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的受欺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留守儿童的受欺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阳光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谢履羽，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连榕

 

摘要：采用Olweus儿童欺负问卷、中学生应对方式问卷和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等对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和西芹镇两所初中的214名初中生（包括67名留守儿童和147名非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了留守儿童遭受欺负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遭受欺负和求助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总体心理健康水平和其它应对方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留守儿童受欺负和幻想应对方式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健康状况。留守儿童在面对日常挫折中采用的幻想应对方式在受关系欺负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留守儿童受关系欺负不仅直接导致心理健康问题，也会通过幻想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发泄应对方式在留守儿童受关系欺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高发泄水平的留守儿童更容易在受关系欺负时，心理健康遭受影响。上述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相对非留守儿童更容易遭受欺负，但是否会因此导致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相对后者更差，这不仅取决于受欺负的情况，也取决于留守儿童在面对日常困难和挫折时采取的应对方式。留守儿童在面对日常挫折中采取的幻想和发泄两种应对方式在受关系欺负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分别起部分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在保护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上，应注重教育他们减少采用写日记等发泄的应对方式来处理日常挫折，应训练他们多采用问题解决等以问题为中心的积极的应对方式，提升他们解决日常困难的技巧。

关键词：留守儿童  受欺负  应对方式  心理健康 中介作用 调节作用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谢履羽（1984-） ，男，福建霞浦人，阳光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应用心理学教研室讲师，硕士（福州 350015），发展与教育心理方向。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7年阳光学院校级应用型课程教改立项项目，立项号：  （项目编号：2017yyx006）；2017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青年项目；（项目编号：FJ2017C035）和2017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项目编号：JAS17073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详细通信地址

收件人姓名：谢履羽、单位：阳光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住址：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马尾)卧龙山登龙路99号、邮编350015、电话18059056959、电子信箱fjpsyxly@sina.com

 

1前言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 ,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17 周岁及以下儿童(段成荣 & 杨舸, 2008)。自2005年以来，尽管留守儿童的数量有所下降，但据推算，2015 年全国留守儿童规模为仍然有6876.6万(段成荣, 赖妙华, & 秦敏, 2017)。这些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和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截至2019年5月9日，在中国知网上，以“留守儿童”为篇名搜索词，就能找到 11306 篇论文。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论文，发现了 669篇论文，但结论却不一致。为此，有研究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对国内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进行整合。有研究对使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调查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文献进行Ｍeta分析，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MHT各因子上均有明显差异(李福轮 et al., 2017)。也有元分析发现留守儿童在SCL-90问卷9个因子上的平均得分均高于非留守儿童，但总体上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并不严重(黄杰, 朱丹, 温子凤, & 钟兴, 2018)。可见，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确实需要重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为此污名化、问题化留守儿童，给他们贴上负面形象的标签(罗国芬, 2018)。其实，早有学者认为即使留守儿童没有所谓的问题，也仍值得研究，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和价值取向去研究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李宏翰 & 袁书, 2014)。但留守儿童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是不必争论的事实。有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留守儿童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校园欺凌(常进锋, 刘烁梅, & 虎军, 2018)，其校园受欺凌行为的报告率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唐冬纯, 蔡伟聪, & 李丽萍, 2018)，他们比非留守儿童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Zhang, Zhou, & Cao, 2019)，并表现在直接身体欺负、直接言语欺负和间接欺负三类欺负都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谢履羽 & 谢彩云, 2016)。欺凌，又称欺负（bullying）,是指力量相对较强的一方对力量相对弱小或处于劣势的一方进行重复性的攻击(张文新, 2002)。尽管欺凌现象在各国表现特点不同，但共同点是国内外儿童青少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纪林芹, 张文新, ones, & Smith, 2004)，成为各国各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一些研究表明，儿童受欺凌与其心理健康关系密切。遭受校园欺凌是学生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宋月萍 & 张婧文, 2018)，遭受欺凌的儿童常表现出心理健康问题(高屾, 闵文斌, 常芳, & 史耀疆, 2018)。甚至，童年时期遭受的欺凌对个体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会持续到成年(Copeland et al., 2014; DeLara, 2018)。更重要的是欺凌与很多问题相关：受欺负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邱小艳 & 刘小群, 2018)、与自杀念头有关(Brunstein Klomek et al., 2019; Hinduja & Patchin, 2019)、与社会焦虑有关(Wu, Zhang, Cheng, & Hu, 2018)、并进一步导致饮食行为失调(Lee & Vaillancourt, 2019)，孤独(Kim, Okumu, Small, Nikolova, & Mengo, 2018)、自卑(van Geel, Goemans, Zwaanswijk, Gini, & Vedder, 2018)、学习成绩差(Clemmensen et al., 2018)。留守儿童受欺凌现象如此高发，并对心理健康方方面面的影响如此巨大。为此，研究如何减少受欺凌事件和如何应对受欺凌显得非常重要。尽管欺凌对受害者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很多, 但并非所有受害者都遭受这些负面后果。人们在面对诸如欺凌等负性生活事件，会因采取的应对方式不同，对个体照成的影响就不同。通过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减少欺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受害者的积极应对方式是重要的心理因素, 可以缓冲受欺凌的负面影响(Hu, Bernardo, Lam, & Cheang, 2018)，削弱受欺负与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正向关系(Worsley, McIntyre, & Corcoran, 2019)。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是指个体面临压力时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作出的认知和行为的努力过程，是个体的稳定因素与情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黄希庭, 余华, 郑涌, 杨家忠, & 王卫红, 2000)。应对方式在压力源和心理功能之间即可以作为中介作用(Lazarus & Folkman, 1984)，也可以作为调节作用(Grant et al., 2006)。 但目前为止，有关从应对方式的角度，减少留守儿童受欺凌及其危害的研究较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研究试图从此角度开展研究，也想进一步确认留守儿童受欺负的状况，心理健康的状况，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如果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心理健康是否会不同。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取样法从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和西芹镇两所初中，共250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回收有效问卷214份，问卷有效率为85.6%。其中留守初中生（满足以下条件：户籍地为本地区，父母均健在，且没有离婚，父母之一或双方在外工作超过半年以上）67人，非留守初中生147人。男生89人（42%），女生125人（58%），初一51人（24%），初二80人（37%），初三83人（39%）。

2.2 研究工具

2.2.1 Olweus儿童欺负问卷（初中版）

采用张文新等人（1999）修订的Olweus儿童欺负问卷（初中版），选取其中测量受欺负类型的分量表（6个条目），包括直接身体欺负、直接言语欺负和关系欺负三个维度。该问卷采用Likert5级评分法，0表示“本学期没有发生过”、1表示“只发生过一两次”、2表示“一个月两三次”、3表示“大约一周一次”、4表示“一周好几次”。得分越高表明学生遭受到的欺负程度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9，KMO效度值为0.738，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1。

2.2.2 中学生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黄希庭等人（2000）编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问卷，问卷共30个条目，分为发泄、幻想、问题解决、求助、忍耐和退避等六个维度，各维度的项目数分别为4、3、8、7、3和5个题项。问卷采用Likert5点评分法，“基本上都采用”计5分，“基本上不采用”计1分，某种应对方式得分越高表示越多的采用该方式。原问卷的重测信度为 0.76，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7。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3，KMO效度值为0.738，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1。

2.2.3 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采用王极盛教授（1997）编制的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Mental Health Inventory of Middle － School Students，MMHI － 60)，共有60个项目，分为10个维度，分别测量强迫症状、偏执、敌对、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抑郁、焦虑、学习压力、适应不良、情绪不平衡和心理不平衡等。问卷采用Likert5点评分法，1表示“从无”，5表示“严重”。所得分数越高，表示其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原量表2-2.99分表示该因子存在轻度问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501-0.8577之间，分半信度在0.6341-0.8726之间。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1，KMO效度值为0.738，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1。

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软件为SPSS21.0，对数据通过信效度检验、描述性统计、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统计分析与处理。使用G-power 3.1和Lakens（2013）开发的Excel表格计算共同统计检验力和效应量。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效应。因此数据收集完成后，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即把所有变量放到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检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如果只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解释力特别大，即可判定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26 个，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18.877%，不超过40%，认为共同方法偏差不是特别严重。

3.2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受欺负和应对方式的特点及与非留守儿童的差异

由表1可知，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平均值为129.91，均分为2.16，为轻度心理健康问题。并对常模心理健康均分（1.88）做了单样本t检验，发现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均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t=3.619，p<0.01，d=0.44）。受欺负总分平均值为2.93，低于6分，说明受欺负并不严重。比较了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的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发现只在偏执维度上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t（212）= 2.488，p= .014，d_s=0.36，95% CI [0.18, 2.89]），其它维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均值都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受欺负总分超过1（发生过一次）的有48个，占71.6%，大部分留守儿童曾经都受过欺负。而非留守儿童，受欺负总分超过1的有74人，占50.34%，一半非留守儿童受过欺负。留守儿童相对于非留守儿童遭受更多欺负，从遭受的三种欺负类型的平均分上看，留守儿童遭受直接言语欺负最多，关系欺负居中，直接的身体欺负最少。尽管直接身体欺负和关系欺负差异未达显著，但均值都高于非留守儿童。将应对方式各维度平均得分M除以相应的题目数，得到各因子的得分，留守儿童使用的应对方式次序从高到低分别为：问题解决（3.07）、忍耐（3.00）、求助（2.67）、退避（2.648）、发泄（2.41）和幻想（2.03）。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受直接言语欺负t（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