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基本需求满足和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

                    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基本需求满足和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

                                        作者：周洪静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详细通讯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保利叶公馆3栋302，邮编528200，电话13674028412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智能手机作为一种便捷、高效的信息交流工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3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手机网民规模达10.76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1109万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8%。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手机低头族的成员。然而，由于对错失重要信息的恐惧等原因，不停查看手机的行为往往会忽视家庭其他成员的心理需求。这种低头行为(phubbing)由手机(phone)和冷落(snubbing)两个词组合而成，指个体中断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忽视身边环境，只顾低头使用手机，冷落、忽视他人和事物的一种现象[1]。父母低头则是指父母过度关注手机，从而冷落或无暇顾及子女的现象[2]。研究发现，父母低头与青少年焦虑、抑郁、网络成瘾等内外化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3]。那么父母低头行为是怎样引发青少年抑郁的呢？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基本需求满足与核心自我评价作为潜在中介变量的作用。
（一）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抑郁
抑郁指个体因无法应对生活中的紧张压力事件而产生的一种负性情感障碍[4]。青少年阶段是抑郁发生的关键期，期间个体的抑郁水平呈上升趋势[5-6]。目前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抑郁受到环境和遗传因素的交互作用[7] 。
父母低头行为往往发生在家庭环境中。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家庭环境是影响青少年的重要生态微系统之一。风险家庭模型认为，具有冲突性、攻击性和忽视家庭关系等特征的家庭，会在青少年情绪处理方面造成缺陷。在父母低头行为影响下，不安全的依恋模式使孩子形成对自我、他人与周围的的负面认知和不确定评价，从而产生抑郁等负面情绪[8]。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父母低头行为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产生。
（二）基本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们有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分别是自主需要、胜任需要、联结需要。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是个体发展的关键[9-10]。父母的排斥与拒绝，会使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水平降低[11]。排斥的即时需要威胁模型认为，人们会快速地感知到被排斥，当个体经历排斥时，进入反射阶段，会导致基本心理需要受到威胁[12]。当手机上突如其来的消息干扰或打断了亲子沟通时，青少年会感到归属感受到威胁，进而使他们的联结需求难以满足[13]。当青少年无法从父母身上获得注意力时，也失去了对周围环境的控制感，从而威胁到青少年的胜任需要[14]。
    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对于父母行为的影响和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发展至关重要[15-16]。以往研究发现，当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高时，他们对幸福感的体验更强，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17]，积极情绪适应能力更强[18]；当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低时，会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风险[11]。
   研究表明，父母低头行为会令青少年缺少归属感、控制感和胜任感，降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水平，进而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风险。因此，可以认为父母低头通过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风险。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父母低头行为通过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对青少年抑郁产生影响。
（三）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核心自我评价是个体对自身价值和能力最基本的评价[19]。研究者确定了核心自我评价的四个特质：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控制源、神经质。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容易受到学校和家庭等外部压力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发现：亲子交往时，父母的智能手机使用行为作为一种父母排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测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的下降[20]。父母的排斥和忽视，会降低青少年的核心自我评价[21]。
根据抑郁认知易感理论，抑郁主要是由对事物歪曲的观念导致的认知问题[22]。抑郁通常与作为自我概念关键成分的核心自我评价密切相关。个体持有对自身的负面认知评价时，会产生消极情绪。已有研究显示，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23-24]。
已有的研究表明，父母低头行为通过对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的损害进而导致抑郁[25]。据上述研究，本研究提出假设H3:父母低头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抑郁。
（四）链式中介作用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个体的发展和获得幸福感相关[9, 26]。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水平高，对自己持有的评价更加正向，有利于自身积极自我评价的发展[26]。当个体持有低水平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时，个体对自己持有更加消极的评价，不利于自我发展。 
基于上述文献，父母低头行为通过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和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与青少年抑郁间接相关。具体而言，父母在亲子交往中使用手机，中断了亲子交流，无法满足青少年联结的心理需要[13]。当青少年无法从父母身上获得注意力时，也失去了对周围环境的控制感，从而威胁到青少年的胜任需要[14]。在基本心理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青少年对自己持有更加消极的评价，从而会产生一系列的消极情绪。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4:父母低头通过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和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对青少年抑郁产生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法对广东省佛山市某普通高中学生进行施测，共回收问卷903份，剔除无效问卷172份，保留有效数据731份。其中男生455人(62.2%)，女生276人(38.8%)，被试平均年龄16.25±0.58。
（二）测量工具
父母低头行为：采用洪伟等[27]修订改编的父母低头行为量表[28]。量表共9个项目，采用1-5五点评分，从“从不”到“总是”，分数越高，父母低头行为越频繁。本研究显示，父母低头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 = 0.79。
基本需求满足：采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Basic Need Satisfaction in General ScaleBN, SG-S），测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主、胜任、归属需要的满足情况。该量表在一系列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原始量表共 21 个项目，采用1-7七点评分（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其中，6个项目描述被试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自主需要的满足、7个项目描述对胜任需要的满足、8个项目描述对归属需要的满足。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 =0.855。
核心自我评价：采用杜建政等修订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CSES)。量表共10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 =0.911。 
抑郁症状：采用抑郁症状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多用于评估个体在过去两周内是否存在抑郁症状，量表共9个项目，采用4点评分，从0=“没有”到3=“几乎每天”，分数越高，抑郁症状越严重。5-9分：可能有轻微抑郁症；10-14分：可能有中度抑郁症；15-19分：可能有中重度抑郁症；20-27分：可能有重度抑郁症。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 = 0.905。
（三）施测和统计分析
在班级集体施测的过程中，采用纸笔测试的方式，在征得青少年学生的知情同意后进行。借助SPSS26.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等操作，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插件完成中介效应分析，调用模型6，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来测定95%置信区间，并比较各中介变量的效应差异。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控制和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后，未经旋转的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全部变异量的31.68%，小于总变异解释量的40%，说明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共同方法偏差较小。
（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首先，对父母低头、青少年抑郁症状、基本需求满足和核心自我评价进行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抑郁呈显著正相关，与基本需求满足呈显著负相关，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负相关；基本需求满足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的正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青少年抑郁呈显著的负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关系(N = 731)

                                                     注：* p < 0.05, ** p < 0.01**，p < 0.001，以下同。
（三）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的情况下，父母低头行为显著正向预测抑郁症状 (β= 0. 132，p＜0. 001) ; 父母低头行为显著负向预测基本需要满足(β= -0. 684，p＜0. 001)，基本需要满足负向预测抑郁症状(β= -0. 047，p＜0. 01)；父母低头行为显著负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β= -0. 103，p＜0. 001)，核心自我评价显著负向预测抑郁症状(β= -0. 306，p＜0. 001)；基本需要满足显著正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 (β= 0. 349，p＜0. 001)。综上，基本需求满足和核心自我评价在父母低头行为与抑郁症状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且为完全链式中介作用。

       

                                                                    图1 链式中介模型图

为了进一步评估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采用Bootstrap程序重复取样5000次，结果显示，它们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三个间接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如表2所示，父母低头不仅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而且通过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和核心自我评价间接预测了青少年抑郁。具体而言，中介效应由3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构成：途径“父母低头→基本需要满足→青少年抑郁症状”间接效应1=0.032；途径“父母低头→核心自我评价→青少年抑郁症状”间接效应2=0.032；途径“父母低头 → 基本需要满足→核心自我评价→青少年抑郁症状”间接效应3=0.073。
                                         

                                                 表2 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和效应值
 

四、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低头行为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支持假设1 。在亲子沟通的过程中，如果父母频繁出现低头行为而冷落孩子，那么渴望父母温暖与支持的青少年可能会感受到被忽视而产生负面的期望违背，进而引发抑郁等消极情绪[29-30]。另外，在父母低头行为影响下，不安全的依恋模式会使青少年形成对自我的负面认知和对环境的不确定认知，从而产生抑郁等负面情绪[8]。
（一）基本需求满足的作用
父母低头怎样引发青少年抑郁呢？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心理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父母低头→基本需要满足→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1达到了显著水平，支持假设2。这一发现与自我决定理论一致，当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高时，青少年对幸福感的体验更强，积极情绪适应能力也更强[18]。父母低头行为会令青少年缺少归属感、控制感和胜任感，降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水平，进而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风险。在本研究中，父母低头通过基本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与青少年抑郁间接相关。
（二）核心自我评价的作用
    本研究结果发现，父母低头行为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对青少年抑郁产生影响，支持了假设3。已有研究者认为，核心自我评价由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心理控制源和情绪稳定性构成。自尊是防止适应不良行为的一个重要的保护因素。因此，具有积极核心自我评价的青少年通常较少表现出心理问题行为。反之，当个体消极评价自己时，会增加产生消极情绪的可能性。父母低头行为通过对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的损害进而导致抑郁[25]。简言之，父母低头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与青少年抑郁间接相关。
（三）链式中介模型
综上所述，父母低头作为青少年发展环境中的一个背景因素，通过基本需求满足和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与青少年抑郁问题间接相关，支持了假设4。本研究引入基本需求满足和核心自我评价两个变量，包括了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涉及近端变量和远端变量，解释了父母低头行为如何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进一步揭示了父母低头作用于青少年抑郁的心理机制。父母低头行为会降低青少年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水平，降低其核心自我评价，进而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风险。因此，父母低头通过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和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对青少年抑郁产生影响。
（四）启示、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发现，父母低头行为通过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和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对青少年抑郁产生影响，这为中小学教育工作中进行抑郁干预工作提供了新的实践启示。
其一，伴随着智能手机普及而出现的父母低头现象，是在青少年抑郁干预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新型风险家庭环境。父母要营造积极支持的亲子环境，及时放下手机，积极回应孩子的基本需求，减少对孩子的忽视和拒绝，从而降低抑郁发生的可能。
其二，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可以从青少年自身的情绪调节和应对方式入手来进行抑郁的干预。通过构建发展性课程体系、开设心理讲座、开展个体辅导和团体辅导等多样化的方式，培养青少年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以及良好的应对方式，并且引导青少年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树立自我与他人的积极认知，从而降低抑郁的风险。
其三，学校要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交流，努力做到家校社协同育人。学校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家访、家庭教育课程、家庭教育沙龙等形式，增强家长的科学育儿意识，引导家长关注孩子自主、胜任和归属的心理需要，形成良好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鼓励和支持，优化孩子的核心自我评价，从而预防抑郁的发生。
另外，本研究依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研究数据依赖于高中生的自我报告，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收集数据，比如从父母自身收集有关低头行为的数据，以提高数据的信度和效度。第二，仅仅运用横断研究的方法无法动态追踪青少年的身心变化，也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还要在一段相对长的时间序列中进行纵向研究，或进行实验设计，深入考察变量间的关系，进一步确定具体的预测方向。第三，在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作用过程中，除了基本需求满足和核心自我评价之外，可能存在其他相似的易感性因素。未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父母低头对青少年抑郁的作用机制，考察其他变量与之存在的关系，为青少年抑郁的干预提供一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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