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亲职化双向影响机制研究
马洁冰，杜宜展2
（1.闽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2.韶关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对家庭而言是一次重大危机事件，在此期间，由于父母面临着平衡工作、家务、子女照顾带来的挑战，导致子女不可避免要承担家庭照顾责任和父母角色，即家庭中发生亲职化现象。亲职化(Parentification)是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发生角色逆转，由子女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和角色。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会给儿童带来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关于亲职化缘何产生相互矛盾的结果，尚缺乏系统论述。本文从个体自身因素和外界环境因素出发，分析亲职化为何对儿童产生相互矛盾的影响的原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建议，以帮助亲职化儿童身心获得健康发展。具体建议包括：父母给予亲职化儿童照顾家庭的认可和鼓励、培养亲职化儿童复原力和控制感、给予儿童适宜的亲职化体验、营造健康的家庭系统。
关键词：亲职化儿童；亲职化经验；影响机制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为了减少社会人员流动，尽快发现传染源，避免人与人之间接触感染，国家实行了隔离和封锁措施以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虽然隔离和封锁措施有效降低了人们的新冠病毒感染率，但是隔离和封锁措施也给家庭带来诸多消极影响。有研究表明，隔离和封锁措施导致家庭养育压力增加[1]，家庭成员们饱受心理疾病困扰[2]，以及家庭离婚率的增高[3]。由此可见，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家庭而言，是一次重大危机事件。人们认识到，由于父母居家线上办公和子女线上上课，使父母面临平衡工作、家务、子女照顾和子女学业监督带来的挑战。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家庭中国中子女和父母边界模糊不清、发生角色逆转，他们开始承担家庭照顾责任和父母角色，即家庭中产生了亲职化现象。
亲职化是儿童受不良家庭情境的约束而过早承担父母角色、承担成人责任的过程[4,5]，也包括承担照料兄弟姐妹和其他家庭成员在内的各种角色和责任[6]。本质上讲，亲职化是一种角色逆转，儿童忽视自己的需求去满足父母工具性和情感性需求[7]。尤尔科维奇(Jurkovic)认为亲职化包括两种类型，分别是工具性亲职化(Instrumental parentification)和情感性亲职化(Emotional parentification)[5]。工具性亲职化是指儿童承担家务工作，例如照顾兄弟姐妹、购物、洗衣服、打扫卫生。情感性亲职化则是满足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的情感需求。过往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亲职化会对儿童产生积极和消极两种影响。在积极影响方面，儿童在亲职化过程中，承担家庭照料责任可能会提高能力感、自我效能感、复原力[5,8,9]、人际交往能力[10-12]和家庭亲密度[13]。在消极影响方面，亲职化的消极后果是亲职化儿童抑郁、焦虑水平的增加，表现出与兴奋剂有关的危险行为和攻击行为的倾向，以及边缘型和分离型的进食障碍和人格障碍[14-18]。对于亲职化产生正向和负向的结果，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解释。卡姆(Kam)研究表明个体的亲职化经验可以说明亲职化产生不同的结果的原因[19]。其他学者则认为特定的文化因素是导致亲职化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结果的原因[9,20,21,22]。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决定亲职化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结果，不仅取决于个体在经历亲职化过程中的认知和评价，也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外界环境[23-25]。最后，除了个体亲职化经验、文化因素和身处的外在环境外，胡珀(Hooper)等人研究表明家庭内部的互动和家庭对亲职化的认同和支持都可以导致亲职化产生不同的结果[26]。
综上所述，亲职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决定亲职化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结果，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个体亲职化经验、特定的文化因素、身处的外在环境、家庭内部互动、家庭对亲职化的认同和支持等。因此，本研究将从个体自身因素和外界环境因素两方面阐述亲职化对个体产生的影响，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并为如何帮助儿童应对亲职化过程，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提供建议。
公平感是指照顾任务得到承认、支持和回报的程度[27]。当儿童的照顾角色不能被承认和支持，他们更可能认为照顾角色是不公平的[28]，承担家庭照顾责任是不利于他们健康发展[29]。尤尔科维奇(Jurkovic)研究发现亲职化儿童产生积极结果的原因，是由于父母对家庭照料任务的认可和赞赏[5]。正是来自父母的承认和认可，增强了儿童的自信，并用一种积极的观点评价自己[30]。也就是说，在亲职化体验中，如果儿童主观感知公平感越强烈，就会对亲职化产生积极的感受，并对他们的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反之，儿童主观感知公平感越薄弱，就会对亲职化产生消极的感受，给他们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父母可以通过对儿童照顾工作的认可和支持，提高亲职化儿童的公平感，让他们体会到亲职化的积极感受，降低亲职化体验带来的消极影响。
责任感是指儿童基于他们与被照料者的关系，对被照料者承担照顾责任和提供支持的感受[31]。胡珀(Hooper)等人研究表明对家庭的责任感可以作为一个缓冲期，保护儿童抵御在亲职化过程中产生的消极结果[32]。霍尔(Hall)认为儿童在亲职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是带给他们满意度和能力感的来源[33]。沃吉塞扎克(Wojciszke)也发现承担照顾角色和照顾责任可以帮助儿童产生自我效能感和能力感，进而提升对自我形象的正向认知[34]。因此，当儿童在亲职化经验中体验到承担家庭责任获得的满意度和能力感，一方面可以有助于儿童建立对自我形象的积极认知，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应对成长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顺利过渡发展到成人阶段。
复原力是指个体能够从挫折、困难和挑战中尽快恢复并进行积极调整的能力[35]。具有良好复原力的个体能够在遇到消极事件时发现有效的问题解决办法，并从中获取更多的处事能力和人生经验[36]，从而保持积极健康的良好心态，增强自身的幸福感[37,38]，帮助他们顺利向成年阶段发展[8]。儿童在亲职化过程中承担对家庭的照顾责任，在此期间会面临种种挑战和困难，若儿童具备复原力，便能够在亲职化带来的挑战和困难中，寻求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法，这不仅能够提高他们的自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够让他们感到亲职化带来的积极感受，保护他们免于体验亲职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控制感是个体对自己的能力、努力等内部因素在影响和决定外部事件发展过程预期结果中所起作用的主观判断和内心状态，这种内心状态反映个体面对困难时究竟是积极应对还是消极逃避的差异性表现。控制感和应对努力(coping effort)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高控制感个体在面临压力和困境时，会积极努力应对，寻求改变，而努力后成功或失败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强或减弱个体的控制感[39]。因此，若儿童在亲职化经验中积极努力应对其带来的身心影响，并以此成功增强个体控制感，个体就能将亲职化带来的消极影响降到最小，甚至转变为积极影响。
当个体在压力环境或关系中保持自我时，就会产生个性化[8]。亲职化过程是儿童和父母发生角色逆转，儿童被强加照顾责任和照顾角色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儿童是处在一个压力环境或者不良角色关系里的。如果儿童在亲职化经验中缺乏个性化，不能保持自我，他们就更容易感受到来自亲职化带来的压力体验，进而导致儿童产生消极的结果，影响他们自身的身心发展[40]。因此，要加强培养儿童的个性化，帮助他们积极应对亲职化带来的压力体验，保护他们以免受到亲职化消极结果的影响。
在亲职化经历中，儿童生成的照顾家庭的信心高低与儿童的年龄、身心成熟水平、照顾家庭过程中产生的愉悦感、施加给儿童的照顾任务的适宜程度以及儿童接受的教育程度有关[32,41,42]。当儿童在照顾家庭时缺乏信心，他们更可能感受到亲职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情绪低落、自我评价不当等；而当儿童有自信能够成功完成家庭照顾工作，他们就更可能体验到积极的影响，例如提高生活技能、责任感和自主能力。因此，在家庭中父母要及时对儿童承担家庭责任和照顾家庭给予赞赏和鼓励，这有助于提升儿童照顾家庭的信心，体会亲职化带来的积极感受，以及促进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从个体自身因素出发，亲职化对儿童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原因有如下，分别是儿童感知到的公平感和责任感，获得的复原力、控制感和个性化，以及产生的照顾家庭的信心。它们帮助儿童知觉、体验亲职化带来的好处，产生对亲职化的积极感受，努力应对亲职化带来的困难和挑战，保护儿童遭受亲职化不良影响，并获得身心的健康发展。
当文化规范背景下的价值观对个体照顾家庭的行为是给予认可和鼓励的，个体会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反之，则产生违逆感。霍尔(Hall)研究发现集体主义文化下家庭中的亲职化儿童会产生更少的负面影响，相对于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亲职化儿童[33]。这是因为在个人主义文化下，人们往往强调独立、自主；而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人们强调家庭内部的团结，以家庭的整体利益为先。也就是说，集体主义文化下的父母对于子女承担家庭责任和照顾角色，会持有积极和认可的态度。而父母所持有的这种积极认可态度，可以使儿童更积极地看待亲职化[43]，并保护儿童免于遭受亲职化带来的不良影响[44]。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集体主义文化下长大的儿童，由于没有适当参与或限制参与到亲职化过程中，这会对儿童的发展造成伤害[5,19,33,45]。综上所述，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亲职化的价值观，会导致亲职化儿童产生不同的结果。而中国文化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亲职化儿童会因为承担家庭责任和照顾角色，获得来自父母的认可和支持，从而产生积极结果，促进他们健康发展。
拉吉(Laghi)等人认为一个功能运转良好的家庭系统需要具备家庭凝聚力、家庭结构灵活性，以及家庭适应变化的能力[42]。博尔切特(Borchet)等人提出在家庭系统功能运转良好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他们可以利用家庭资源，积极地改造亲职化带来的消极经历，并注意到自我发展对自身的益处[46]。结构派家庭治疗理论也认为家庭结构的灵活性可以帮助亲职化儿童产生积极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在家庭结构遭受到压力或重大挑战期间，儿童暂时承担了父母的责任，而在这期间，如果家庭中的父母对儿童承担的额外责任和角色给予鼓励和支持，建设性亲职化就出现了。建设性亲职化会促进儿童独立、自我分化以及其他积极结果，并实现良好发展[47,48]。所以，家庭系统功能运转良好可以帮助儿童在亲职化经历中，获得来自家庭的认可和支持，能够利用家庭资源保护儿童遭受亲职化带来的不良影响，从而产生正向结果。
家庭支持包括父母的理解、鼓励和关心等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49]。胡珀(Hooper)等人认为父母给予亲职化儿童家庭支持，有助于儿童在亲职化经历中产生积极的影响[26]。其他学者也发现当儿童在逆境中发展时，来自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是预防他们产生长期不良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50,51]。研究表明亲职化儿童产生积极结果的原因，是由于父母对家庭照料任务的认可和赞赏[5]。因此，儿童在亲职化经历中面临困难和挑战，通过获得来自家庭的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不仅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获得能力感和控制感，而且也可以帮助他们体验亲职化的积极感受，提升自我效能感。
亲职化儿童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会导致儿童积极或者消极的结果。有研究发现年幼的照顾者和照顾接受者之间不良的关系会导致年幼的照顾者产生消极的结果[23,31,52]。亲职化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越紧密，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越高，他们也更愿意积极重构亲职化体验，并更能注意到亲职化带来的积极影响[46]。不仅如此，亲职化儿童与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密关系，有助于他们知觉亲职化经历是有益的，帮助提高他们的复原力和自尊[30]，会对他们未来生活的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51]。对此解释是因为亲职化经历中，亲职化儿童和兄弟姐妹之间互相支持对方，帮助他们解决困难[30]。因此，建立儿童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友好亲密关系，有助于儿童获得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知觉亲职化带来的积极感受，促进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
当被照顾者未知觉到亲职化儿童的需求时，他们会受到亲职化经历带来的消极影响[40]。儿童在亲职化经历中承担一定的家庭责任，会面临种种困难。若被照顾者知觉到儿童寻求帮助的需求，并予以满足，儿童能够习得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能力和自我效能感；若儿童成功承担照顾家庭的工作，被照顾者知觉到儿童想要获得认可和承认的需求，并予以儿童鼓励和支持，儿童就会体验到亲职化经历带来的积极感受和提高自信心。因此，在亲职化经历中，父母要注意知觉亲职化儿童的需求，并予以满足，这样可以带给他们积极正向的影响，有助于他们的发展。
在亲职化经历中，若儿童承担适当的家庭责任，完成适宜的家务工作，是可以帮助儿童提高照顾他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5]，进而有助于儿童获得自我效能感和能力感[26]。适宜的家庭责任要和儿童的年龄、文化背景下承担家庭责任的价值观相匹配[45]。若让儿童承担超越当前年龄能承担的家庭责任，儿童会因无法顺利承担家庭责任而产生挫败感和无力感，不利于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若让儿童完成的家务工作不符合文化规范下对照顾行为的评价，儿童会产生不公平感，体验到亲职化经历的消极感受，导致对儿童造成负面影响，不利于他们的成长发展。
胡珀(Hooper)认为决定亲职化经验带来的积极抑或是消极结果时，需要将亲职化持续时间考虑在内[8]。当家庭中发生重大事件时，迫使儿童体验亲职化或者让儿童短暂体验亲职化，都能够帮助他们提高能力感和自我效能感[46,53]。但是，如果让儿童长时间体验亲职化，和父母形成稳定的角色逆转关系时，此时的亲职化体验对于儿童是有害的[45,54]。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长期的亲职化过程会给亲职化儿童带来身体和情感上的负担，不利于成长发展；另一方面，父母和儿童形成稳定的角色逆转关系，会使儿童对身为子女的角色出现认知偏差，影响儿童自我意识和概念的发展；最后，严重的后果是儿童将在家庭中习得的亲职化，自然传递到自己未来的家庭中。因此，儿童体验亲职化的持续时间应该是短暂而非持久的，这既可以帮助他们学习生活技能，实现早期独立和成熟，提升自我价值感，也可以避免长时间的亲职化造成身心负担，出现角色认知偏差，影响他们自我概念的发展。
综上所述，从外界环境因素出发，亲职化对儿童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原因有如下，分别是不同文化规范背景下人们对亲职化的价值观、家庭系统功能是否运转良好、父母是否提供家庭支持、照顾双方的关系质量高低、被照顾者是否知觉亲职化儿童需求、是否分配适宜的家庭责任以及亲职化过程的持续时间长短。这些外界环境因素也是通过让儿童体验到亲职化带来的积极感受，促进儿童获得积极正向的结果，获得健康的成长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许多家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亲职化现象。父母教养压力和工作压力的增加会影响儿童的健康发展。为了促进亲职化儿童在家庭中能够避免亲职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帮助他们获得积极健康的成长发展。因此，从决定亲职化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结果的个体自身因素和外界环境因素出发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以帮助亲职化儿童身心获得健康发展。
在家庭中，父母要对亲职化儿童完成照顾工作和承担家庭照顾责任，给予认可、鼓励和支持，让儿童知觉到亲职化产生的积极感受，提高他们的能力感和满意度。儿童在亲职化过程中，体验到的公平感、责任感、自信心、能力感等积极感受，能够帮助他们合理评价亲职化经历，努力应对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困境和挑战，获得亲职化带来的积极影响，并顺利向成人阶段过渡发展。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要加强儿童复原力和控制感的培养。儿童在亲职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过往不曾经历的困境和压力，若儿童能够积极调整心态，寻求解决方法，克服亲职化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可以帮助儿童提高自我效能感、能力感和幸福感，获得亲职化带来积极影响；反之，亲职化儿童会感到受挫无助，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自我评价过低，导致情绪低落消沉，对亲职化经历产生消极评价和感受，逃避未来照顾家庭的责任，不能顺利过渡到成人阶段。
由于我国主流文化是集体主义，强调家庭内部团结，重视家庭利益。在家庭中，父母要让儿童适当的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完成照顾家庭的工作，促进儿童的自我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父母安排的家庭照料工作尤其要“适宜”，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要和儿童年龄相适宜、亲职化体验的时间要适宜、要和文化背景下承担家庭照顾责任的价值观相适宜。让儿童在适宜的亲职化体验中成长，才能有助于他们感知到公平感，获得亲职化带来的积极影响。
父母要给儿童营造一个健康的家庭系统，其表现是要具有一定家庭凝聚力、灵活性和应对变化的能力。在健康的家庭系统中，亲密的家庭关系可以帮助亲职化儿童获得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帮助他们体验到亲职化带来的积极感受，获得亲职化带来的正面影响。灵活的家庭结构能够很快应对并适应角色逆转带来的变化，并给儿童带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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