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近年来,灾难的发生日趋频繁。04年年底的印度洋海啸的阴霾并未远去,05年印尼又发生了8.5级的大地震,06年世界各地地震接连不断,07年气候变异全球又普遍出现了洪涝灾害或高温干旱,尤其是08年5月12日发生的8.0级汶川地震至今让国人不能忘怀。
这些重大灾难事件的突发性和破坏性不仅短期内会给灾民带来极大的心理创伤,使之出现急性应激反应,而且可以持续数月或数年,甚至终生,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适应障碍[1]。尤其是在地震中失去“完整家庭”和“完整躯体”的儿童,例如地震孤儿、单亲家庭儿童和肢体残疾儿童等[2]。对唐山地震孤儿30年后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孤儿心理健康水平低于非孤儿[3]。这暗示灾难给人们带来的伤痛是可以通过时间愈合的,而丧亲这种丧失却不可弥补。因此如何帮助丧亲儿童面对以后的人生是很重要的课题。
据四川省明证厅副厅长陈克福透露,汶川地震一共留下了650名孤儿,实际被收养的只有12例,另外630多名孤儿由民政管理的儿童福利机构来管理[4]。从长远来看,对灾后丧亲儿童的安置工作也是一大难题,目前的主要安置方式包括福利机构、家庭寄养以及家庭收养。国内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寄养模式优于福利机构模式[5],而国外研究表明被收养的儿童又比在福利机构长大的儿童表现出更少的紊乱型依恋(Vorria et al, 2003)[6],据此可以推测收养模式可以帮助儿童从从创伤中恢复过来,并且对儿童将来的社会适应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收养是一种更有效的干预方式(Juffer &Van IJzendoorn, 2006)[7]。
灾后收养儿童具有双重身份同时也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他们是灾后儿童,面临的困境是“灾难事实”,可能会出现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8];另一方面他们是收养儿童,面临的困境是“收养事实”,收养暗示着分离、丧失、中断以及与新的父母之间依恋关系重建(Bowlby,1982)[9] 以往的研究也揭示了收养儿童与收养家庭之间的依恋关系存在其特殊的地方,此外,收养还意味着风险(被安置前的缺失)以及保护(来自福利机构以及候选养父母的照顾)[10]。在灾难突发的最初一段时间内,儿童被安置在各种福利收容机构,因为客观原因,甚至常常要面临安置点的变更,这种变更对儿童的依恋关系重建也是有影响的。
本文拟从依恋关系的角度探讨灾后收养儿童的心理重建。
2 依恋理论的相关研究
2.1依恋的定义
依恋最早是由英国精神病学家鲍比(Bowlby,1968)提出的,鲍比是客体关系理论的创始人克莱茵的重要弟子,他在习性学的基础上将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的部分,结合了人类学等方面的内容,而发展出的一种新理论范式。他把依恋定义为“一种个体与具有特殊意义的他人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的倾向,它能为个体提供安全和安慰。产生于婴儿与其父母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结与纽带”。鲍比(1982)描述了依恋关系的性质:“如果说一个孩子对某人产生依恋这意味着他强烈倾向于寻求与之靠近或交流,而且这种倾向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无论他是害怕、疲倦或者生病。”尽管这种倾向是先天的普遍的,但是表现在依恋的质量上仍然存在个体差异。根据儿童在面对压力情境下采取的依恋策略可以把儿童分为安全依恋型、不安全依恋型和依恋紊乱型。安全依恋型的儿童在感到不适时更愿意寻求依恋对象的帮助,而且更容易被安抚。而不安全依恋的儿童相反则表现出了抗拒和回避 (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11]。依恋紊乱型是被认为最不安全的一种依恋,因为他们在面对压力情境下表现出了前后的不一致性(Main & Hesse, 1990)[12]。依恋关系的研究最初是针对婴幼儿与其母亲的关系进行的,但鲍比相信“依恋在人的一生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收养儿童的依恋关系重建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又意义非凡的工作。
2.2依恋和母婴互动
依恋理论的概念不能够简单的定义为孩子和他们的养育者之间的一种外显的单一的行为,它是在孩子与养育者之间朝夕相处建立起来一种长期持续的关系。在日常的亲子交互中儿童发展出了一种在儿童害怕和不确定的陌生情境下仍能保持信任感和安全感。
最初的研究者把对依恋研究的注意力放在母婴相互关系如何随婴儿的成长而丰富和变化上。加拿大发展心理学家玛丽·安斯沃斯(Mary Ain-sworth)继承并发展了依恋理论,她对依恋领域的研究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陌生情境实验室测验程序[13]。根据对儿童在陌生实验室情境中对母亲依恋行为的观察把儿童划分为A、B、C三种类型(焦虑-回避型不安全依恋、安全型依恋、焦虑-反抗型依恋)和八种依恋亚型。
关于依恋理论有三个假设,它们是依恋理论的核心,包括敏感度假设,能力假设,和安全基地假设 (Rothbaum, Weisz, Pott, Miyake, Morelli, 2000)[14]。敏感度假设是基于母亲对婴儿信号的反应能力。能力假设强调安全依恋的儿童将来的社会功能和情绪调节能力优于不安全依恋的儿童。最后一点,安全基地假设深深植根于鲍比和玛丽·安斯沃斯认为儿童把他们的母亲当作探索外部环境的并且在害怕和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可以寻求安慰的基地。
3收养儿童的依恋研究
3.1研究现状
收养在依恋建立方面呈现的明显的挑战因为它加入了特殊的情境,例如婴儿与血亲父母依恋纽带的断裂,与收养母亲依恋纽带的重建(Portello, 1993, p. 177)[15]。
在一项跨国收养的研究中(Marcovitch et al, 1997, p. 17)[16],收养前的经历对依恋关系影响也很重大,仅仅只是收养不一定必然导致儿童与收养家庭之间依恋关系的阻碍。
一项关于收养家庭依恋关系的元分析显示,收养年龄小于1岁的儿童与抚养者建立安全依恋的比例和同龄儿童相当,而1岁后被收养的儿童相对普通儿童则表现出较少的安全依恋,出现更多的紊乱型依恋(Vanden Dries,Juffer,VanIJzendoorn & Bakermans-Kranenburg, 2009)[17]。收养儿童在建立安全依恋方面存在风险,追溯原因可能是他们在福利机构的成长背景或者被虐待以及忽视的经历。在一项对收养儿童的依恋关系的元分析中,研究者采用了两种评估方式:观察评估以及观察评估和自评相结合,综合比较了收养儿童与原生家庭儿童以及寄养儿童在依恋关系上的区别,原生家庭的依恋关系优于收养儿童,寄养儿童依恋关系最差。这提示我们对孤儿的安置方式最理想的是家庭收养。被收养的儿童比在福利机构长大的儿童表现出更少的紊乱型依恋(Vorria et al, 2003)[18]。
4 影响收养家庭依恋关系的因素
4.1收养前的因素
4.1.1灾难对儿童依恋关系的影响
孩子与父母或者养育者之间能否发展出一种安全的依恋关系对孩子的一生发展至关重要(Cassidy & Shaver,1999)[19]。尤其是经历过重大创伤的特殊儿童。创伤儿童中断的依恋历史会使他们处于矛盾之中,既期望进入到新的关系中享受温暖,又害怕新的关系不能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同时难以从过去的创伤经历的阴影中走出。严重童年创伤的幸存者常常无法让自己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即无法直接获得对自己的正性感觉。这类困难大部分都被认为是生命中的最初几年发展成型的,这个时候亲子的依恋关系会因为养育者的攻击、某种程度的矛盾、忽视而受到损害(Alen,2001;House,Main,Abrams,&Rifkin)[20]。儿童以一种被动和怀疑的态度面对新的看护人,这无疑给养父母带来了挑战[21]。
4.1.2机构寄养对收养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
路特(Rutter)等(2007)[22]的研究显示了机构寄养对收养儿童依恋行为的影响:无机构寄养经历的收养儿童、经历机构寄养时间为0~6个月及6~42个月的收养儿童,显著脱抑制性依恋行为的发生率分别为2%、4%、23%,儿童收养前不良经历与依恋行为有着显著相关。
在收养的例子中,孩子不能选择他们的优先养育者,而是从福利院或者孤儿院被安置到其他合适的人选。鲍比 ( 1952)[23]的研究也指出福利机构的照养对依恋的不良影响。在他的研究中那些孤儿常常一天更换几个照养者,这些照养者对他们的照顾往往只限于婴儿床上,很少有感情的联系。然而,对许多在六个月到九个月的收养婴儿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只要给予他们足够多的母爱,早期损害的影响可以大大减少。
4.1.3安置点对儿童的影响
灾后儿童一般都会经历从福利院进入收养家庭的这个安置点的转换过程,经历过安置点中断的儿童大多有行为和情绪问题(Robin,Reilly,Luan&Localio,2007)[24]。由于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关于安置点的转换对依恋关系是否有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虽然从收养家庭得到的数据不足以支持假设,但是从对收养儿童日后的发展来看,这个因素还是值得重视的。(Daniel, 1993)[25]认为让收养儿童对他们在福利院的养育者和伙伴道别,在情感做一个结束。最好的方式是采取渐进收养的策略。让受养父母花几周时间了解他们的孩子,在福利院的养育者不在场的情况下远远的观察孩子,然后逐渐和他们互动。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慢慢的逐渐的适应这种安置点的转换。
安置点的类型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对收养儿童的研究发现:一方面,国际收养的案例比国内收养的案例要表现出更少的问题行为和心理健康的疾病(Juffer & Van IJzendoorn, 2005)[26]。另一方面,在自尊方面二者却没有表现出差异 (Juffer & VanIJzendoorn, 2007)[27]。至于依恋关系方面,由于早期的分离和丧失经历,原籍收养和异地收养孰优孰劣还有待考证。
4.2收养后的因素
4.2.1养父母的养育方式
在早期的依恋研究中,非亲生父母被看做是一种代替品,他们缺乏与收养子女建立依恋关系的能力。但是安斯沃斯在一项对乌干达母亲的研究中发现母亲对婴儿的日常照料和社会互动才是建立依恋的关键(Demo & Cox, 2000)[28]。正如罗伯森(Robertson)所说:“无论一个母亲是否是孩子的亲生母亲还是寄养母亲或者养母,只要她是儿童早期的照料者,那么她就是儿童的客体,也就是儿童依恋的对象”(Robertson & Robertson, 1989, p. 21)[29]。例如安斯沃斯发现母亲抱孩子的次数和时间不是建立安全依恋的关键,关键是当孩子寻求母亲的时候母亲是否抱着孩子以及对待孩子的方式,确保这种反应是即时和敏感的。这会让它们觉得安全,因为母亲的形象在随时随地都会满足自己的需要。尽管她的研究是基于血亲母亲和婴儿的关系,但是结果仍然适用于收养关系。
对婴儿敏感一致的反应是建立安全依恋关系最重要的养育方式。敏感一致的养育方式包括四个维度:(1)温暖或抚育,(2)期望或要求,(3)规则的明确性和一致性,(4)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 (Bee, 1992, p. 501)[30]。基于这四个维度,可以把父母的养育方式氛围三种,宽容的、独裁的以及权威的(Baumrind 1966)[31]。尼尔和福瑞克(Neal & Frick-Horbury ,2001) [32]发现父母的养育方式和儿童的依恋类型有显著相关。报告父母的养育方式是民主型的的被试92%属于安全依恋型。 泰晤奇(Tavecchio,1999)[33]也发现类似的关系,安全依恋型的孩子感受到父母更多的关心,而不安全依恋型的孩子则感受到更多的控制。
4.2.2收养家庭的子女状况
已有的研究在收养家庭的子女状况对收养儿童的情绪和问题行为的结论上并不一致,贾弗和罗森博姆(Juffer & Rosenboom)[34]在1997年对斯里兰卡、南韩和哥伦比亚的收养儿童和非收养儿童的结果表明:收养家庭有无子女对母婴的安全依恋不存在影响。但是该项研究的对象收养时的年龄都相对较小,对于收养时年龄大于6个月的情况结论是否能够推广还值得商榷。
4.2.3社会支持
克罗克伯(Crockenberg,1981)[35] 提出对收养家庭的社会支持是收养儿童各个方面的发展的保护性因素,他发现社会支持和依恋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社会支持是安全依恋的最佳预测指标。社会支持有三种来源:父亲、家庭中年龄更大一点的孩子和其他包括亲属、邻居、朋友和专家。
马克文奇( Marcovitch, 1995)[36]对罗马尼亚的收养家庭的父母和养子女的访谈过程中,他们提到最有效的社会支持是儿童发展工作坊和支持团体。工作坊提供一些儿童基础发展和养育的知识,收养家庭的成员包括父母和孩子共同构成支持团体。
4.3其他因素
4.3.1收养儿童的年龄
对影响收养家庭依恋关系的潜在因素的元分析结果显示:被安置的年龄是收养儿童与养父母之间建立依恋关系的关键点。如果在一岁以前,婴儿能够得到养育者温暖和敏感的关照,他们一般会发展会最基本的信任。多项研究的确证明如果儿童在他们生命最初的几个月内被收养的话,他们通常会发展出正常的依恋关系(e.g.,Juffer, Baker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doorn, 2008)[37],相反,如果迟几年,他们发展出不安全依恋的风险会加大很多。(Vorria et al, 2006)[38]。罗伯森 (1989)[39]提出年龄较大的儿童与收养家庭的依恋关系更弱,这种原因也许和年龄较大的儿童经历了更多的分离和丧失有关,收养时的年龄越大,需要承担的风险就越高
4.3.2收养儿童待在新家庭的时间
收养儿童与养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越多,就更容易从原先遭受过的创伤当中恢复过来。 贾弗和范(Juffer and Van IJzendoorn ,2005)[40]的元分析显示那些与养父母生活超过12年的收养儿童在行为问题方面比与养父母相处时间更少的儿童有很大的改善。因此可以推测收养家庭与儿童相处的越多,对儿童的依恋建立也有积极的作用。
5 依恋重建的方法
5.1对收养家庭的干预
对收养家庭进行干预主要是对收养父母进行敏感性训练和依恋巩固的技术 (Juffer et al., 2008)[41]。一项对干预技术的元分析表示干预对敏感性的提高、安全依恋的建立以及不安全依恋的降低的确有效(Bakermans-Kranenburg et al., 2003)[42]。
对收养家庭的干预对于养父母的敏感能起到支持作用,同时还可以加强收养子女的依恋安全系数 (Juffer et al, 2008)[43]。预防性干预主要针对养父母进行依恋理论、养育技能等各方面的培训,以帮助养父母与孩子从一开始就能够向安全依恋的轨道发展。这主要基于依恋理论的重要假设:依恋质量是由母亲对婴儿发出的寻求亲近和接触信号的反应的累积结果。
5.2 对不良依恋儿童的干预
矫正性手段主要针对的是在收养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问题,即儿童出现了依恋障碍(attchment disorder)的情况。治疗的基础假设是儿童压抑了来自阻碍依恋形成的早期消极经验的愤怒,临床干预主要是帮助儿童释放这些愤怒,并让儿童确信新的父母是可以信任的看护人。治疗师通过努力鉴别和打破儿童的心理防御机制,给予强制性支持和抚触来修复破坏的环形,重建儿童的信任。使用的具体方法包括游戏治疗、家庭治疗等。治疗的实施过程一般持续2周30h,治疗的大部分时间放在帮助父母学习有效的养育技巧上,使父母知道如何对孩子予以关爱,正确对待与养育孩子,使孩子健康成长[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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