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研究述评

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的涌入城市，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子女大都被留在了户口所在地，由此导致了留守儿童的出现。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在外打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世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中均存在为数众多的留守儿童，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推算，中国留守儿童规模为6876.6万，其中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为4051万，在农村留守儿童中，父母均外出的占48.09%，其规模为2641.3万[2]。在菲律宾，由于父母在海外工作而产生的留守儿童约有300~500万，印度尼西亚大约有100万 [3]。由于留守儿童特殊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使他们更容易出现一系列的心理健康问题，所以，该群体已成为我国不容忽视的弱势群体，该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也成为了我国新的公共卫生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一、留守儿童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集中表现

近年来，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和初步探讨，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消极情绪凸显、行为问题频现、社会适应困难。

第一，消极情绪凸显。儿童期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关键期，如果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在外，则无法为其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则会使儿童的孤独感、焦虑和抑郁等消极情绪更加凸显。孤独感是留守儿童群体中较常出现的一种负性情绪。范兴华等人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水平要显著高于一般儿童[4]。需求递进模型认为，个体天生就具有归属和爱的需求，一旦这种需求无法得以满足，个体将体验到强烈的孤独感。由于亲子之间沟通频率的减少和沟通质量的降低使得留守儿童无法充分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致使其孤独感水平要显著高于正常儿童；抑郁作为一种常见的消极情绪，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已经成为留守儿童成长期间难以清除的“顽疾”。一项为期2.5年的追踪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前后测中报告的抑郁程度均高于正常儿童[5]。不仅如此，这种负性情绪有可能延续至个体的成年期甚至终生，如有研究表明有留守经历的个体在大学期间抑郁水平和抑郁的检出率均高于一般个体[6]；焦虑情绪在留守儿童群体中也常出现。元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留守儿童的焦虑程度显著高于一般儿童[7]。留守儿童年龄越小、留守的时间越久、越是女童、越是独生子女体验到的焦虑水平就越高，且无论是父母一方还是双方外出对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的加剧程度都是一致的[8]。除了以上几种情绪体验外，留守儿童还存在较高程度的自卑感[9]。由于缺少父母的管束，留守儿童在学业和社会规范的遵守上变得较为松弛，学业表现往往不尽人意，从而渐渐被老师和同伴忽视。加上留守儿童较难获得父母的实施评价和积极反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自身能力的判断，催生自卑感。

第二，行为问题频现。家长外出务工，亲情的缺失和情感欲求的不满足，使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各种问题行为，其中，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的有攻击行为、自伤行为和网络成瘾行为等。例如，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的风险是一般儿童的1.105倍。从攻击性行为水平来看，留守儿童攻击行为总体水平及其在躯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等方面的得分均要高于一般儿童，其中表现最为典型的是言语攻击和身体攻击；从攻击性行为检出率来看，留守儿童的检出率在不同性别、小学4～6年级、初中阶段、主要照料人为母亲、主要照料人管教方式为民主或严格等方面上均高于非留守儿童的检出率[10]。与父母分离催生的不安全感，使留守儿童容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怀疑和戒备心理，并且比较容易冲动，易将他人的行为理解为带有敌意的[9]，故而，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行为；留守儿童自伤行为的发生率和自伤水平也显著高于一般儿童，并且此类行为呈现出反复发生的倾向[11]。留守儿童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家庭功能的失调会引发儿童不良情绪体验，这会进一步强化自伤行为，而近年来屡见报端的留守儿童自伤事件正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预防留守儿童自伤行为已经刻不容缓；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留守儿童的网络成瘾问题也较为明显并正在严重损害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和成长[12]。由于缺乏父母的关心，使得网络极易成为留守儿童情感依赖和基本心理需要获取的工具。同时，由于缺乏父母的教育和引导，留守儿童的意志控制能力发展较差，这又容易使得留守儿童沉浸在网络的世界里难以自拔。

第三，社会适应困难。留守儿童由于正常监护的缺失，使其在社会交际中对他人更加敏感、人际适应更加困难并产生强烈的社会疏离感等，因此社会适应更加困难。例如，最近一项元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比一般儿童更差。这说明家庭功能和家庭养育方式对儿童的心理发展（如自我价值、情绪调节和心理韧性）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它们是个性发展的核心，代表着动机的源泉和社会化的动力。但该结果在不同年龄段的留守群体中应被谨慎对待，对于6年级以下的留守儿童，其社会适应性与一般儿童无显著差异，但对于7年级以上的留守儿童而言，其社会适应能力显著低于一般儿童[13]。这可能与父母态度的改变和留守儿童长期的绝望效应有关。留守儿童年龄较小时，父母通常与之交流得较为频繁，但许多父母认为，当他们的孩子年龄较大时就变得很独立，所以不需要照顾。渐渐地，留守儿童就会发现，与父母分享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并且有时会与父母有不同的意见，这慢慢导致沟通减少，社会适应更加困难。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困难集中表现于人际关系的不适应，对农村留守初中生的研究发现，男女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人际适应问题，其中女童人际关系不适应的检出率达30.6%，显著高于男生[14]。这可能是由于留守儿童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更易对他人产生怀疑，或者由于其问题行为的多发致使其更容易遭到他人的排斥，进而导致同侪关系的“孱弱”和友谊质量的降低，最终导致社会适应困难。

二、留守儿童群体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

“个人-环境交互作用模型”认为，个体心理社会适应是环境和个体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留守儿童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产生既有环境方面的影响（如国家顶层设计的滞后、微观环境系统的破坏）又有个体素质的影响（如个体积极心理品质匮乏）。

其一是国家顶层设计的滞后。虽然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出台了一些加强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文件和政策（如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视角来看，至今仍然缺乏成熟的路径机制，使得政策的制定较为滞后，且与实施落实乃至推进过程的监督和推进成效的评估多个环节之间出现了脱钩。首先，当下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服务体系亟待布局，尚未建立学校、家庭和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和协作机制。留守儿童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时，其中一方有时已经觉察，但由于缺乏沟通和联动机制，导致问题无法及时解决，进而使其心理健康水平进一步恶化。其次，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指导思想亟待更新。当下国家政策中规定的内容大都以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现和干预为主，防止儿童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和行为障碍，但心理健康的内涵不仅仅指的是没有严重的心理疾患，还包括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和充分发展。最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亟待倡导和补足。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中，着重强调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课堂引导和课后疏导的模式，但心理健康教育的网络化建设却未得以重视。在落后的农村留守儿童聚居区，利用网络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进行线上心理咨询和干预同线下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相比更具优势，收效更大。

其二是微环境系统的破坏。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与其成长环境不无关系。其中与该类群体密切相关的微环境系统（如家庭和学校）的破坏是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出现的重要因素。首先，家庭环境中教养方法的不当和家庭功能的失调是导致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父母的外出，使得其不得不面临隔代抚养和亲邻抚养的问题。研究发现对于隔代教养而言，祖辈们大都采取偏爱和理解的教养方式，最不倾向于采用严厉、惩罚性的教养方式，这导致留守儿童于童年期会出现“养而不育”的难题，祖辈认为只要儿童“不出事就万事大吉”，对于孙辈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14]，然而这并不利于孩子独立生存能力和自理能力的养成，很多情绪问题和问题行为的产生都是由于这种不平衡的教养方式造成的。除此之外，父母外出导致的家庭功能的破坏也降低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留守儿童与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时间分离，亲子沟通的数量和质量均得不到有效保证，很难与父母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留守儿童的家庭功能普遍不如一般儿童的质量高，而家庭功能的质量则会严重影响其情绪健康水平[15]；其次，学校是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源。由于留守儿童多存在于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多数农村学校都未能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提起重视，忽视了校园积极心理环境的建设，且限于师资、资金等条件，农村学校在完成正常的授课任务之余很难为留守儿童提供专业的和针对性强的心理帮助，这进一步加剧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

其三是个体积极心理品质的匮乏。风险缓冲模型认为风险环境并不必然导致发展或适应不良，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和缓冲环境中风险因素对个体的不良影响。由于留守儿童特殊的成长经历和环境使其积极心理品质未能得到良好的塑造和发展，相较于一般儿童而言，对不良因素的抵御能力会更差，因而往往会出现更多的心理适应问题，降低心理健康水平。除了缓冲机制外，积极心理品质对心理健康起作用的形式还有补偿机制，即积极的心理品质能够直接帮助个体建立理性平和的积极心态，使个体朝着健康的轨道上发展。研究发现心理资本、逆境信念等积极心理品质均是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保护因素。如范兴化等人研究发现，心理资本能够帮助留守儿童缓解生活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孤独感，提升幸福感水平，但由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资源、家庭支持资源和成长资源相对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其在明理感恩、宽容友善、乐观开朗、自信进取等心理弹性各因子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这使得留守儿童抵御外界风险因素的能力大打折扣，心理健康问题极易出现[16]。此外，对公正世界的信念也是积极应对困难的心理资源。对公正世界的信念越高，个人就越容易与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然后适应周围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对弱势群体而言，对公正世界的信念可以帮助他们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负面事件，对缓解他们的情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留守儿童面临着家庭亲情缺失，亲子关系疏离的现实，过早背负起了生活的重担，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的心理压力，使其对公正世界信念显著低于一般儿童，最终更容易产生一些负向情绪问题并影响其生活幸福感[17]。

三、留守儿童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

除了通过调研等形式发现留守儿童现存的突出问题外，该领域相关人员还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了干预实验。其中干预的模式分为两类，一类是破碎修补模式，此种指导模式下，心理健康相关人员往往关注于可能出现的重点问题以及可能存在该类问题的重点人员，遵循及早发现、及早修复心理“漏洞”的指导原则；另一类为积极提升模式，此种取向的方法以塑造积极的心理品质（如自尊、乐观、自我效能、心理弹等）和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为目标，往往面向的是全体留守儿童。目前，干预手段和模式多以第一种为主。

首先是破碎修补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有绘画疗法、箱庭疗法、团体辅导以及虚拟现实技术等。如陈曙和王京琼以体育活动的形式对留守儿童进行干预。结果表明，运动干预后，留守儿童的消极心理问题逐渐得到改善，形成了良好的积极心理。体育参与是促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的有效途径，应建立以学校为支点，家庭为主阵营，社区为补充的“三位一体”的参与体育活动模式并注意学校、监护人和社区进行合理分工，学校负责对农村留守儿童体育参与活动进行方案设计与指导，监护人负责支持与督促，社区（村委会）负责监督与政策扶持，以及人力、物力的资助[18]。另外，李孟洁等则以社区家庭工作坊的形式对学龄前留守儿童进行了干预。结果发现，干预组儿童的情绪症状、品行问题等显著减少，亲社会行为显著增加，而对照组在相应问题上则未出现这种趋势[19]。这是因为利用模仿学习、角色扮演、行为促进、相互监督、行为强化、积极鼓励等一系列社会认知行为技术开展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它促进了亲子沟通和安全依恋的建立，从而改善了学前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19]。这也表明这种干预方法在抑制农村学前留守儿童不良心理和行为问题、改善其心理健康、促进其积极健康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值得借鉴和有针对性的推广。刘霞等人还采用团体心理辅导的方式对留守儿童进行干预。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显著改善留守初中生的学业和社交焦虑、孤独倾向等心理状况。留守学生有着类似的经历和体会，通过同学间的各种交流，促使其在交往中观察、学习和体验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将自己的各种情绪如焦虑、愤怒和不满等倾诉和释放出来，最终理智地对待“留守”这一暂时性状态，提高心理健康程度[20]。

其次是积极提升模式。由于该种模式针对的一般为全体留守儿童，因此更加适合进行团体辅导和团体介入。例如，范兴华等人利用团体心理咨询项目对留守儿童的心理资本进行了为期7年的团体干预。结果表明，该方案能有效提高留守儿童的自信心、进取性和理性感恩水平。积极情绪的拓展与建构理论认为，心理资本等积极心理力量的获得既可以拓宽个体的注意视野，也可以改变其思想与行动的模式。据此可知，自信进取与明理感恩两种积极心理品质的改善不仅可以刷新留守儿童对生活状况的认识，还可以增加他们应对处境不利压力的信心和能力，因而对生活满意度有助力效应，对抑郁有抑制效应，总体上有益于留守儿童的心理适应[21]；另外，王登芹等人还利用团体心理辅导来评估其对留守儿童心理韧性和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干预效果。结果表明该方法在提升儿童目标专注、积极认知和情绪控制方面具有良好效果[22]。同学之间通过交流和互助，从中获得了一些积极能量，对自己充满信心，对未来燃起希望，看待事物也更加乐观，这不仅有助于异常心理的修复，也有助于留守儿童理性的处理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和压力事件，保持健康成长的心态；还有研究通过综合使用感恩记录、感恩沉思和感恩拜访等技术对留守儿童展开感恩品质的团体干预，在辅导过程中，留守儿童通过记录和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让其从内心里真正意识到自己需要感谢的人和事。研究结果证明，该辅导形式能够显著增强感恩的强度、密度、广度和持续性[23]。感恩与个人利他行为、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感恩训练和培养可以帮助留守儿童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四、研究展望与启示

留守儿童因其数量的庞大，其心理健康问题近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均将其视为重要的议题。目前的研究围绕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原因和干预策略等展开了初步探讨，但在就目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理成效来看，未来研究应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基础研究来看。当下研究仅仅局限在以问卷测验为基础的小范围横断研究，结果仅仅局限于留守儿童和一般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对比与描述，以及影响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因素和心理机制，研究技术和视角亟待未来补充和丰富。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研究很少涉及纵向研究，这使得留守儿童的诸多心理健康问题在留守阶段乃至在一生中的发生和发展规律难以被准确揭示，伴随留守儿童的某些突出心理健康问题究竟是由于出生代际造成的还是社会变迁造成的仍旧无法甄别和剥离。未来应引入长时程的追踪研究，以便明确留守经历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效力大小和影响过程中的量变规律与质变年龄特征；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当下研究缺乏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生理机制的探讨。未来可从基因、细胞、神经网络、全脑等不同层面揭示该群体各种心理与行为活动异常的生理机制，以明确留守经历催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背后是否存在着特定的生物遗传标记和生理机制改变，尤其是要揭示留守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代际传递和诱发机制中是否存在着特定的生理结构变化。最后，从研究视角来看，目前研究大都基于省内抽样或校内抽样。这使得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变得十分受限，在同一心理健康问题的探讨上很多研究存在着争论很大程度上源于抽样的地域差异和文化差异。未来应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注重跨文化研究，以明确国内不同地域间、不同民族间，乃至在世界中低收入的国家间存在的留守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否具有一致性的特点抑或是否存在实质性的差别，为将来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详实的依据。

第二，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应用研究来看。目前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和治理成效有限，政策上缺乏配套的顶层设计和保障机制、微环境系统破坏的漏洞尚未修补、个体积极心理品质的开发严重不足，未来应多管齐下，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理提供一套完善的体系和科学模式。首先，应加强顶层设计。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出台和完善配套的政策，将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纳入振兴农村规划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划拨专项资金、规定服务标准、标定服务计划等。其次，要注重微环境系统的重塑和修补。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对儿童和青少年影响最大的微观系统，学校环境则紧随其后。因而，未来一方面应软硬兼施加强家庭环境的建设和改观，如加强对抚养人的亲职教育，使其充分意识到家庭功能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加强亲子沟通，以积极健康和谐的家庭环境影响孩子。同时还要通过法规的完善补充亲子团聚权的硬性规定，提升对不履行监护责任的认定和处罚的可操作性，为留守儿童的发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还应加强学校环境系统的建设。除了要加强积极的学校心理环境的构建外，如打造良好的师生互动氛围，倡导公平对待每一位学生等。还要注重学校心理健康服务环境的构建，如开展宣传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加强心理辅导或咨询中心建设、强化心理健康师资队伍建设等，让留守学生尤其是存在心理异常的留守儿童享受体面而有质量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最后，还要在实践中提升留守儿童理性平和、乐观开朗、健康向上的积极心理品质，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困境承受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

参考文献

[1]崔伟, 徐夫真, 陈佩佩, 等. 留守初中生教师支持与学业适应: 人格的调节作用[J]. 中国特殊教育, 2017, (2): 54—58.

[2]段成荣, 赖妙华, 秦敏. 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变动趋势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6):52—60.

[3]Zhao C, Zhou X, Wang F, et al. Care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A realist evaluation of a community- d intervention [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7, 82: 239-245.

[4]范兴华, 余思, 彭佳, 等. 留守儿童生活压力与孤独感, 幸福感的关系: 心理资本的中介与调节作用[J]. 心理科学, 2017, 40(2): 388—394.

[5]范兴华, 方晓义, 黄月胜, 等. 父母关爱对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机制: 追踪研究[J]. 心理学报, 2018, 50(9): 1029—1040.

[6]韩黎, 王洲林, 张继华, 等. 留守经历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7, 31(4): 326—332.

[7]Cheng J, Sun Y 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J].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2015, 41(4): 515—523.

[8]胡义秋, 方晓义, 刘双金, 等. 农村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的异质性: 基于潜在剖面分析[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8, 34(3): 346—352.

[9]申继亮, 刘霞. 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心理研究[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37—39.

[10]郝文,吴春侠,余毅震.中国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攻击行为及影响因素比较[J].中国公共卫生,2019,35(3):1—6.

[11]王玉龙, 袁燕, 张家鑫. 消极情绪与留守青少年自伤: 家庭功能与情绪表达的调节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 25(1): 75—78.

[12]魏昶, 靳子阳, 刘莎, 等. 学校氛围在留守儿童感恩与网络游戏成瘾间的中介作用[J]. 中国学校卫生, 2015, 36(8): 1161—1163.

[13]范兴华, 方晓义, 刘勤学,等. 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社会适应比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5):33—40.

[14]张亚利, 陆桂芝. 隔代教养方式对农村留守初中生问题行为的影响[J]. 教育测量与评价, 2017(3):41—47.

[15]向伟,肖汉仕.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的影响效应[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06):43—48.

[16]范兴华, 余思, 彭佳, 等. 留守儿童生活压力与孤独感, 幸福感的关系: 心理资本的中介与调节作用[J]. 心理科学, 2017, 40(2): 388—394.

[17]张莉, 申继亮. 农村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与公正世界信念的关系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 2011(6):78—82.

[18] 陈曙, 王京琼. 体育参与对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的干预研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6, 50(9): 93—100.

[19]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心理行为社区家庭工作坊干预[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6, 30(4):281—286.

[20]刘霞, 张跃兵, 宋爱芹, 等.团体心理辅导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干预研究[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13(9):1001—1003.

[21]范兴华, 欧阳志, 彭佳.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资本的团体辅导干预[J].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2018,18(03):53—57.

[22]王登芹, 宋国红, 陈现彬, 等. 团体心理辅导对留守儿童心理韧性及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干预研究[J]. 中国校医, 2016, 30(11):801—803.

[23]刘妍. 留守初中生感恩心理的发展与促进[D].沈阳师范大学,2017.

Research o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Problem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ZHANG Yali

Abstract: The scal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s huge, and due to the special family environment and growth experienc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are more prominent, behavioral problems are more likely to arise, and social adaptation is more difficult. The main reasons lie in the lag of national top-level design, the destruction of micro-environment system and the lack of individual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At present, there are two main intervention patterns fo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broken repair pattern and active promotion pattern. In the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sic research,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longitudinal study,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research and cross-cultural study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ed research,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the remodeling and repairing of micro-environment system and the promo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Key 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problems

作者简介：张亚利，男，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电话，15901379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