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视角下随迁子女学校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提高对策
殷新 刘龙珍
[摘要]教育是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参与的准公共产品。随着随迁子女的增多,要使该群体有学上且上好学,必须权衡和兼顾各方主体的利益,明确主体的作用与地位。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数据,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研究多元主体参与对随迁子女学校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个人特征层面,自信心、自我效能和身体健康对其学校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家庭层面,家庭状况、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的藏书和与孩子交流的频率对随迁子女学校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学校层面良好的师生和同伴关系更加有利于随迁子女学校满意度的提高;在社区层面,居民类型对随迁子女学校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研究建议学校、家庭、社区与政府等多元主体要创造有利条件,共同参与随迁子女心理健康教育。
[关键词] 随迁子女;学校满意度;有序logistic模型
[作者简介] 殷新,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教育督导、教育政策(重庆 400015)。刘龙珍,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教育督导、课程与教学论(重庆 400015)。
《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推进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保障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利是推进教育公平、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我国针对随迁子女的政策从“两为主”深化为“两纳入”,要求各级政府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纳入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完善异地高考政策。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人数达到了1429.7万人,在2015年基础上增加62.6万人,2020年统计有85.8%的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或者享受政府购买的学位服务,也就是,绝大多数流入地政府从公办学校中划出一定数量的公办学校专门用于招收随迁子女。但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后,在行为习惯以及心理健康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直接影响其学习与发展,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的正常秩序。因此,探究随迁子女学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切实有效的举措是十分必要的。
一、理论基础
教育是一个利益场域,涉及多个主体参与。从复杂系统理论来看,“随迁子女学校满意度”众多影响因素构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该系统又包括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子系统,各子系统又由其所属的诸多要素构成。各个子系统之间、子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并非简单包含或孤立作用,而是层层嵌套、相互依存、连锁反应构成一个复杂的信息场域,非而二元结构的简单思维。因此,随迁子女的学校满意度的提高需要多主体间寻找到一种平衡,只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随迁子女教育,才能推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
学校满意度是学生在学校受教育过程中产生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取决于学生对学校生活的参与以及适应程度。[]学校满意度被认为是一个主观的构造,由于学生对学校氛围感知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是学生总体主观幸福感的一个方面。[]随迁子女在进入公立学校后,有时会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歧视,面临难以获得正常教育、父母没有时间照顾、住房条件差等问题,造成情绪低落、主观满意度低。目前,针对随迁子女学校满意度的文献较少,Kwan通过将随迁子女与香港本地学生比较,发现随迁子女满意度显著低于本地学生。[]
随迁子女的学校满意度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的心理活动表达,本研究从学生个体、学校、家庭、社区四大主体出发,分析其对随迁子女学校满意度的影响,进而为随迁子女很好地融入学校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分布
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根据研究需要,选取“随迁子女”样本,即农业户籍和父母一方或双方居住在城市的儿童,样本数为2227人,其中,男生1180人,女生1047人;非独生子女1648人,独生子女579人,样本具有代表性。
(二)变量描述
1.因变量
本文中采用“对学校是否感到亲近”来测量随迁子女满意度。“对学校是否感到亲近”是采用四点式的有序分类变量,四点测量之间的心理距离不一定相同,不是连续变量,若使用线性回归就违反了模型的基本原则,因此序列logistic模型是最合适的。分析发现,因变量基本为正态分布。随迁子女的学校满意度均值为2.883,而城市儿童的学校满意度均值为3.015,说明随迁子女的学校满意度比城市儿童偏低。其中学校满意度非常低的随迁子女占比为9.52%、学校满意度较低的随迁子女占比为21.27%、学校满意度中等的随迁子女占比为40.62%、满意度较高的随迁子女占比为28.59%。
2.自变量
自变量指与随迁子女学校满意度提高有密切联系的多元主体,本文通过文献与数据分析选取关键变量。个人层面变量包括转学次数、身体状况、自我信心、自我效能。自我信心的均值为3.149,标准差为0.723。转学次数的平均值为0.822,说明此样本中多次转学的人数偏少。自我效能是具有最大旋转因子负载的6个题项构建而成,Cronbachα系数为0.782。
学校层面变量分为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其中,师生关系用6个题目测量,Cronbachα系数为0.890,解释64.50%的总变异;同伴关系共3个题目测量,解释69.17%的总变异,Cronbachα系数为0.775。
家庭层面包括母亲受教育水平、父亲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家里藏书、与孩子交流,其中与孩子交流量表包括5个题目,Cronbachα系数为0.866,解释65.12%的总变异,量表分数越高,表明父母与孩关于学校生活、孩子自身情感上交流越频繁。家庭收入采用5点计分,1=“非常困难”,“5”=“很富裕”。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偏初中,高学历者较少。家庭经济状况的均值为3.022,标准差为0.445,经济状况偏中等水平。随迁子女的家庭藏书均值为3.090,标准差为1.142,平均藏书量不多。
社区层面包括社区居民类型、社区类型,社区居民类型分为本地农民,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教师、医生、工程师、公务员,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社区类型包括市/县城的中心城区、市/县城的边缘城区、市/县城的城乡结合部市/县城区以外的镇、农村。样本中随迁子女居住在城中心的人数较少,并且周围居民中外来务工人员多于公务员、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专业人员。
表1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
变量说明 |
均值 |
标准差 |
性别 |
“1”表示女(46.57%),“0”表示男(53.43%) |
0.466 |
0.499 |
是否独生 |
“1”表示不是独生(74.43%),“0”表示是独生(25.57%) |
0.744 |
0.436 |
自我信心 |
“1”表示根本没有信心(1.77%)、“2”表示不太有信心(14.47%)、“3”表示比较有信心(50.84%)、“4”表示很有信心(32.93%) |
3.149 |
0.723 |
自我效能 |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对因子负载矩阵施行最大正交旋转,计算得到因子得分 |
|
0.778 |
转学次数 |
没有填0,其余几次按几次填写 |
0.822 |
1.178 |
身体状况 |
“1”表示很不好、“2”表示不太好、“3”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好、“5”表示很好 |
4.121 |
0.896 |
师生关系 |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对因子负载矩阵施行最大正交旋转,计算得到因子得分 |
|
0.860 |
同伴关系 |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对因子负载矩阵施行最大正交旋转,计算得到因子得分 |
|
0.851 |
母亲受教育水平 |
“1”表示没受过任何教育、“2”表示小学、“3”表示初中、“4”表示中专/技校、“5”表示职业高中、“6”表示高中、“7”表示大学专科、“8”表示大学本科、“8”表示研究生及以上 |
3.025 |
1.380 |
父亲受教育水平 |
“1”表示没受过任何教育、“2”表示小学、“3”表示初中、“4”表示中专/技校、“5”表示职业高中、“6”表示高中、“7”表示大学专科、“8”表示大学本科、“8”表示研究生及以上 |
3.523 |
1.539 |
家庭状况 |
“1”表示非常困难、“2”表示比较困难、“3”表示中等、“4”表示比较富裕、“5”表示很富裕 |
3.022 |
0.445 |
家里藏书 |
“1”表示很少、“2”表示比较少、“3”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多、“5”表示很多 |
3.090 |
1.142 |
与孩子的交流内容与频率 |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对因子负载矩阵施行最大正交旋转,计算得到因子得分 |
|
0.823 |
社区类型 |
“1”表示市/县城的中心城区、“2”表示市/县城的边缘城区、“3”表示市/县城的城乡结合部、“4”表示市/县城区以外的镇、“5”表示农村 |
2.982 |
1.648 |
社区居民的类型 |
本地农民(“1”表示有,“0”表示无) |
0.393 |
0.489 |
外来务工人员(“1”表示有,“0”表示无) |
0.196 |
0.397 |
|
教师、医生、工程师、公务员(“1”表示有,“0”表示无) |
0.111 |
0.314 |
|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1”表示有,“0”表示无) |
0.043 |
0.204 |
(三)序列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及解释
本研究分为个体特征层面变量、学校层面变量、家庭层面变量和社区层面变量对全样本进行了序列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全样本序列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
|
因变量——学校满意度 |
|
个体特征层面变量 |
系数(显著性水平) |
标准误 |
性别 |
0.128 |
0.085 |
是否独生 |
-0.199** |
0.096 |
自我信心 |
0.603*** |
0.622 |
自我效能 |
0.278*** |
0.056 |
身体状况 |
0.267*** |
0.049 |
转学次数 |
-0.074** |
0.035 |
学校层面变量 |
|
|
师生关系 |
0.335*** |
0.050 |
同伴关系 |
1.599*** |
0.061 |
家庭层面变量 |
|
|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
0.093** |
0.036 |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
0.007 |
0.031 |
家庭状况 |
0.328*** |
0.102 |
家里藏书 |
0.273*** |
0.040 |
与孩子的交流内容与频率 |
0.280*** |
0.018 |
社区层面变量 |
|
|
周围居民是本地农民 |
-0.241 |
0.037 |
周围居民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 |
-0.220*** |
0.065 |
周围居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公务员 |
0.189*** |
0.041 |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
0.129* |
0.071 |
社区类型 |
-0.107*** |
0.008 |
注:*ρ<0.05;**ρ<0.01;***ρ<0.001。
1.随迁子女个人特征对其学校满意度的影响较大
随迁子女个人特征是影响其受教育情况的根本原因。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随迁子女女生的学校满意度高于男生,可能是女生更加珍惜学校机会,并且很好适应学校生活,男生对于自己和外界的期望值比较高,并且希望得到别人的赞扬更多一些。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的学校满意度高,这可能与父母的交流与家庭的投入有关,独生子女的家庭有更多的精力关注孩子的学校表现。随迁子女的自信心对学校满意度影响显著,越有信心,学校满意度越高,信心对学校满意度起到正向作用。随迁子女的自我效能对学校满意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随迁子女在学校表现越好,越有助于提高学校满意度。转学对随迁子女产生负面的显著影响,频繁的转学引起的课程设置、教学质量、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的改变,进而影响学校满意度。
2.学校氛围对随迁子女的学校满意度影响较高
学校是随迁子女受教育的直接主体与利益相关者,包括教师、学生等要素。在学校,随迁子女进入新的环境会感到孤立无助,但内心深处有渴望得到老师的赞许,并且和同伴和睦相处。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都会促进随迁子女的学校满意度,并且影响显著,说明良好的师生关系和亲密的同伴关系可以使随迁子女更快的适应陌生的新环境。
3.家庭资本对随迁子女的学校满意度影响较高
家庭因素是随迁子女受教育的核心主体与利益相关者,数据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正向影响随迁子女学校满意度,并且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影响显著,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却不显著,说明大多数母亲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更加重视,对孩子的学校生活产生的作用更大。家庭经济状况越好,随迁子女的学校满意度分值越高,家庭富裕的孩子在学校里会觉得自己有优越感,而家庭贫困的儿童从心理从心理上未曾摆脱贫困的雾霾,感到不公平待遇,会有自卑心理。家里藏书越多,说明家庭教育相对较好,家庭学习氛围浓厚,从而有助于学校生活的适应。父母与孩子交流越频繁,交流学校的事情越多,孩子越容易敞开心扉,学校满意度就越高。
4.社区的居民资本对随迁子女的学校满意度影响较高
社区因素是随迁子女受教育的边缘主体与利益相关者,一方面进城务工人员与随迁子女的素质与社区的品质相关,另一方面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情况与社区公共利益联系。通过分析发现居民中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随迁子女学校满意度低,并且外来务工人员对学校满意度成显著影响,但周围居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公务员、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对学校满意度正向显著影响,这可能与居民类型对社区氛围的影响导致的。居住类型越优越,学校满意度越高,居住在农村的随迁子女学校满意度较低。
三、结论
教育公平不仅要关注教育起点公平,更要促进教育过程公平,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将随迁子女在学校的健康成长作为落脚点,关注多元主体,在确保城市儿童受教育基本满足的情况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随迁子女的教育过程,通过不同的渠道发挥作用,从而真正促进这类儿童成长。
1.随迁子女的自我调节是根本
从个人特征层面来看,性别对随迁子女的学校满意度影响不显著,但独生、自我信心、自我效能、身体状况、转学次数对随迁子女影响显著。因此,为改善个人特征对学校满意度的影响,应该注意一下问题:一是需要加强随迁子女对自身心理活动的觉察,加强自我意识,通过自我激励改变流动造成的负面影响;二是积极主动的与老师沟通、与同学交流,能够辩证的认识自己的生理状况、心理特征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三是善于与父母沟通,对父母要敞开心扉,善于诉说学校生活,与父母一同提升和关注自我成长,
2.学校主体的主动担责是关键
从学校层面来看,学校应该塑造规范化、融入性强的秩序,设立心理档案袋,从学生的各项细微反应入手,不能放过任何可能导致学生心理问题的因素。学校要强化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建设,设立心理发展辅导室、设立心理学学会,让学生们相互探讨,解决学校生活的问题,从而提高学校满意度。学校每周设置心理健康课,注重形式多样的生命教育、挫折教育,安排专业老师,注重课堂的组织氛围,使随迁子女真正有所改变。班主任要畅通和学生家长的交流渠道,把学校培养学生的方式方法和家长对于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结合起来。
3.家庭主体的全方位关注是基础
从家庭层面来看,本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学校生活满意度高,因为其所在家庭环境更优越,父母更加注重子女的教育。而随迁子女中非独生子女较多,因此要提高学生生活满意度父母教育发挥重要作用。孩子真正的起跑线,不是分数,是心理健康程度。家长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和工作,减少在孩子面前对生活和社会的抱怨,形成积极和谐的家庭氛围。[]要在学生教育中不缺位,学会民主的方式与孩子交流,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平等对待家里的每一个孩子。虽然无法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但家长应该教育孩子改变对待生活学习的态度,并且多关注国家针对学生家庭教育的政策建议。
4.社区主体的人文支持是强化
从社区层面来看,社区的居民环境是随迁子女学校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社区可以利用每天课后延时服务时间、周末、寒暑假等组织一些针对性活动,比如心理咨询、游戏玩耍等,让不同类型的家庭类型参与其中,相互答疑解难。不仅促进家长的教育认知能力,而且使学生在交流互动中更热爱生活,提升幸福感。充分利用社区的资源,开展课后公益服务,积极开展才艺展示、参观游学、读书沙龙等多种形式的社区教育活动,探索团队学习、体验学习、远程学习等模式。
此外,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从激发随迁子女的学习动机入手,使社会捐赠发挥效果,鼓励和引导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多方参与支持随迁子女心理健康教育,从不同角度加强对学校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人员进行培训。
参考文献
[]Karatzias A , Power K G , Flemming J , et al. The Role of Demographics, Personality Variables and School Stress on Predicting School Satisfaction/Dissatisfaction: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findings[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2, 22(1):33-50.
[] Baker, J.A. .The social context of school satisfaction among urban, low-income,
African American students.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98,13, 25–44.
[] Kwan Y K . Life Satisfaction and Self-Assessed Health Among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0.
[] 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7.
[] 江波, 刘景芝. 社会支持与农民工随迁子女生活满意度:自我认知的中介作用[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