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受欺负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系研究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2022年度重点课题：青少年非自杀性自我伤害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干预机制研究（课题批准号：2022GA030）；2020年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计划中青年人才项目（Q20201306）。
【作者简介】甘雄（1986-），男，湖北孝感人，博士，副教授，15272531642，307180052@qq.com

                                                     青少年受欺负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系研究
                                                             甘雄 秦珂楠 张蔓茹 王品逸 杨蕊嵘
                                                      长江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非自杀性自伤（自伤）行为作为一种对青少年的身体、心理产生双重伤害的问题行为，一直备受心理学界关注。随着近年来校园安全问题的频繁发生，且受欺负青少年被发现有更多的自伤行为，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二者间的关系。本文拟对当前研究中青少年受欺负对自伤行为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以往研究局限，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启发，从而更好地理解、减少并预防由受欺负事件带来的青少年自伤行为。
关键词：自伤行为；受欺负；青少年

       作为自杀的独立危险因素，非自杀性自伤(简称自伤;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这一社会适应问题已引起了社会大众和相关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紧密相关。近些年来，校园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欺负、受欺负事件频繁发生，且受欺负青少年被发现有更多的自伤行为。关注青少年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于更好的了解自伤的影响因素，对于预防和干预自伤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关于受欺负与青少年自伤行为的相关研究日益增多，但由于种种原因，结果也不尽相同，且国内关于二者关系的探讨有待深化。因此，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同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以往研究局限性，以期更好地完善青少年自伤的干预方案，有效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
1 自伤行为与受欺负概述
1.1 自伤行为
       自伤行为指个体在没有明确的自杀意图情况下，故意、反复地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比如用利器割伤、打火机烧伤、咬伤、以头撞墙等；这种行为不具有致死性或致死性较低，但也不被社会所认可[1, 2]。大量国内外研究表明，青少年是自伤行为发生的主要群体，且自伤者占青少年总人数的比例较高。例如，英国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检出率为16.9%[3]。在美国社区中，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检出率为17.7%至28.0%[4]。国内研究也发现江西省初高中生自伤行为的检出率分别为33.8%和33.7%[5]。已有研究证明，自伤行为与一系列非适应性心理和行为结果有关。有自伤经历的青少年更可能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6-8]。另外，有自伤行为的青少年相较于一般个体有更多的外化问题，如攻击性行为、药物滥用等[2, 9, 10]。不少国内外研究还发现，自伤是青少年自杀行为的显著预测因子[7, 11, 12]，但又由于其隐蔽性的特点，易被教育者和研究者所忽视。目前，自伤行为已作为一种单独的行为障碍被纳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13]。鉴于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高流行性和高危害性，开展有关青少年自伤行为的研究以寻找有效的自伤干预方法尤为重要。
1.2 受欺负
       国外有研究者将欺负(也称欺凌, Bullying)定义为力量不平衡的同伴之间重复发生的伤害性行为[14]，而国内目前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主要来源于教育部等11个部门2017年联合印发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其中学生欺凌被定义为“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事件”。尽管目前学界关于欺负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我们可以看到欺负行为的一些典型特征：力量上的不对等性、时间上的持续性和年龄段上的同一性[15, 16]。在欺负行为中，存在四类典型的群体：欺负者、受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和旁观者[15, 17]。其中受欺负(Bully Victimization)指青少年重复地暴露于同伴故意的伤害行为中，包括身体受欺负、言语受欺负和关系受欺负等传统受欺负[15, 18]，近年来由于技术的进步还包括网络受欺负[19]。作为欺负行为中的弱势群体，受欺负者往往表现出各种内化问题，如紧张、抑郁等不良情绪，甚至自伤或自杀行为[17, 20, 21]。
1.3 受欺负与自伤行为的关系
      追溯相关文献发现，自伤行为的诱发因素有很多，如羞耻感[22]、反刍思维[23]、友谊质量[24]等。近些年来，有研究者探讨了受欺负与自伤行为的关系。大量研究表明，受欺负对青少年自伤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0, 21, 25]。国外一项追踪研究从动态视角考察发现，受欺负的青少年的自伤率是未参与青少年的1.68倍[17]。在另外一项元分析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同伴伤害是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主要相关因素之一，受害者产生自伤行为发生的概率是其他个体的2.1倍[25]。甚至还有研究者发现，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6]。但总的来说，国内目前关于受欺负与自伤行为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有待进一步完善。且大多数学者认为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中介或调节因素，可此类实证研究还较为匮乏。鉴于受欺负与自伤行为对青少年造成的消极后果可能会使其走上一条不归路，因此对二者关系及其潜在机制的探讨非常有必要。
2 受欺负影响自伤行为的内在机制
2.1 理论模型
        一般压力理论模型(the general strain theory, GST)[27]指出，使人产生紧张感的刺激事件或情景（如被欺负）会引发个体焦虑、愤怒、抑郁等负性情绪[28]，而个体又无法通过已有的经验或者能力应对这些负性情绪，或者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去适应环境的需求时，其生理心理产生一种被压迫的主观感受，从而很可能通过一系列病态行为（如自伤）来缓解或者解除压迫感。由此可知，一般压力理论的理论模型为：压力源-负性情绪-压迫感-心理适应问题。在霸凌中，受欺负对于个体而言是一个较为严重的压力刺激事件[21]，引发个体产生焦虑、愤怒、抑郁等负性情绪，青少年通常由于缺乏应对的经验而产生强烈的压迫感，为了快速缓解这种压迫感可能会采取自伤这一非适应性的调节策略[29]。
       情绪管理模型[30]认为，个体在强烈的负性情绪的作用下，为了管理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情绪而使用了自我伤害的方式。对于自伤者而言，他们不知道能够运用除自伤之外的何种方式来应对自己的负性情绪。因此，自伤的其中一个诱因就是个体缺乏足够的情绪管理能力[31]。即对于一般个体而言，通过情绪调节来控制受欺负体验可能是一种适应性的应对方式，帮助受欺负者改变对受欺负行为的消极归因方式[32]，使他们对自己有效应对逆境的能力充满信心。但对于自伤青少年而言，由于缺乏有效的情绪调节方式[33]，自伤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情绪调节方式被使用。
        人际关系模型(the interpersonal model)也可以被用来解释受欺负对自伤行为的影响。该模型指出，社会关系困扰经历可能导致个体实施自伤行为，强调自伤行为是环境或家庭功能失调的结果，也即个体所处的环境会无意中支持或强化自伤行为[34]，这也是由自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获得社会支持或增强与他人之间连结的功能所决定的[7]，符合自伤的功能模型[35]。个体在青少年时期面临着许多发展危机，尽管他们努力寻求个体独立，但同时他们也有强烈的归属需要[15]。对青少年来说，受欺负是一种负性人际事件，而人际关系和情绪管理障碍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在遭遇他人欺负后，青少年可能通过自伤来减轻因受欺负而出现的负面情绪及获得社会支持[36]。
        同样，由布鲁勒(Bleuler)和罗森塔尔(Rosental)两位学者最早提出的“易感性—应激模型”(vulnerability - stress model)也对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有解释作用[37]。该模型提出早期主要针对生物因素，后来人们开始把社会心理因素引入这一模型。在对自伤行为的解释中，该理论同样认为受欺负是一种应激性生活事件[28]，并且是一种应对个人不良认知、艰难环境、压力或灾难组合发展而来的内化和外化行为问题的结果。当个体具有某种特殊的易感因素时，面对同样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即受欺负时，会对其身心造成伤害，相较于不具有该种易感因素的个体更可能表现出自伤行为[38]。
2.2 中介机制
       本部分将基于目前国内外研究，并结合受欺负影响自伤行为的相关理论，从受欺负影响自伤的中介机制方面切入，系统阐述青少年受欺负对其自伤行为的潜在作用机制。
2.2.1 负性情绪
        正如一般压力理论模型所述，受欺负这种压力刺激会导致个体产生焦虑、愤怒、抑郁、羞耻等负性情绪[27]，从而使个体的生理心理产生一种被压迫的主观感受，使其通过一系列病态行为如自伤来缓解或者解除压迫感。陈红等人的研究即是在一般压力理论的视角下，对负性情绪在网络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的中介机制进行了探讨，并发现了负性情绪的部分中介效应[28]。此外，其他研究也分别证明了抑郁[19, 39]、羞耻[40]等负性情绪在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国外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受欺负的青少年会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进而表现出更多的自伤行为[8]。另外，还有研究从动态的视角探究了负性情绪在受欺负与自伤这两者间的跨时中介作用，表明受欺负的青少年在较长时间内会持续体验到负性情绪，且会通过自伤行为来缓解这种负性情绪[17]。也就是说，由受欺负带来的负性情绪体验可能持续时间较长，并会增加青少年实施自伤的可能性。
2.2.2 环境因素
       根据自伤的人际关系模型，由于自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获得社会支持或增强与他人之间连结的功能，因此个体所处的环境会无意中支持或强化自伤行为[34]。也就是说，一方面，对于受欺负的青少年而言，感知到更加强烈的同伴排斥或拒绝[28]，使得其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到阻碍，此时他们就会倾向于采用自伤等非适应性的策略来缓解由于需求受阻而产生的负性情绪。而另一方面，自伤行为的产生将帮助个体逃避同伴欺凌、改善同伴关系[7]。国内的研究表明，网络受欺负通过社会排斥影响大学生自伤行为[28]，也可以通过体验回避影响青少年的自伤行为[39]。国外的一项追踪研究发现，对于受欺负的青少年而言，若一年之后仍感知到较低水平的同伴接纳，则更容易出现自伤行为。除此之外，相关研究还发现，学校参与[41]和亲子沟通[19]也在青少年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一点强调了学校和家庭因素在青少年自伤干预过程中的重要性。
2.3 边界条件
       就实证研究和理论模型的视角而言，受欺负作为一个负性事件对于青少年自伤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效度又不总是相同的，还可能会因个体个人特征及所处环境而异。
2.3.1 个体因素
        国内外的研究发现，个体因素在受欺负对自伤行为的影响中起到很大作用。国内一项研究在共同探讨友谊质量和反刍思维在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自伤行为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时发现，相对于低反刍思维青少年，高反刍思维青少年遭受网络欺负后可能发生更严重的自伤行为[24]。另外，一项国外的研究表明，当受到欺负时，高感觉寻求者相较于低感觉寻求者更有可能实施自伤行为[41]。与此同时，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个体间变量，也被认为在网络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42, 43]。但是，性别一般与其它因素（如认知风格）共同作用于受欺负与自伤的关系[44]。具体而言，男生的反刍思维低于女生，因此，女生在遭受欺负之后，由于反刍思维的风险作用，更可能出现自伤行为。但上述几项研究均采用横断设计的方法，局限于网络受欺负这一特定类型，且对于性别的调节机制研究还有待深化。
2.3.2 家庭因素
        青少年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如受欺负后，通常会向比自己力量强的对象寻求安慰与帮助，主要是父母[8]。但是并非所有的父母在孩子受欺负后都能够理解并保护他们免受二次伤害。父母对孩子给予的关注[21]、支持及接纳[8]、教养方式[34]等都会影响受欺负的青少年在受到他人欺负后的应对方式。一般情况而言，生长在父母能够经常给予其关注与支持的家庭背景下的青少年，在受到他人欺负后可以从父母那里获得及时的心理安慰和应对策略，因而无论是再次受到欺负的可能性或是通过自伤来缓解受欺负带来的心理痛苦的倾向都会更低。国外一项研究表明，高水平的父母支持能够缓冲受欺负与自伤间的关系[8]。此外，亲子沟通质量也被相关研究表明，作为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的调节因素，可以缓冲受欺负对自伤行为的影响[19]。另有研究暗示父母的教养方式可能也会影响青少年受欺负后是否会采取自伤行为[45, 46]。如有研究考察权威型教养方式在青少年受欺负和自伤行为（没有排除自杀意图）之间的作用，结果发现高质量的教养方式即权威型教养能够降低网络受欺负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而减少青少年的自伤行为[47]。一项国外的研究甚至区分出了偶尔受欺负和频繁受欺负分别对于自伤行为的影响并发现父母监控在偶尔受欺负个体与自伤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
2.3.3 学校因素
       根据青少年受欺负事件发生的空间差异性，通常将可以将欺负分为线下的欺负和网络欺负，其中线下欺负主要指的就是校园欺凌。作为青少年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学校环境对个体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而校园受欺负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48]。受欺负属于一种负性人际事件，遭遇他人欺负的个体通常会感受到被排斥，而根据自伤的情绪管理模型，这种被排斥感可能会导致个体出现自伤行为[34]。如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对受欺负的青少年而言，同伴排斥会增加他们自伤的风险[49]。相反，如果受欺负个体具有较高水平的同伴支持，那么他们由于受欺负而产生的自伤几率会降低。根据个体发展理论所述，随着个体进入青少年阶段，他们的行为表现会更多的受到同伴的影响，其中友谊质量的高低影响个体在许多情境中的表现[50]。在受欺负与自伤的相关的国内外研究中，友谊质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友谊质量越高，个体受欺负后出现自伤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24, 51]。
3 受欺负对自伤行为的影响效果
       目前所得到的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多是在横断研究设计的水平上，但近些年来不少研究者注意到青少年受欺负和自伤行为随时间变化可能呈现出异质性发展的轨迹。如黄明明等人对606名在校初中生受欺负水平重复测量了3次，历时1学年，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潜类别增长分析后发现初中生校园受欺负的发展轨迹可以被划分为3个潜类别，按比重由低到高依次是高度风险组、缓慢缓解组和明显改善组，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刻画了初中生校园受欺负的发展规律[48]。对于自伤行为，也有研究通过对859名初中生历时3年的3次追踪测量揭示了青少年自伤行为的3条异质性发展轨迹，按比重由低到高依次是低水平增长组、中水平降低组和低水平稳定组，同样说明了不同亚组内个体自伤行为的发展变化规律[7]。即使目前还未有研究直接考察受欺负与自伤的联合发展轨迹，但考虑到受欺负与自伤随时间变化均呈现出异质性发展的特点，因此可以推测在不同亚组内的受欺负个体其自伤行为的发生率也有所不同，即受欺负对自伤行为的影响在青少年中表现出异质性发展的特点。因此，探讨受欺负与自伤行为的联合发展轨迹，对于更好的从个体层面阐明受欺负与自伤行为的关系至关重要[7]。
4 总结与展望
        以往国内外相关研究从不同理论角度探讨受欺负与自伤行为的关系，为这些理论模型提供了新的证据，主要包括一般压力理论模型、情绪管理模型、人际关系模型和易感性—应激模型。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青少年受欺负后都会出现自伤行为,可能会受到一些个体内部因素及外部因素（如家庭和学校因素）的影响。且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受欺负和自伤行为都会表现出异质性发展的特点，即不同受欺负亚组内的青少年在相同的影响因素作用下其自伤行为的表现可能不同。这些研究促进了青少年自伤行为干预和预防方案的开发，为青少年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具有理论和现实价值。然而，目前受欺负和自伤领域相关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4.1 区分不同欺负类型对自伤行为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外对青少年欺负与自伤行为关系的研究中，对欺负类型的关注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根据青少年在欺负事件中的角色可以区分出纯粹的欺负者、纯粹的受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及未参与者四种类型[17, 52]。大多数学者认为受欺负与自伤呈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中介或调节作用，但欺负他人与自伤行为的相关研究仍需加强，目前一些国外研究已经证实[8, 20]，欺负与自伤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对其内在机制尚不清楚。欺负-被欺负和旁观对自伤行为有何作用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次，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欺负的整体性视角，或者单独考察某一特定类型的欺负对自伤行为的影响，很少有研究同时关注包括身体欺负、心理欺负、语言欺负、关系欺负的传统欺负和最新出现的网络欺负[10]等对自伤行为的影响。
4.2 探究受欺负对自伤行为的长期效应
        国内的追踪研究发现，无论是青少年的受欺负水平[48]还是自伤行为表现[7]，随着时间的发展都会存在一定的变化。但国外的相关研究[14]表明，受欺负随着年龄的变化相对稳定。因此，对于受欺负与自伤行为的异质性发展轨迹仍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且还没有研究从动态的视角直接探究受欺负与自伤的联合发展轨迹，寻找他们是否存在共同影响因素，以更好的理解受欺负对自伤行为的影响。根据阿森诺特(Arseneault)等人的观点[14]，受欺负对自伤行为的影响是长期的，即童年时期的受欺负经历甚至可以影响成年时期的自伤水平。因此，厘清受欺负对自伤行为影响的时程，有选择性的进行干预，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5 结论
        通过对于先前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受欺负与自伤行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先前研究在相关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及潜在的机制，并对受欺负影响自伤行为的边界条件进行探索，此外，对于受欺负与自伤行为不同亚组的发展轨迹也进行了区分。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以便更好的发展相关理论，为青少年提供自伤的干预和预防方案，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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