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教育视角下的小学校园欺凌：问题之因与问题之策

协同教育视角下的小学校园欺凌：问题之因与问题之策

（冯冬琰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401331）

摘要：校园欺凌一直以来是中小学管理的难点。校园欺凌的盛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治理，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存在治理协同性不够、内在契合度不高等问题。文章以协同教育视角为切入点，发现当前小学校园欺凌存在权责边界不明、教育理念偏移、协同互动分离等问题，提出发挥家庭协同支点作用、充分利用学校主阵地作用以及发挥社会协同统筹作用的问题之策，以促进小学校园欺凌的优化治理。

关键词：协同教育；小学校园欺凌 ；问题之因；问题之策；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频频发生，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议话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校园欺凌的准确定义学术界依旧存在争议。挪威心理学家戴·欧维斯（Dan Olweus)着重强调欺凌的反复性与负面性；[1]克莱门森大学教授苏珊·利伯（Susan P. Limber）将欺凌看作是一种虐待形式，并将其视为一个人权问题；[2]美国教育部认为“欺凌是施加给学龄儿童一种不受欢迎的攻击行为”；[3]任海涛教授认为狭义的校园欺凌是指“在幼儿园、中小学及其合理辐射区域内发生的教师或者学生针对学生的持续性的心理性或者物理性攻击行为，这些行为会使受害者感受到精神上的痛苦。”[4]这些观点都反映出校园欺凌具有反复性、攻击性、伤害性、不稳定性等特征。校园欺凌的盛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治理，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当前小学校园欺凌治理过程中，家校社仍处于一种分散、疏离的状态，尚未形成自组织的有序结构，其汇聚性、融合性不强，内在契合度不高，难以发挥出整合性、协同性带来的实际功效。因此，本文以协同教育的视角，剖析小学校园欺凌问题之因，提出其解决之策，促进小学校园欺凌的优化治理。

协同教育中的“协同”来自协同学，指在教育领域中运用协同学理论探索其机理和规律。我国学者李运林将协同教育定义为：“在三大教育系统中（家庭教育系统、学校教育系统、社会教育系统）,某一系统那些独有的要素或信息进入另一系统与另一系统的要素相互联系与作用，产生协同效应，影响了该系统的教育功能，这种现象称为协同教育。”[5]农南国教授认为协同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它联合对学生有影响的各社会机构的力量，对学生进行教育，进而提高教育的效果、效率和效益。[6]从上述观点可以得出：“协同教育”的关键在“协”和“同”。“协”即要协调教育系统中的多个子系统，携手并进；“同”即教育系统内的多个子系统之间有着相同的要素或目标，共同治理教育中的难题。因此，协同教育可视为在教育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以育人为根本价值导向，在系统内充分发挥各要素的资源优势，实现各要素之间的有效互动，以协同互补的形式实现各个协同要素的最优发展，以达到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的目的。校园欺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也需要以多种要素的协同来解决这一难题。从这个角度，以协同教育的视角去治理小学校园欺凌，可以在小学校园欺凌复杂开放的系统内，联动多方力量共同治理当中存在的复杂多元问题，减少其发生的频率。

一、当前小学校园欺凌之貌

（一）当前小学校园欺凌样态描述

当前校园欺凌样态的划分主要是从欺凌的方式、欺凌行为的性质这两大角度进行论述。

首先，按照校园欺凌的方式，主要分为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直接欺凌指欺凌者通过身体攻击、言语谩骂等形式直接与被欺凌者接触并发动欺凌，与被欺凌者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无第三方介入，具有外显性、公开性、短暂性的特征。间接欺凌指欺凌者借助第三方等中间媒介在不直接与被欺凌者接触的情况下对被欺凌者施加伤害，具有隐蔽性、长期性、难治理等特征。

其次，按欺凌行为的性质，可分为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网络欺凌以及性别欺凌。身体欺凌又称肢体欺凌，主要表现为以拳打脚踢、扇耳光、推搡等形式对被欺凌者的造成物理性伤害；言语欺凌主要以语言的形式对被欺凌者进行欺凌，主要表现为语言威胁、侮辱、戏弄等；关系欺凌指利用追随者心理鼓动或煽动他人对被欺凌者进行孤立、疏远，主要以小集体欺凌形成呈现出来；网络欺凌指以网络空间为平台，对被欺凌者进行辱骂、恶意诋毁或曝光被欺凌者丑事或隐私，它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筛选辨别难、隐蔽性强等特点；性别欺凌包括与生理性别、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有关的欺凌。主要指对不符合或偏离主流性别规范和期待为标准的性别产生敌意行为，如对偏好女性化的男生称之为“伪娘”或“阴阳人”，对追求中性化或男性化的女生冠之名“女汉子”或“假小子”。

（二）当前小学校园欺凌新特点

小学校园欺凌具有高发性、随机性、普遍性的特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小学校园欺凌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

首先，小学校园欺凌呈现低龄化趋势。在传统校园欺凌群体中，高年级的学生群体占较大比例。但对近年来校园欺凌的考察发现，欺凌的实施者年龄普遍有所提前，欺凌主体正朝低龄化群体趋势发展。[7]一方面，由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身心各方面发展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的误导和诱惑。当学生面对欺凌尤其是群体性欺凌时，他们会忘记自己的角色定位，顺从欺凌发生。有的甚至对此感到兴奋并加入其中，成为欺凌的助手。另一方面，小学生具有较强的接受和模仿能力，会将习得的行为现实化。他们会把所见所闻在大脑中进行储存、保持，当面临与所见所闻同等或相似境遇时，就会将习得的行为再现，以解决当前境遇。

其次，女生发动欺凌行为的形式走高。在网络流传的众多校园欺凌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女生参与的欺凌案件不在少数，部分甚至是以女生为主发起的欺凌。这也侧面反映出在当前小学校园欺凌中，女生发动欺凌行为的形式走高。一方面，社会女性文化的变迁，造成女性角色认同的混乱。社会的各种变革将女子由小脚包裹的庭院里推向广阔的社会群体中，随着生存空间的扩大，女性的自我意识与野心也逐渐显露出来。与此同时，家庭之内的无性别教育与家庭之外的两性区别对待的张力使得女生更容易产生角色错位,进而加大欺凌的风险。[8]另一方面，系统性的滥用权力诱使女生向欺凌的主动方靠拢。欺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诱惑，诱使群体由一个旁观者身份演变成参与者身份，使欺凌方变成一个欺凌群体。在发动欺凌的群体中，群体内的人倾向于从地位和等级系统的差异中获得高于他人的优越感，而这种等级差异使个体的攻击性行为会随着地位动机的提升而增强。[9]在当前小学校园中，“班级管理”多由女生“掌权”，为了凸显自身的优越性与主导性，女生往往会依仗职权来支配他人。当他人与自身意志相悖时，就会假借职权之下的拥护者或追随者之手，发动欺凌，以宣告其地位。

最后，网络欺凌逐渐成为欺凌的主导方式，二次伤害程度进一步加深。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大幅度改善，也使得众多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的汪洋中。小学生由于年龄小，信息筛选辨识能力相对较弱，容易受到网络媒体的误导。除此之外，网络信息的快捷性、隐蔽性更是为网络欺凌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如小学生为博眼球，增流量，故意拍摄或转发甚至是制造欺凌事件，加深被欺凌者的心理伤害程度。

二、协同教育视角下小学校园欺凌问题之因

校园欺凌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问题，由家庭、学校、社会三者之间的权责管理分配、教育观念偏差、协同衔接配合失灵等综合因素导致，探究小学校园欺凌成因，以协同教育的视角，为共同治理小学校园欺凌问题提供新思路、新路径。

（一）权责边界不明，欺凌管理置于尴尬境地

“权责”即“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在小学校园欺凌中，家长和学校常因权责边界不明，出现权责纠纷，致使校园欺凌管理置于尴尬境地。谁有权进行管理干预，谁承担管理干预责任后果，一直以来都是小学校园欺凌管理中的敏感话题。正是因为权责不明，导致家长不愿管，学校不敢管，最终使得校园欺凌不好管。

首先，家长缺乏管理的责任意识，造成不想管的局面。一方面，政府将欺凌管理职责主要分配给学校，造成家庭缺位，使得家长在欺凌管理的认知上产生偏差，认为校园欺凌管理就应当由学校负责。当校园欺凌发生后，家长在潜意识里将责任归咎为学校的失责、教师的失职。另一方面，社会更新速度加快，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社会竞争愈演愈烈。朝九晚五的工作成为一种奢饰品，996、886甚至是007都已成为常态。面对紧张的就业环境，家长无心也无力过多的去关注学生的在校情况，最终导致不想管、不愿管的局面。

其次，家庭缺乏专业的家庭教育知识，陷入不会管的困境。对于乡地区而言，家长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对校园欺凌预防管理系统性认知不够，对科学有效预防校园欺凌方法不会，直接将欺凌问题淡化处理或反击式粗暴解决；对于新手爸妈而言，面对形形色色的育儿指南，专家们众说纷纭，致使新手爸妈们无从下手，一时陷入不会管的困境中。

另外，学校惩戒权的丢失，学校管理功能的下滑，造成无法管的局势。社会的过度民主化，使得学校逐渐丧失了对学生的教育惩戒权。尽管国家颁布《中小学教育惩戒条例》，但惩戒的尺度、分寸却是难以言明的事情。面对家长的溺爱、学生主权的高呼，因惩戒引发的“校闹”，学校背负过重的压力。教师略微施加惩戒就会被无限放大，激起千层波浪。家长无理上诉，学校责令严查，教师被迫停职。校闹的背后，正在一步步剥夺教师的惩戒权，弱化学校的管理权。家长闹心，教师寒心。当欺凌再次发生时，学校陷入管与不管的两难境地，最终导致无法管的局面。

（二）教育理念偏移，学生道德异化生长

教育理念偏移，造成学生在道德认知上出现偏差；在道德情感上表现冷漠、麻木；在道德意志上偏激，明知故犯；在道德行为上以身犯险。

一方面，家庭教育理念偏移，伦理关怀少，使得学生道德异化得以萌芽。父母的教育理念是指家长在教养其子女的过程中，对子女的发展、教育方式和未来期望等问题所持有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教育观念决定了不同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10]在当下教育过程中，家长教育的重心在于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如何拿高分，却忽视了学生的道德品质的塑造。在家长理论中，高分数等同于高学历，高学历等同于高薪酬。在该观念下，伦理关怀程度降低，利己主义不断加深，使得学生在道德认知、欺凌认知层面上出现偏差，以至于道德情感上缺失同理心，在道德行为上无动于衷。

另一方面，学校教育理念失衡，“两手”都要抓，短期难以适应，使得学生道德异化得以成长。在应试教育思维的长期主导下，学校已打造出一套顺应应试教育发展的固定模式，即学生塑造批量化、标准化。双减政策的出台，要求学校更新教育理念。在新理念的冲击下，学校教育模式的平衡点被打破，学校一手要抓教育成效，一手要抓学生发展，两手都要抓，两手都得硬，短期内无从适应，造成教育理念失衡。在这一矛盾冲突下，品德教育难以发挥出其实质功效，反而为学生道德异化提供了生长的契机。

（三）协同互动分离，欺凌防治成效欠佳

校园欺凌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国家也出台不少政策予以治理，但每年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依旧不在少数。在笔者看来，校园欺凌防治成效欠佳，其原因在于家校社三方过于各司其职，在欺凌干预和治理上处于分离状态，造成“心往一处想，力却各自使”的局面。

首先，家校联系是一种被动的交往。只有当欺凌真正发生后，且造成一定的影响或损伤，才会引起家校双方的关注。欺凌前学生的动作预备状态、心理预设状态，家校互不明晰。真正的欺凌发生后，家校之间才不得不建立联系，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划分责任的归属。被动的交往折射出的是家校之间协同上的分离，如何将被动的交往转变成主动的沟通，如何将板块化治理转化为综合治理，是预防校园欺凌的重要环节。

其次，在家社协同过程中，家庭与社会的联系呈现出一种孤立的状态。在许多家庭尤其是低文化层次群体、偏远地区的家庭中，家社之间甚至出现“脱轨”的局面。家庭不了解政府下发的有关教育的政策，亦不明晰学校制定的教育规章；另外，由于社区管理要事繁杂，且社区内居住人口较多，家庭结构、成员复杂，在社区难以也无法对每个家庭做到面面俱到，导致家社教育处于脱离状态。

最后，在校社协同过程中，由于审批流程过于冗杂，致使校社协同效果欠佳。在校园欺凌防治过程中，许多学者提出要发挥司法、文化、医疗部门的力量，引进专业人士进校园，宣讲和普及校园欺凌相关政策和知识，预防治疗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规范矫正学生欺凌行为。但在这一过程中，常因审批流程复杂、审批进度缓慢、人员调动调整麻烦等因素致使专业人员对校园欺凌问题知识宣讲、心理治疗机会少，甚至处于搁浅状态，进而弱化了校园欺凌的防治成效。

三、协同教育视角下小学校园欺凌之策

（一）发挥家庭协同支点作用，掐断欺凌生长苗头

家长教育是成人成长中的成熟教育，是公民素养的源头、家风家教的原点，是党风民风的基础、家校协同的支点。[11]在小学校园欺凌防治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功能、利用家长资源，将欺凌扼杀在摇篮中，利用家庭协同支点作用，掐断欺凌生长的苗头。

1.以法促学，强化育子重任。以《家庭教育促进法》为支撑，促进家长深入学习家长职责，了解“亲权”价值目标边界，[12]强化家庭育子责任重担。《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明确规定，家长要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习惯；要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智力发展状况。[13]以《家庭教育促进法》为支撑，促进家长了解自身职责，发挥家庭管理、教育学生的基础性作用，为协同治理小学校园欺凌提供支持。

2.以爱助教，关怀孩子成长。关怀学生成长，就是真正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心理等方面的需求和想法。诺丁斯强调关怀的出发点倾向于被关怀者及其需要以及关怀者对被关怀者的需要做出的回应。[14]在小学校园欺凌防治中，家长仅给予学生物质关怀还不够，还要关怀学生情感上和精神上的需求，助力德育的发展。一方面，以沟通拉近关怀距离。对于单亲、隔代、双失家庭，家长要及时经常与孩子进行沟通，了解学生所思所想，以沟通填补家庭结构不完整给学生带来的关怀落差。另一方面，以陪伴增进亲子感情，建立关怀型家庭关系。通过陪伴传达爱意，搭建亲子信任感，使得学生在直面欺凌问题时有底气、有勇气、有正气。

3.以行代讲，营造良好家风。良好的家风是良好修养的一张名牌，更是教养方式的具体体现。在小学生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家风对其产生不同影响，而家风的形成源于家长形象。民主型家庭氛围对学生的道德塑造发挥出春风化雨之效，以暴制暴型家庭也会在无形中给学生传达用拳头来解决问题的观念。因此，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严格规范自身行为，以自身行为示范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为学生营造一种“无欺凌式”的氛围和环境，让学生汲取“零欺凌”的营养文化，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

（二）发挥学校协同主阵地作用，培养正确价值观念

1.发挥学科优势，融入反欺凌教学。以学科育人优势，在教学中融入反欺凌观念，以突破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应试教育的桎梏，增加学生的人性色彩与生命活力。加强学科融合，致力打造反欺凌教学常态化。例如，在道德与法治《我们的班级》、《当冲突发生时》等课程中，教师可以以“热爱班级、遵守规则、团结同学”的教学目标为契机，在情感上对学生加以引导，使其更具同理心；也利用体育课或劳动课对学生的共情能力、集体意识加以强化，减少矛盾冲突；还可以在语文写作课中带领学生撰写化解冲突小作文、在综合实践课中组织学生展开调查……通过多门学科的反欺凌教学，以学科优势，让反欺凌意识在学生心中扎根发芽，从而减少欺凌事件的发生。

2.更新管理手段，打造温馨天地。学校的有效管理是维持学校安全的必要手段。学校管理方式及设备老化、破损等都会影响到校园欺凌防治成效。因此，更新学校管理手段，是预防校园欺凌，发挥校园主阵地的必经之路。首先，更新反欺凌管理理念，将校园欺凌应急化管理更新为常规化管理。加强校园日常巡视、排查，减少欺凌发生频率。其次，更新反欺凌管理制度，成立反欺凌监督旗手小组，实行教师轮班监管制度。再次，更新反欺凌管理设备，及时更换受损老化的监控设备，扩大监控的覆盖面。最后，更新反欺凌管理评价，及时总结汇总欺凌事件，加强反思。

3.健全三级干预体系，阻断欺凌传播。建立健全校园欺凌“预防—应对—善后”三级体系，发挥“三级”合力，形成校园欺凌防治闭环格局。在校园欺凌预防体系上，关注学生欺凌行为预备状态，及时抑制欺凌思想萌芽；引入专业人士宣讲欺凌知识，提升学生反欺凌意识水平。在校园欺凌应对体系上，及时联动家、校、医三方，减少欺凌伤害程度；完善沟通报告渠道，避免家校矛盾激化；强制通报予以惩处，增强震摄性；在校园欺凌善后体系上，及时关注、追踪欺凌双方心理健康问题，开展心理咨询；矫正规范学生行为，指导学生正确化解矛盾冲突。

（三）发挥社会协同统筹作用，打造反欺凌空间格局

1.多方联动，打造清朗网络空间。网络信息共享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信息多元带动的价值多元，正在悄无声息的冲击着青少年的价值观念。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校园欺凌也不能因此而披上隐身衣。净化网络空间，为未成年人打造一片清朗的网络格局，已成为政府的责任之重。发挥政府统筹作用，需要网信办、司法部、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部门携手并进，共同治理网络环境。网信办要发挥网络环境治理的领头人作用，严格管控并清理诱导未成年人网络欺凌行为的不当言论或视频，查处欺凌的造势者；通讯管理部要充分利用其技术优势，通过信息追踪，抓住欺凌的匿名者；司法部要依托已有法律条例，借助事件案件逐步建立并完善反欺凌相关专项法令，严惩欺凌的作案者；卫健委要及时输送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保护援助欺凌的受害者。

2.资源共享，共建反欺凌专业平台。当前，我国面临防治校园欺凌资源、经验有限及短缺问题，使得反校园欺凌相关举措缺少专业性。实现资源共享，使得在预防校园欺凌过程中“有路子”。学校与文化等部门可以“结对子”，实现校社文化优势互补，将理论抽象的欺凌知识通俗化、情景化。另外，政府部门加大对教育服务的购买，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切磋等形式，购买优质的反欺凌教育内容，提高反欺凌教育的专业性和成效性。还可以以政府带头、企业投资、家校参与的形式共建校园欺凌案件数据库，并对数据库进行板块化整理，共同搭建反欺凌专业平台。

3.本土重构，汲取国际前沿经验。我国在校园欺凌问题研究上较国外起步晚、经验少，因此，我国在立足本国实际国情，不断重构拓展防治校园欺凌本土化策略，厘清小学校园欺凌中学生承担法律责任年限与实际欺凌中实施的恶劣行为手段在刑事追诉上存在的争议，优化本土法律新姿态。例如，对校园欺凌进行专项立法，为预防校园欺凌搭建堡垒；建立全民心理咨询绿色热线，热切关注市民心理健康。与此同时，不断汲取吸收国际前沿经验，以一种国际化的视野，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互动，不断提升校园欺凌研究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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