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青年问题的相关研究综述

 

隐蔽青年问题的相关研究综述

 

□颜晨雨 朱晶晶 李燕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隐蔽青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病理现象，近年来隐蔽青年在社会生活中的消极影响日益显现，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隐蔽青年的定义、发生率、影响因素和现存的干预方法四个角度，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回顾，并提出今后的研究重点，这对中国隐蔽青年问题的研究和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隐蔽青年；社会退缩；综述

 

一、隐蔽青年的定义

近十年来，作为现代青少年的心理社会问题之一，“隐蔽青年”现象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了精神医疗、社会工作、心理学等各领域的广泛关注，并有逐渐定性为青少年时期的某种新型“征候群”的趋势^[1]。“隐蔽青年”一词最早来源于日语“Hikikomori”^[2]，在英语中被译为 Social Withdrawal。隐蔽青年最初被视为日本的特有现象，由日本精神病学家Tamaki Saito首次提出，指在排除青年患有其他已知的精神疾病的情况下，青年持续至少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脱离社会，退避大多数的社交活动，隐居在家中、不工作、不上学、不就业^[3]。但近年来，隐蔽青年在许多发达国家和高收入社会，如美国、法国、西班牙和其他亚洲国家，甚至港台地区也屡见报道^[4]，年轻人闭门不出、不上学或不工作、鲜少有社会接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由此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隐蔽青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病理现象，是一种严重的社会退缩^[5]。尽管在过去十几年对隐蔽青年的研究不断深入，但对隐蔽青年的定义标准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研究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入手，研究结果也呈现出多样性。在2003年日本政府发布的隐蔽青年指导方针中，将隐蔽青年定义为：生活中心在家庭，拒绝离开家庭；没有兴趣或不愿意上学或工作；症状持续超过六个月；精神分裂、精神发育迟滞或有其他精神障碍的排除在外；虽然没有兴趣上学或工作，但是保持有亲密私人关系的人除外。在日本，研究人员普遍以社会退缩持续时间6个月为界限，但在韩国^[6]和香港^[4]的研究表明，退缩持续3个月和6个月以上的青年人二者其实非常相似，因此建议缩短诊断期限，以便更早的确定隐蔽青年的不良发展后果^[4]。

从临床的角度出发，隐蔽青年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精神疾病^[7]，许多精神病专家指出隐蔽青年表现出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列出的许多精神疾病的症状，包括精神分裂症、精神障碍、社交焦虑障碍、重度抑郁障碍和回避型人格障碍^[8]。因此，这种严重的社会退缩行为可能在未来被视为DSM中的一种新的精神疾病。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隐蔽青年被分为两类：原发性隐蔽青年和继发性隐蔽青年^[9]。原发性隐蔽青年不存在其他精神疾病，可能是由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行为问题，而不是精神疾病的症状^[10]。继发性隐蔽青年被认为是精神疾病的一种，往往与其它一种或两种及以上的精神疾病共病，现有的精神疾病诊断方式和治疗可以用于患者，制定有效的治疗措施^[10]。

 

二、隐蔽青年的发生率

2010年日本一项隐蔽青年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表明，20-49岁的成年人经历6个月以上的社会退缩的发生率约为1.2％，其中终身发生率为1％，20-29岁的青年终身发生率约为2％，相当于日本有大约232000位隐蔽青年病例^[10]。2016年日本再次调查估计，日本15岁-39岁的隐蔽青年达到了541000 人^[11]。除日本外，美国、 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地区也屡见报道。香港一项研究表明，香港青年经历6个月以上的社会退缩的发生率为1.9%，退缩时间不到6个月的发生率为2.5%，自我报告认为自身行为没有问题的社会退缩的发生率为2.6%^[4]，据估计，香港大约有16,900名隐蔽青年。韩国的研究表明有2.3%的韩国高中生经历过严重的社会退缩^[6]。由于研究规模都较小，研究条件受限，且受限于隐蔽青年本身不愿意站出来的特点，使得隐蔽青年的人数更加难以证实，实际的人数可能更多。

 

三、隐蔽青年的影响因素

1.个体

隐蔽青年往往具有低自尊和回避型人格的特点^[12]，性格内敛，不善表达情感的个体更容易发展成隐蔽青年^[4]，但愿意面对面和通过电话表达痛苦的个体则不太可能表现出严重的社交退缩，发展为隐蔽青年^[4]。研究表明，个体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都与隐蔽青年存在相关^[4]。隐蔽青年在男性中发生率往往更高^[3]，隐蔽青年的男女比例更是达到4：1^[2]，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对男性获得成功赋予更高的期望，以至男性对失败更为敏感甚至决定退出社会交往^[4]。

研究进一步表明，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处于较高退缩水平的可能性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的2.3倍；失业的个体处于较高退缩水平的可能性是就业人员的5倍，没有月收入的个体处于较高社会退缩水平的可能性是受雇者的10.6倍，个体的工作压力、网络成瘾、意外伤害、意外怀孕和堕胎等都与隐蔽青年的形成相关^[4]。

2.家庭

研究发现不安全的亲子依恋，尤其是回避型依恋和矛盾型依恋与社会退缩呈现显著相关^[13]。但是回避型依恋和矛盾型依恋的青少年在社会退缩时的表现并不相同。回避型依恋的青年由于无法从依恋对象获得支持^[14]，因此他们将否认他们对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需要，以避免亲密关系、情感亲近和人际关系的相互依赖，社会退缩行为正是个体应对依恋创伤的避免策略^[15]。他们避免社会交往、社交场合、人群、公共场所，也不信任他人，在面对问题时拒绝寻求帮助^[14]。矛盾型依恋经历了依恋对象不一致的反应，他们试图获得依恋对象的支持，但又害怕遭受拒绝，无法获得期待的支持，这使个体陷入了接近—回避的矛盾之中，同时社会文化可能又会加剧矛盾型依恋个体的回避行为，例如日本文化可能加剧同伴拒绝对矛盾型依恋个体的心理影响^[13]。

另有研究表明，社会退缩与安全依恋也存在相关。一些社会退缩青年与依恋对象之间建立了安全的依恋关系，家庭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情感支持和物质帮助，但由于父母过度溺爱或采取保护性的教养方式可能会促使孩子对父母的过度依赖^[16]，一旦养成了过度依赖的习惯而不愿意改变生活方式加入社会，这也就剥夺了他们自主权和探索外界的机会，缺少主动的社会交往，往往导致社会交往技能差而更进一步避免社会交往^[17]，最终将自己置于舒适的环境中而拒绝探索外面世界。与西方国家相比，包括韩国、日本和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的传统文化中，年轻人在经济上更依赖父母，孩子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直到结婚，即使孩子失业在家依然可以在父母的救济中继续生活^[18]，这些因素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隐蔽青年的持续。

3.学校

研究表明，隐蔽青年与学业失败有关，隐蔽青年个体往往展现出高学业压力和低学业成就的特征^[19]。与西方国家相比，东亚地区普遍关注青年学业成绩，尤其是作为家庭长子，在传统文化中父母对长子往往寄予厚望，其学业成就更是受到特别关注，研究发现隐蔽青年正是多为家庭中的长子，这可能是因为学业成就较差的长子往往会得到父母和老师的轻视，青年承担了过高的学术期望和激烈的竞争可能导致长子在失败时经历信心危机，产生考试焦虑、厌学情绪和退缩行为等问题^[6]。

在升学压力和学业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下，校园霸凌、校园暴力等问题日益凸显。尤其在日本，校园霸凌是日本突出的社会问题^[20]。研究发现隐蔽青年与校园霸凌存在密切相关^[19]，被霸凌的儿童常感到对同龄人的强烈不满和不信任，但教师和父母面对霸凌行为，他们认为应该让个体改变自己顺从同伴群体，因此被霸凌青年渐渐发展为拒绝上学，拒绝上学是日本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中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往往也是隐蔽青年的先兆^[2]。

4.社会

当今，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网络已然成为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娱乐、通讯、和信息检索的便捷方式，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多和便捷，便于人们获取信息和线上交流的同时，也使得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人际关系受到挑战^[21]。网络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交流的方式，足不出户也可以实现信息的对换，同时也促进了隐蔽青年的形成。研究证明网络成瘾与社会退缩呈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长期宅在家中沉迷网络，缺乏与人的实际交流和互动而导致拒绝社会交往，产生社会退缩。反过来研究发现，社会退缩的隐蔽青年更容易网络成瘾^[22]，这可能是因为隐蔽青年往往存在社交焦虑，害怕与人交往，而网络成瘾与社交焦虑密切相关^[22]，其中青年的社交效能感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成瘾^[23]，因此具有社交焦虑、社交效能感较低的隐蔽青年往往更易形成网络成瘾。

随着社会发展，富裕的生活让年轻人拥有独立房间和更多的私人空间成为了可能，同时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下滋生了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膨胀，“努力”“敬业”的价值观不再受到新一代年轻人认可，他们追求一种更个人、更自由的生活方式^[21]。但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以往许多人可以在一份工作中工作直到退休，然而随着传统机会的间少，学业成功不再保证良好的职业前景甚至就业^[24]。因此，不可预见的职业变数和非正规就业导致工作价值感下降^[3]，丧失了方向感和未能找到一席之地的青年，更可能产生社会退缩发展为隐蔽青年^[19]。

 

四、隐蔽青年的干预

隐蔽青年被分为原发性隐蔽青年和继发性隐蔽青年。原发性隐蔽青年往往与其他精神疾病共病，也就是说隐蔽其本身就是一个病症，同时可能伴随着抑郁症、强迫症、饮食障碍、适应障碍等^[9]。继发性隐蔽青年往往在人际社会交往中遭遇过重大挫折，有着较差的社交体验，从而产生社交恐惧。

因此，针对不同的类型需要采取不同的干预手段，面对原发性隐蔽青年和其他精神障碍发生共病时，应提供必需的临床治疗。如当患者有严重的抑郁症、社交恐惧症或精神分裂症时，应考虑住院治疗，接受专业、系统的治疗^[25]。针对继发性隐蔽青年，本文将从家庭和个体两个方面的干预和援助来进行讨论。

1.家庭干预

家庭干预是针对隐蔽青年进行干预的重要途径之一。家庭方面的干预主要针对父母，建立针对隐蔽青年的父母的教育计划。因为隐蔽青年个体往往拒绝向外寻求帮助，来自父母的帮助可能是他们最容易获得的，也是最愿意接受的，因此父母可能是对隐蔽青年进行援助的突破口。但隐蔽青年的父母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对孩子的行为和想法往往无法理解，容易产生偏见，从而导致不能正确地应对孩子的隐蔽问题。如果家长能正确了解隐蔽青年，并且训练相关的干预技巧，增加和隐蔽青年的交流，那对隐蔽青年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26]。父母努力创造一个安全的，被接纳的生活环境，能促使家族成员相互有更多的积极互动，更能与孩子建立相互支持性的亲子关系，这有利于恢复和增进隐蔽青年的自信心，提高其自尊水平，对自己产生更积极正面的自我评价，对重建良好的人际关系重拾信心。另外，父母自身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社会情绪能力等可能也是父母对孩子进行援助的重要条件，父母可能也是隐蔽青年的间接受害者，父母需要承受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和对孩子未来的焦虑，因此对父母自身心理健康的干预也显得尤为重要。

2.团体辅导

有关对隐蔽青年进行直接的干预，目前采取较多的是团体辅导，团体辅导是心理咨询的专业方法之一。团体辅导中运用的重要方法是小组工作法，将具有相似问题和需求的青年组织到一个小组里开展活动。在小组中可以通过互动，分享彼此的经历，倾听其他隐蔽青年的相似经历可以使个体减轻孤独与焦虑，在这种相互支持和理解的氛围下共同努力，青年彼此之间不断熟悉并成为好朋友，这样既获得了个人能力的提升，同时也改善了人际交往关系，从而更加愿意坚持团体辅导，参与小组活动^[25]。许多研究表明这类小组干预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7]。根据小组特点通常分为两大类，即“非结构式小组”(non-structural group)和“结构式小组”(structured group)^[28]。非结构式小组通常没有明确的目的和任务，也没有清晰的角色分配，小组成员进行开放式讨论，形成小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咨询师或其他领袖并不直接参与。非结构式小组体现的是小组成员自我改变的功能，小组成员之间自由敞开的讨论、发言，发挥出援助他人的作用，同时也能使自己发生积极的改变，这也是其“助人自助”理念的积极体现。

在结构式小组中主要目的是学习人际交往技能，提高个体的社交技能和交际自信心。小组帮助社会功能缺失者，提供个人需要的资源，通过小组活动促使个体在小组的人际互动中学习、观察、体验，探索自我、接纳自我，开始尝试与他人建立关系，增加人际自信，改善自身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增强个体适应性。小组活动往往需要一起商量讨论，聚焦某一具体问题。通常由小组领袖组织成员协商讨论，确定活动目标、具体任务和人员安排，成员们达成一致后开始实施，整个过程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定量的任务或课题，但在任务完成之前有一个重要环节，即通过公开回顾和分享在小组活动中的个人体验和感受，帮助深化感受，形成积极的自我反思。

 

五、小结

隐蔽青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病理现象，虽然发端于日本，但不仅仅存在于日本，日本、韩国、美国等多个发达国家的隐蔽青年问题的严重性给中国敲响了警钟，对中国具有一定的警鉴作用。中国与日本的家族文化相似，且目前中国正处于不断强大，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隐蔽青年现象已经开始萌芽，并存在诸多可能诱发隐蔽问题大规模爆发的因素，如考试竞争加剧、学生学业负担越来越重；校园霸凌事件频出不穷；社会人际关系的淡薄，时常面临着人际关系危机；富足的物质生活让年轻人将享乐主义奉为真理，及时行乐、快乐肥宅以及丧文化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就业形势愈加严峻，失业青年群体和啃老族群体不断扩大等等，这些因素与日本隐蔽青年大规模爆发时有着相似之处。中国应吸取前车之鉴，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加强相关研究，避免大规模爆发。

在国外，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国家隐蔽青年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比较欠缺，这一领域才刚刚开始起步，因此，需要对隐蔽青年这一领域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能需要对隐蔽青年的概念界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其次要建立信效度较高的研究工具，加强对隐蔽青年的有效甄别和筛选。另外，研究需要深入挖掘隐蔽青年产生的各方面原因及其影响因素，为今后的干预、救助奠定理论基础。最后，对隐蔽青年的干预和援助需要借助各方力量，这包括社会服务、社区机构、家庭和个体本身。

隐蔽青年问题需要国家的重视、个体、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一起为隐蔽青年创设安全、良好的环境，鼓励个体踊跃参加社会活动，在需要帮助的时刻有相关机构及时伸出援手，给予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对于重新踏入社会的隐蔽青年，常怀一颗宽容、开放的心接纳和鼓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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