亲拒绝、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对学业认知投入的预测作用时，积极品质整体水平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业认知投入，而父亲或母亲的拒绝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这说明，初中生具备的内部资源越丰富，便越可能会积极投入到学业中，可以补偿父亲和母亲拒绝对学业认知投入的不良影响。第二，积极品质整体发展水平在父亲拒绝、母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这说明，即使父亲、母亲的拒绝与初中生的学业认知投入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是它们的预测作用是完全通过预测青少年的积极品质而实现的。这两个方面的结果都说明青少年积极品质的整体发展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学业认知投入，而且对学业认知投入的预测力超过了父亲和母亲的拒绝的预测力。
青少年积极品质青少年积极发展观指出，积极品质整体发展水平高的青少年更会投入到与自身发展密切的活动中(Lerner et al., 2005)，这可能是源于他们具备高水平的学业效能感，并且认同学业对其未来发展的价值，所以会积极投入到与其未来发展密切相关的学习活动中；而积极发展水平低的青少年由于缺乏优秀的品质对自身的管理和约束，容易出现行为问题和心理问题，比如网络欺凌、吸烟、情感痛苦等(Forster et al., 2019; Fredkove, Gower, & Sieving, 2019)，这些都不利于他们投入学业和获得好的学业表现。但是，这不是说明父母拒绝的消极作用可以忽略，因为父亲和母亲的拒绝会阻碍积极品质的发展，而且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的多个方面产生消极影响(Rohner et al., 2005)。
4.3 积极品质整体水平能够减缓父亲拒绝对学业认知投入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结果支持了Milot Travers和Mahalik(2019)提出的假设：积极品质的整体发展不仅能够促进青少年获得积极的发展结果，还能够帮助青少年抵御环境因素的负面影响。本研究发现，积极品质整体水平能够减缓父亲拒绝对学业认知投入的预测作用，即在父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如果青少年的积极品质整体水平比较高，便可以抵消父亲拒绝的消极影响；如果青少年的积极品质整体水平比较低，父亲拒绝则会使他们的学业认知投入受到阻碍。该结果说明积极品质的整体可以打破父亲拒绝对学业认知投入的负面影响，这提示不仅可以通过改进父母的教养方式来促进学生的学业投入，还可以通过培养积极品质来帮助青少年抵御环境的不良影响。本研究未发现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在母亲拒绝与学业认知投入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可能是因为积极品质整体水平对学业认知投入的预测作用大于母亲拒绝的预测作用。
4.4 教育启示
       本研究对于教育实践的启示主要有两点：
       第一，父母要避免对子女采用拒绝的教育方式，这不仅不利于子女积极品质的发展，也会对学业发展产生阻碍；应该采取积极的养育方式，比如给予子女自主支持、情感温暖、理解。
       第二，本研究结果提示从整体观的角度来培养青少年积极品质的重要性。积极品质整体发展水平代表了青少年具有的积极品质的多样性，具有的积极品质越多，青少年越可能积极投入到学业中，所以，家长和老师应尽量同时培养青少年的多项积极品质。
4.5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存在如下研究局限：第一，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不能做出因果推断，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研究考察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二，本研究未涉及学生学业表现的客观指标，例如学习成绩、逃学等，因此无法考察父母拒绝和积极品质对这些客观指标的预测作用；第三，本研究采用的数据都是由被试自我报告的，尽管我们发现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但是分析结果可能还是会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未来研究应该采用多来源的数据；第四，本研究的被试来自长春市的两所学校，可能会导致家长教育方式的多样性有限，未来应该扩大样本量和样本来源考察父母拒绝对学业表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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