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忙于拼搏而忽略了自身的感受,尤其是幸福感。而随着心理学的蓬勃发展,幸福感作为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格外关注(Seligman,2000;丁新华,王极盛,2004)。目前,有很多研究都在专注于幸福感,但已有研究尚未关注高、低幸福感人群的情绪反应差异(唐淦琦,黄敏儿,2012)。当下的中学生每天都会因为周围发生的生活事件而卷入各种情境当中,而不同幸福感的中学生在面临积极、消极情境时会产生情绪体验的变化。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高低幸福感中学生在不同的情绪诱发情境下,他们自身情绪体验的差异。
幸福感(Well-being)是指个体按照自身的评估标准来衡量其生活质量,反应了个体的社会状态和社会功能,情感的平衡和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幸福感的两个主要维度(Diener,1984)。就幸福感和情绪而言,研究者们已从不同角度来探讨。高幸福感的个体会以一种更为积极和更为正面的方式去面对人们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事情(Lyubomirsky,2005),具有较多的正性情绪和较少的负性情(Andrews,Withey,1976)。在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的机制中,情绪的反应会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唐淦琦,黄敏儿,2012)。一个人对自身的感觉比较好的话就会有更多的正性情感,同时个体的创造力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更有可能在事业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因此会拥有更健康的身体而且更有可能长寿(Diener,2000)。正性情绪有助于个体面对不好的事情,并且能够让个体从负性情绪中尽快地恢复,增加个体的心理恢复力,减少负性情绪产生的一系列后续影响,还能让人变得神清气爽,从而有可能建立出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Fredrickson,2005)。在现有的文献中,探索高、低幸福感中学生情绪体验差异的研究较少。仅有少数研究探讨了高低幸福感人群的情绪反应特点,如:黄敏儿的研究表明,在个体面对令人厌恶的情境时,低幸福感的个体的面部表情会出现比较强烈的压制效果;高幸福感的个体会有更多的愤怒感受,在看到令人厌恶的场景时也会有更多厌恶的面部表情呈现出来,与此同时被试的面部表情消失的速度也更快(唐淦琦,黄敏儿,2012)。
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幸福感对人类的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宋佳萌,范会勇,2013)。当下的中学生不断地在接受外界情境的刺激,学生能否很好地管理和控制情绪是至关重要的。本研究采用实验法来探讨高、低幸福感中学生的情绪反应,将有利于考察他们在不同情境中情绪体验的差异,个体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也会因此而变得更加明朗和清晰,从而促进中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开展。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山西某高校双学位课堂上,选取120名来自不同专业的中学生作为被试,发放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 of Well-being)进行测量(M=9.45,SD=0.63),以幸福感量表分的平均数上下一个标准差为判界分,高于或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的被试一共60名,分别作为幸福感高分组(M=12.72,SD=0.66)和低分组(M=8.18,SD=0.44)。
2.2 研究工具
2.2.1 幸福感指数量表
Campbell(1976)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 of Well-being)包含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总体情感指数这一维度由 8 个情感题项构成,生活满意度这一维度则是由一个题项构成,其中生活满意度的题项所占权重为1.1,其余题项的分数相加就是总体情感维度的分数,将这两个维度的分数相加即幸福感的得分。总体情感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重测信度为0.43,与生活满意度单一题项的效标相关系数为0.55(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此量表的最低分为2.1,最高分为14.7,分数越高,就表明个体的幸福感越强(Campbell,1976)。
2.2.2 正负情绪核检表(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Watson等(1988)编制的正负情绪核检表PANAS(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是本研究用于测查中学生当下情绪体验的工具,涵盖了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两个分量表,是目前该领域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量表(梁艳,2001)。正性情绪量表和负性情绪量表分别由10个表示情绪的形容词来进行描述(Watson , Clark , Tellegen,1988)。此量表5点计分,被试在填写此量表时需要根据自己当下的情况对每个题项进行强度上的选择。所有正性情绪的词汇所选的分数相加就是个体正性情绪的总分,分数越高就代表个体当下的正性情绪越多;而所有负性情绪的词汇所对应的分数相加就是负性情绪的总分,分数越高就代表个体当下的负性情绪越多。
2.2.3 实验材料
情绪刺激材料是诱发实验中情绪的重要工具(周萍,陈琦鹏,2008)。已有研究表明,电影剪辑综合使用了动态的视觉画面以及声音两种诱发方法,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情绪诱发方法(郑璞,刘聪慧,俞国良,2012)。高兴影片能诱发高兴情绪,消极影片能诱发负性情绪(李芳,朱昭红,白学军,2008)。Jennifer等用电影片段中四种不同的电影情节诱发了被试的特定情绪(Jennifer C. Britton, Stephan F,2006;李芳,朱昭红,白学军,2008)。本研究选取中国情绪影像材料库中的《唐伯虎点秋香》视频片段诱发积极情境,该视频在唤醒度和情绪效价上诱发效果显著(徐鹏飞,黄宇霞,罗跃嘉,2010)。用“截肢手术”片段诱发消极情境,该片段能有效诱发比较强的恐惧、厌恶等负性情绪,在唤醒度和情绪效价上诱发效果显著(Gross , Levenson,1995;Gross,1998;黄敏儿,郭德俊,2002)。
2.3 实验设计程序
本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通过Campbell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对被试进行筛选,选出高分组和低分组;第二部分在实验室环境下,将高幸福感和低幸福感中学生分别随机分配为两组,一组呈现能够诱发消极情境的视频,另一组呈现能够诱发积极情境的视频,在观看视频前后,被试都要填写由Waston编制的正负情绪核检表,用来记录被试在情绪诱发前后的情绪体验。实验过程含4个步骤,即:《正负情绪核检表》+指导语+视频片段(截肢手术,或唐伯虎点秋香)+《正负情绪核检表》。
2.4 数据统计
采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3 结果
3.1中学生幸福感、情绪体验的性别差异
首先,本研究以幸福感量表分的平均数上下一个标准差为判界分,将被试分为高幸福感组和低幸福感组。由表1可知:女生的幸福感分数明显高于男生,同时男生的负性情绪也明显比女生多(p<0.05);在消极情境中,女生的正性情绪减少的幅度比男生要大(p<0.01)。
表1 中学生幸福感和情绪体验的性别差异
|
性别(M±SD) |
||
男 |
女 |
t |
|
幸福感分数 |
9.70±2.24 |
11.19±2.26 |
-2.559* |
正性情绪 |
25.83±8.23 |
28.20±8.95 |
-1.006 |
负性情绪 |
17.27±2.81 |
15.43±2.95 |
2.460* |
积极正情绪之差 |
4.14±2.03 |
4.63±2.60 |
-0.559 |
积极负情绪之差 |
-2.79±2.46 |
-2.75±2.27 |
-0.041 |
消极正情绪之差 |
-4.19±4.40 |
-10.14±5.73 |
3.156** |
消极负情绪之差 |
2.94±4.40 |
5.50±6.71 |
-1.252 |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2 高、低幸福感中学生的情绪体验差异
为了考察高低幸福感中学生在诱发前的基本情绪体验状况,对情绪诱发前中学生的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分别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高幸福感组和低幸福感组的正性情绪分数存在显著差异(p<0.05),即高幸福感组比低幸福感组有更多的正性情绪;高幸福感中学生和低幸福感中学生负性情绪分数存在显著差异(p<0.05),也就是说高幸福感组比低幸福感组有更少的负性情绪,见表2。
表2 高分组和低分组诱发前基本情绪的差异
|
高分组(M±SD) |
低分组(M±SD) |
t |
正性情绪 |
33.20±4.57 |
20.83±7.11 |
-8.008** |
负性情绪 |
14.93±2.33 |
17.77±2.96 |
4.111** |
3.3 不同情境下,高、低幸福感中学生情绪体验的差异
为了考察高低幸福感中学生在不同情境下的情绪体验差异,对两种情境中的正性情绪差异和负性情绪差异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消极情境下,高幸福感组的正性情绪减少的幅度比低幸福感组的幅度大,负性情绪增加的幅度也比低幸福感组的幅度大(p<0.01),这说明高幸福感组在消极情境下的情绪起伏较大,而低幸福感组在消极情境下的起伏较小;积极情境下,高幸福感组的负性情绪减少的幅度比低幸福感组大,且差异显著(p<0.01),而高幸福感组和低幸福感组正性情绪增加的幅度并没有呈现出显著差异,见表3。
表3 高分组和低分组在不同情境中情绪体验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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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组(M±SD) |
低分组(M±SD) |
t |
消极情境 |
正性情绪差异 |
-11.40±4.44 |
-2.53±2.90 |
6.479** |
负性情绪差异 |
8.07±5.36 |
0.20±2.04 |
-5.308** |
|
积极情境 |
正性情绪差异 |
4.13±2.03 |
4.67±2.63 |
0.621 |
负性情绪差异 |
-4.13±2.50 |
-1.40±0.91 |
3.974** |
4 讨论
在观看消极视频之后,所有被试的正性情绪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负性情绪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在观看积极视频之后,所有被试的正性情绪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负性情绪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由本研究结果可知,女生的幸福感分数高于男生,这与严标宾等人(2003)的研究结果一致。女生具有更多的正性情绪,这可能是男女认知上的差异造成的,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男性对自己的认知更消极,而且社会要求男性承担更多责任,而大多数大学男生还不能完全自立(丁园园,2005),从而可能影响男性的幸福感。
从本研究的结果可知,高幸福感组和低幸福感组在诱发积极/消极情境前的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的差异显著,即幸福感高的中学生有更多的正性情绪和更少的负性情绪,这也印证了Andrews等人(1976)的研究,此结果表明高幸福感中学生的正性情绪占主要地位,可以通过幸福感的分数来预测个体的基本情绪状态。高幸福感组在消极情境中的情绪体验差异比低幸福感组大,在积极情境中的负性情绪体验差异也比低幸福感组大。这说明在消极情境下,幸福感高的人对情绪的敏感性更高,因此会有更大的情绪起伏;在积极情境下,幸福感高的人负性情绪起伏也较大。这可能是因为幸福感较高的人更容易投入到诱发的情境中,因此更容易有情绪上的起伏。而幸福感高、低组中学生在积极情境中正性情绪变化差异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高幸福感的中学生在被诱发之前的正性情绪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幸福感高的人有较多的正性情绪(Andrews,Withey,1976),所以在诱发积极情境之后被试的正性情绪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说明幸福感分数可以预测积极情境中的负性情绪变化,而不能预测正性情绪的变化。
元分析研究表明,幸福感对心理活动起积极促进作用(唐淦琦,黄敏儿,2012)。在积极情境中,高幸福感组和低幸福感组的正性情绪变化差异不显著,其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进行探讨。本研究对高、低幸福感个体的情绪反应进行了探索,这将有助于研究者更加清楚地了解个体幸福感的情绪差异,在人们面对积极情境或消极情境时,幸福感的水平不同会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以及情绪状态。个体幸福感的变异有40%-70%来自遗传及人格特质(Sheldon, Sonja ,2007),外倾高分者幸福感较高(Pavot , Diener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