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系统思维与积极心理学理论的欺凌干预实践——和平包项目实施的经验与启示

基于系统思维与积极心理学理论的欺凌干预实践——和平包项目实施的经验与启示[本文系山东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一般资助课题“学校未成年人保护的创新路径研究”（2021YB088）阶段性成果。2022年度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岛市推进青少年欺凌法制化建设研究”（QDSKL2201403）阶段性成果。]
刘思硕1,2
1.杭州师范大学 311121;2.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66012
（杭州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教研员）

摘要：欺凌是个国际性的教育话题。世界多个国家开发了防治欺凌的项目，澳大利亚的和平包项目就是其中之一。该项目以系统思维和积极心理学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准备、教育、行动、应对、评估为主要干预程序，依托应对欺凌项目的干预欺凌课程内容实施一系列的课程干预，并借助信息化的手段进行项目评估。在学校操作的过程中具有兼容性强、教师参与度高、影响全面、评估便捷等特点。通过研究该项目的实施特点，对我国未来推进校园欺凌的防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系统理念；积极心理学；欺凌；和平包

2015年以来，我国社会各界对校园欺凌日益关注，政府和立法部门加快了法律法规的出台。学校层面来看，开展对教师和学生防治欺凌的教育刻不容缓。2020年10月17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中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强调要形成制度并对欺凌的相关利益群体进行教育和培训。2023年5月31日，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强调“……健全心理问题预防和监测机制，主动干预，增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防治校园欺凌工作作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防治校园欺凌工作能够提升受欺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问题是当前学校在推进防治校园欺凌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现实性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欺凌防治工作缺乏科学性。表现在欺凌的防治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其过程又没有建立在循证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工作的开展比较盲目。二是欺凌防治工作缺乏系统性。表现在零星的开展一些防治欺凌的活动、课程，这些课程、活动形不成系统化的育人合力。三是欺凌防治工作缺乏评估。大部分学校只顾开展防防治欺凌工作，至于这些工作的成效如何则缺乏有效的评估手段和工具。这些问题制约着我国广大中小学校防治校园欺凌工作走向深入。如何破解这些现实性的难题，澳大利亚的P.E.A.C.E. Pack（以下简称“和平包”）项目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一、和平包项目实施的理论基础
大部分富有成效的项目背后都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平包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遵循系统思维和积极心理学思想。该项目强调必须确定学校系统中影响学生关键方面实现幸福和促进他们学习的因素，关注学生的积极情感。[1]  
（一）系统思维的理论基础与启发
传统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往往在解决问题或者治愈个体的时候，更多关注问题本身，寻找事物有缺陷、有损坏的部分，或者个体身上存在的问题。系统思维强调诸如欺凌等问题的原因并不仅仅存在于特定个体身上，而是受环境中多种因素的影响，重点在于理解哪些因素可以维持个体的行为，而不是寻找原因。系统思维方式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问题的概念化和理解问题行为的方式。人们的注意力从关注和改变欺凌者的“坏”行为和“帮助”受害者，向改变学校内部的态度、看法和信念转变。
（二）积极心理学理论基础与运用
积极心理学旨在将领域从专注于修复生活中的负面因素扩展到促进生活中的积极因素。[2]积极心理干预措施的特征是聚焦培养学生积极的感觉、积极的行为或积极的认知的计划、实践、治疗方法或活动。与“纯净”反欺凌项目，“戒烟”项目和减少抑郁症项目等项目不同，积极心理干预不通过消除或减少负面因素来改善现状，而是通过培养积极情感来改善个体的现状。像和平包项目中的课程内容将社交技能和情感能力的关键要素整合在一起，鼓励学生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并提倡培养学生积极的态度和积极的行为。 
二、和平包项目的内容及流程
和平包是一个框架和干预项目，由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学者菲利普.T.斯利博士和他的同事合作开发，旨在解决校园欺凌和促进学生幸福感的问题，并提出基于学校现状的干预策略。 
（一） 和平包的含义
首字母缩写词P.E.A.C.E.代表在实施和平包项目过程中的五个主要步骤[3]：
图1  P.E.A.C.E.的含义

P（preparation），准备和考虑问题的性质。该步骤涉及准备和考虑学校欺凌的性质，对性质的确定提供了一些提供基础性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学校制定防治欺凌的制度、干预项目，同时还能鼓励家长和学生参与防治欺凌项目。
E（education），有关人员对问题的教育和理解。此步骤涉及教育其他人关于欺凌的相关内容，并收集干预项目的基础信息。该阶段学校会审查当前的学校制度，对员工、学生和家长进行访谈，对受欺凌直接影响者进行调查和观察。
A（action），为减少欺凌而采取的行动和制定的策略。该阶段重点是让教职员工、学生和家长以及学校的各个子系统参与其中，以解决欺凌问题。
C（coping），为员工、学生和家长提供可行的应对策略。为所有与欺凌有关的人提供在学校和课程中实施的各种策略和技能。
E（evaluation），评估和审查学校实施的课程。在最终评估阶段实施评估，并向相关人员提供反馈。
这五个字母代表和平包项目推进过程中的五个重要阶段，当然，实施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步骤。
（二）P.E.A.C.E.Pack的实施流程
一个完整的和平包项目一般包含10个步骤（见图2），整个流程的实施时间在一般1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图2  P.E.A.C.E.Pack的实施流程[4]

   从图2可以看出，和平包项目实施过程中包括至少两次评估，第一次是对学生、家长和教职员工进行访谈，了解学校欺凌的发生情况，对学校欺凌现状进行评估。第二次评估是在课程计划实施之后，了解课程实施干预的效果。和平包整个实施流程形成一个闭环运行模式，通过不断地评估、反馈推动学校根据本校发展实际进行调整，以更好的发挥该项目的作用。
三、和平包项目的核心——应对欺凌项目
应对欺凌 (coping with bullying ，以下简称CWB) 项目由斯利从和平包项目的“应对”部分开发而来，是弗林德斯大学教育学院研究人员 20多年研究的成果，该项目是和平包项目的核心部分，旨在以多种方式实施多层次的系统性变革。 
（一） CWB项目的应用阶段
CWB干预项目的应用包括六个阶段[5]：

图3  CWB干预六阶段

人员培训阶段主要是研究人员为教师提供培训课程，让他们熟悉欺凌问题和课程计划。六个阶段包含三次问卷测试，分别是前测、后测和追踪测试。项目干预阶段主要是课程干预。审查政策和程序主要是教师指导学生对学校当前的反欺凌制度和欺凌申诉流程进行讨论。
（二） CWB干预项目的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采取班级授课制，由八节30-45分钟的课程组成，这些课程穿插在学校的日常课程中，作为一个学期中学校常规课程的一部分。主要包括：
1.关于欺凌的介绍性会议，包括问卷调查和收集学生关于有效和无效策略使用知识的基础性数据。
2.六节欺凌系列课程，包括探索应对言语欺凌、身体欺凌、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应对策略，以及考虑旁观者策略，让学生有时间编写他们对学校的建议，如为了有效解决校园欺凌问题学校需要做什么，并审查学校的反欺凌政策和申诉程序。六节课的主题包括：

在第2-5节课，学生每节课观看5-10 分钟的“应对欺凌项目”的DVD ，一节课中只处理描绘不同欺凌类型的一个场景。每个场景最后都会提出关于学生如何处理所描绘的欺凌场景的各种问题，这为全班以及学生的小组讨论提供了一个主题。在小组讨论结束时，要求每个小组的成员向全班汇报他们小组对问题的回答。该项目还包含角色扮演应对策略或辩论问题的机会。
3.结束课程，通过问卷管理确定项目完成后自我报告的欺凌行为的相关变化。在课程结束后大约 3 个月的时间，学校还会安排一次后续问卷调查。
四、效果与推广
从2001 年到2013年，和平包项目在澳大利亚的90多所中小学校实施[6]，斯利博士对该项目进行追踪评估。评估显示，项目实施1-3年之后，学生自我报告受害显著减少（17-33%），欺凌其他人的学生减少 (5-10%) ,学生 应对技能、在校安全感、学校归属感等方面得到提升。[7]
该项目后来被日本（3所学校）、马耳他（9所学校）和希腊（300所学校）[8]翻译引进并实施。2017年，该项目被意大利引进，并在部分学校实施。[9]其中对551名意大利高中生的干预显示，干预后，严重受害者（每周受害一次或多次）的受害程度显著降低，自我效能感得分更高，而未参与干预的学生受害程度有所增加。实践证明，该项目在跨文化的应用中取得实效，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欺凌干预项目。同时，该项目也存在一些现实性的问题，如在日本实施过程中，由于教师课时紧张，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课程中断，影响项目推进的效果。而部分教师对该项目参与度不高也会影响学生参与的积极性等问题。
五、对我国学校防治欺凌工作的启示
当前我国中小学校在推进防治校园欺凌已进入关键阶段，制定科学可行、系统合理的防治项目成为当下的重要任务。和平包项目的一些做法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
（一）采用合理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提高防治欺凌工作的科学性
一是指导思想要科学合理。要增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科学性，首先要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理论框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学校以合理的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理论为指导，能够帮助学校确定实践的方法论和工作方向。和平包项目紧紧围绕系统思维和积极心理学展开，从教职员工、家长、学生的共同参与，到学校制度的重新厘定、申诉流程的重新审核、课程计划和具体的教学方案的实施、学校良好氛围的营建等方面，都围绕系统思维展开。同时，和平包课程内容积极围绕提升学生的幸福感水平，引导学生向着积极情感进发，这些无不体现了积极心理学的思想。二是采取循证研究的方式。和平包项目对欺凌干预课程采取前测、后测和跟踪测试的方法，这种做法符合心理学中干预研究的基本路径，通过这种方式来检验学校干预课程的效果，以便及时作出调整。这有效弥补了我们当前“只做不评”的工作短板，提升心理健康工作的针对性。
（二）转换研究视角来开发相应课程，提高反欺凌工作的适切性
师生由于视角不同，对于校园欺凌的认识、发生率、干预手段和类型都存在差异[10]，这些因素导致研究者常常以成人视角来理解校园欺凌，忽视了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点，结果学校开发的项目难以走进青少年的内心，贴近不了他们的生活。因此，要注重学生视角，请学生参与欺凌视频脚本的编写、欺凌角色的扮演、视频的拍摄。通过研究视角的转换，使青少年不仅仅是欺凌现象的研究对象，更是欺凌现象研究的积极参与者。同时，通过与青少年深入交流，会破除成人对于欺凌的偏见，如成人通常认为欺凌发生在敌对关系的青少年中，但其实一些欺凌现象出现在亲密关系当中，如一方为了掌控另一方，联合团体中的其他成员来孤立某一个成员。从学生视角出发，能够帮助成人对欺凌者和受欺凌者的心理感受有更深的理解。这也为我国学者研制反欺凌项目提供新的视角。
（三）运用现代化的测评手段，提高反欺凌工作的精准性
斯里博士的研究团队改编了S.I.T.E.（Synerg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Education，信息技术与教育协同）软件[11]，该软件是一种计算机化的调查工具，可让学校进行调查、整理数据并获得有关学生对学校欺负行为看法的反馈。大数据时代，网络化调研手段的运用，能够帮助学校、教师获得更加全面、丰富的资料。一是信息化的手段使用比较便捷。相比纸笔测试耗时耗力，计算机评估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全校范围的调查、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二是计算机软件功能比较丰富，操作简单。可以促进多媒体模式下复杂数据的传输和数据采集。三是获得的数据更加精准。通过计算机评估，能够帮助学校和教师更好的了解本校和班级欺凌的发生率、性质等重要信息，这些数据和分析为学校、教师有的放矢的开展防治欺凌活动提供较为准确的数据参考。四是在线评估能够尊重学生的隐私。校园欺凌毕竟是比较敏感的话题，纸笔测试下学生可能会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在线测试则能够保护学生的个人隐私。因此，未来开发反欺凌项目，应重视网络测评软件的研发。
未来，我国中小学校在研发反欺凌项目时，可以借鉴和平包项目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研发出适合本校特点的反欺凌干预项目，提高学校防治校园欺凌的科学性、实效性和针对性。
参考文献：
[1]Shute R H,Slee P T. Child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M]. Hove:Routledge.2015:21.
[2]Seligman M,Csikszentmihalyi M.Positive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0,55(1):5-14.
[3]Slee P T. The PEACE Pack: a programme for reducing bullying in our schools[J]. Australian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1996,6(1): 63-69.
[4]Slee P T, Mohyla  J. The PEACE Pack: an evaluation of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bullying in four Australian primary schools[J].Educational Research,2007,49(2):103-114.
[5]Slee P T, Skrzypiec G.Well-Being, Positive Peer Relations and Bullying in School Settings[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2016:165,166.
[6]Skrzypiec G,Slee P T,Roussi-Vergou C, Andreou E. Coping with school bullying: A cross national pilot intervention study[J].Journal of Modern Greek Studies-Special Issue, 2013,(1):232-245.
[7]Slee P T.School Bullying:Teachers helping students cope[M].Routledge. London.2017:10.
[8]Roussi-Vergou C,Andreou E,Didaskalou E,et al. “Coping with Bullying” Program in Greek Secondary Schools: An Evaluation[A]. In Bullying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at School: Integra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into Best Practices[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New York, 2018:95–118.  
[9]Guarini A,Menabò L, Menin D,et al.The P.E.A.C.E. Pack Program in Italian High Schools:An Intervention for Victims of Bully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20,17(14):5162–5176.
[10]刘思硕,赵新亮.师生差异视角下的校园欺凌及其干预[J].江苏教育研究,2021,(4B):4-10.
[11]Slee P T, Mohyla J. The PEACE Pack: A Computerized online assessment of school bullying[J].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2014,50(3):431-447.

作者简介：
刘思硕，杭州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教研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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