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综述

1引言

家庭是直接影响青少年发展的微系统，对于身心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而言，父母的言传身教直接对其认知和行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伴随着移动网络时代的到来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低头族”这一新的社会问题在家庭环境中也有所体现，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父母低头行为已成为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阻碍其社会性发展与适应的又一重要风险因素^[1]。本文旨在针对父母低头行为这一主题，在厘清其概念内涵和梳理其测量方式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阐述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未来家庭教育的相关实证研究和应用实践提供借鉴。

2 父母低头行为的概念与测量

低头行为(Phubbing)由“电话”(Phone)和“冷落”(Snubbing)组合而成，用以描述移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因使用手机而导致社会关系中断的社会排斥和忽视行为^[2]。发生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父母低头行为则被定义为父母专注于手机使用而忽视孩子、扰乱其亲子互动的现象，不仅有损于亲子交流质量、增加孩子遭遇意外伤害的风险，还与青少年的外化行为问题和内化负性情绪直接相关^[3]。

国内外关于父母低头行为的测量均采用问卷调查，分为父母自我报告式低头行为量表和子女感知的父母低头行为量表。前者主要采用包含沟通障碍和手机痴迷两个维度各5个项目的低头行为量表(Phubbing Scale,PS)，主要用以评估个体对自身低头行为的感知，得分越高表示低头症水平越严重^[4]。后者多是将Roberts和David编制的伴侣低头行为量表(Partner Phubbing Scale,PPS) 中的项目主语“伴侣”替换为“父母”，共9个项目，得分越高表明被试感知的父母低头行为越严重^[5]。基于此修订后的中文版父母低头行为量表在面向青少年的群体的应用中依旧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6]。

3 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作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主要照料者，父母的低头行为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和社会适应，具体表现为青少年由此引发的焦虑、抑郁、孤独感和学业倦怠等内化问题行为和网络成瘾、手机依赖、网络欺凌行为、社会退缩等外化问题行为。

3.1 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

父母低头行为影响下，个体不安全的依恋模式使其形成对自我与他人的负面认知，以及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认知，从而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父母低头行为作为父母忽视或父母拒绝的表现形式之一，会降低青少年对父母温暖的感知，增加对父母拒绝的感知，易产生无法控制事件的信念，从而导致其自尊受损、自我适应受损、情绪不稳定以及形成消极的世界观等一系列内化问题行为产生^[7]。

期望违背理论认为在人际交往互动过程中，个体对他人的期望行为未得到实现便会引发负性情绪，家庭互动中父母的低头行为会中断或妨碍亲子间的交流，从而对孩子的情绪产生不良影响，使得青少年情绪功能紊乱、负面情绪积聚。一项面向中国初中生的研究便发现，父母低头行为这种消极的育儿形式，会导致青少年感知到被忽视和不值得被关注，产生较严重的社交焦虑和较低的核心自我评价^[8]。

青春期是孤独发生和发展的高危时期，父母忙于手机使用而减少对青少年的陪伴、压抑青少年情绪、情感需求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会使得青少年较少感受到家庭内部的凝聚力、温暖和支持，从而内心的孤独感增加、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降低^[9]。类似内化问题也在青少年的学业表现上得以验证，在一项面向中国高中生的大样本研究中，母亲的低头行为被发现与青少年学业倦怠情绪和学习效率降低呈显著正相关^[10]。

3.2 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

由社会化理论可知，父母的行为模式会通过言传身教在亲子间主动或无意识地传递，即父母的低头行为直接影响着孩子不良手机使用行为的产生^[11]，这也是父母沉迷电子设备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中最直接消极表现。风险家庭模型认为，具有冲突性、攻击性、缺乏养育以及不支持和忽视家庭关系等特征的家庭，会在青少年的社交能力和情绪处理方面造成缺陷，并为进一步的问题奠定基础，而父母频繁低头行为势必成为青少年问题行为产生的重要家庭风险因素^[12]。

根据有限自制力模型，自我控制的力量在执行控制行为的过程中被消耗，而个体进行连续的自我控制努力后，后续自制力会显著下降且容易失败。父母低头行为作为一种长期、慢性的压力情境，会损耗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从而使其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13]。心理需求网络补偿优势理论也认为，当青少年感知到的家庭亲密度较低、爱和归属感等基本心理需要未得到满足时，便会寻求网络世界的安全感，即父母低头行为让青少年更容易将智能手机视为一种弥补家庭社交互动和父母情感参与不足的方法，从而产生网络成瘾等问题行为^[14]。

社会控制理论认为，家庭是儿童和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重要社会控制因素，家庭控制力降低易诱发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增加，即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低头行为便与其网络欺凌行为的增加有关。另外，父母低头行为所导致的不充分互动会对青少年社会情感功能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使得青少年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社交退缩行为、亲社会行为减少^[15]。

4 父母低头行为影响青少年发展的作用机制

国内外关于父母低头行为如何影响青少年个体发展以及这一影响的强与弱、有或无受哪些变量调节的研究成果颇丰，本文将梳理父母低头行为影响青少年的青少年认知-情绪过程和家庭过程，以及父母和青少年个体因素与社会环境因素在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发展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4.1 父母低头行为影响青少年发展的中介机制

4.1.1 青少年认知-情绪过程

对于认知控制系统功能发展不完善的青少年而言，父母的行为表现和教育引导是塑造其主观认知的主要途径。国内外诸多研究发现，父母低头行为会增加青少年产生“自己不值得被关注”等消极认知评价，而这种负性自我评价未得到正确引导时，会挫伤青少年的自尊，进而促使青少年内化与外化问题行为增加^[16]。与此同时，父母低头行为使得青少年获得父母关爱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而调节内在需求与实际感知的差距会增加青少年的认知负担，造成自我控制能力的损耗，从而增加问题行为出现的可能性^[17]。

从情绪角度而言，当父母沉迷于手机，青少年知觉不到父母的爱与关心，会造成情绪不稳定、增加自身的消极情绪，当与其他同学和朋友进行社会比较时，也会随之产生相对剥离感等消极自我体验，进而产生自卑、失落和不满等情绪^[18]。综合考察青少年的认知和情绪加工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核心自我认知评价与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在父母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4.1.2 家庭过程

家庭成员对于家庭关系的满意度使得个体感知的家庭亲密度和主观幸福感更高，而当父母低头行为发生，亲子和谐亲密互动被侵扰或中断，亲子交流减少，对青少年感知的家庭亲密度产生负面影响。在一项面向河北省高中生的亲子配对调查中，家庭亲密度较少的青少年被发现存在更多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和更少的家庭幸福感，家庭亲密度直接在父母低头行为和青少年网络成瘾等问题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19]。

家庭作为青少年健康发展的保护因素之一，父母所提供的温暖与支持使得青少年的家庭归属感得以满足，普遍呈现出更低的抑郁倾向。相反，父母低头行为作为一种关系互动中的排斥，挫伤着青少年对于亲子间关联感的满足需求。研究发现，在父母低头行为负面影响青少年的过程中存在两条中介路径。在风险增加效应中，父母低头行为增加了青少年对父母拒绝的感知，直接预测了青少年更严重的抑郁症状；在保护减少效应中，父母低头行为通过破坏父母温暖这一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家庭因素而加剧着青少年的抑郁程度^[20]。

4.2 父母低头行为影响青少年发展的调节机制

4.2.1 父母因素

家庭作为青少年的主要生活场所，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动态系统，父母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行为表现，而父母低头行为则与其自身的心理因素息息相关，性格内向自卑、神经质、具有信息错失恐惧以及缺乏自控能力的个体更易产生低头行为^[21]，而当父母低头行为越频繁，其对于子女的不良影响更大^[22]。与此同时，父母对使用智能手机的自我评价程度越大，子女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对其行为和情商的影响越低，换言之，父母对低头行为的自我反思态度会削弱其子女过度使用智能手机的负面影响^[23]。

社会控制理论强调，父母监控是提升家庭控制力、减少子女越轨行为的重要途经，良好的父母监控能帮助青少年减少网络成瘾、增加学习投入。研究发现，处于高水平父母监控下的中学生，父母低头行为对其手机成瘾的预测作用不显著^[24]。因此，父母心理因素、父母自我反思态度和父母监控的强弱作为父母层面的个体因素，直接调节父母低头行为对于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4.2.2 青少年自身因素

不同的个体面对同一事件与情境具备不同的应对方式。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体对环境压力的感知和与环境压力的相互作用，基于“大五”人格特质理论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宜人性能避免自身对于厌恶性条件的消极感知、缓解母亲低头行为作为慢性压力源对心理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而青少年较高的神经质则会导致其更加消极地看待母亲低头行为背后对自身的忽视^[25]。与此同时，低自尊的青少年面对父母的低头行为也更倾向于消极的感知，将其解释为父母的拒绝，从而导致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增强；相反，高自尊的青少年对于自身的满意程度更高，所以父母低头行为对其抑郁症状的不良影响很小甚至不存在^[26]。

对于上述差异的可能性解释是，面对父母低头行为时，低自尊的青少年具备更强的社会敏感性和人际敏感性。高社会敏感性的青少年会更关心自身行为以及与他人的关系，这也导致他们对抑郁和焦虑等社会情感问题的高度脆弱性,更容易在父母的低头行为中体验到家庭排斥和孤独感加剧。邵蕾等便发现，高人际敏感性的青少年更倾向于将父母低头行为感知为对自身的忽视与排斥，从而呈现更高的攻击性^[27]。

另外，基于自我损耗理论的研究发现，个体的特质自我控制水平也在父母低头行为影响个体自我损耗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即特质自我控制水平更高的个体，其应对自我控制困境的能力更强，父母低头行为对其自我损耗的影响更小，手机依赖的倾向性更小^[28]。由此可见，青少年人格特质、自尊、社会敏感性、人际敏感性以及特质自我控制等个体因素，直接调节着父母低头行为对其发展的影响。

4.2.3 社会环境因素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可能因青少年周围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不同。青少年所感知的社会支持作为一种保护性因素，能缓解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缓冲父母低头行为成为青少年发展的压力源之一时，与自身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来自同伴的支持和良好的同伴依恋，能缓解父母低头行为带给青少年的孤独感，减少由于父母低头而产生的家庭支持缺失等消极家庭因素对青少年心理和行为问题的不良影响^[29]。

5 研究前景展望

结合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本文认为未来关于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和完善。

丰富研究方法。目前关于父母低头行为对于青少年的影响研究多采取横断设计的研究，不能完全推断变量间因果关系和中介作用，可采用实验法和纵向追踪的方法，进一步厘清和确认变量之间的因果作用，探究父母低头行为的改变是否会导致青少年发展变化。

拓展研究内容。目前父母低头行为的研究多将父亲和母亲的手机使用行为整合在一起进行调查。然而母亲在抚养孩子方面扮演着不同于父亲的角色，尤其是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使得父子间的互动明显不如母子间互动多。曲敏丽等研究发现，母亲电子产品干扰可以有效调节父亲电子产品干扰通过心理虐待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产生的间接效应^[30]，未来研究应将“父亲”与“母亲”的低头行为相区分，进一步明确父母双方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发展的独特影响。

进行跨文化研究。父母低头行为对于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好坏、程度可能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不同。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式家庭更强调“家和万事兴”，在父母低头行为导致亲子关系质量不佳后，相较于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中国青少年可能更容易缺乏情感安全感，从而出现相应的身心问题^[31]。另外，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也区别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思维逻辑，对父母低头行为带给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产生作用。Wei和Ding等研究者便发现，具备中庸思维的个体更倾向于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整合自己和他人的意见，而当父母发生低头行为时，具备高水平中庸思维的中国青少年，其焦虑和网络欺凌行为之间的关系更弱^[32]。然而，目前少有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发展影响的差异研究，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文化在对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发展影响中的作用。

总而言之，父母低头行为是信息化时代在家庭生活中普遍缩影，对于青少年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已经成为当前亲子关系研究领域的热点，对其概念、测量方式以及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等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