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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咨询对儿童青少年校园受欺凌群体的适用性

  纵观全球可见,校园欺凌或校园暴力的类似事件屡屡发生且屡禁不止。在2013-2015年时期,仅就对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调查抽出的百余件校园刑事案件的整理中发现,人身暴力伤害在儿童青少年中发生频率最高。让人更加叹惜的是,在对抽取的涉事对象分析中发现,1416周岁间的未成年被告者约有35%。欺凌者通常是触犯到法律,构成犯罪后,家长、监护人及教师才幡然醒悟(Edmondson & Zeman,2011)。

1 欺凌与受欺凌的概述

1.1 欺凌与受欺凌的类型划分

从欺凌过程看,欺凌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相互影响的状态,经常是没有明确的起因、明显的冲突。关系到欺凌者(Bully)、受欺凌者(Victim)、帮手(Assistant,即跟从欺凌者,直接加入欺凌行为中)、赞同者(Reinforcer,即在场嬉笑、加油助威,拥护欺凌者的个体)、保护者(Defender,即劝慰安抚受欺凌者,并试图拦阻欺凌行为)以及旁观者(Outsider,即漠不关心者)。

欺凌行为从实施上分成直接欺凌(Direct bullying)及间接欺凌(Indirect bullying)两类。直接欺凌又分为言语欺凌(Verbal bullying)及身体欺凌(Physical bullying)。间接欺凌也能称为关系欺凌(Relational bullying)。在不同类型的欺凌行为之下,产生了相对应的受欺凌类型,即言语受欺凌、身体受欺凌及关系受欺凌。

1.2受欺凌种类的概念界定

言语受欺凌是受欺凌个体在欺凌过程中,遭遇欺凌个体使用口头语言施加的攻击性行为,如骂人,取笑,讽刺,起外号等。身体受欺凌是受欺凌个体在欺凌过程中,遭遇欺凌个体用身体动作施加的攻击行为,如打、撞、推或拿、毁、抢受欺凌者的财物、东西等。关系受欺凌是受欺凌个体在欺凌的过程中,遭遇欺凌个体利用同伴中的社会关系来达到伤害意图的迂回行为。

2 儿童青少年校园受欺凌群体的危险性

国外研究者分析了校园枪击案及自杀案后提出,长期受欺凌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影响要素,这警醒了研究者对校园受欺凌现象的重视(Juvonen & Graham2014)。受欺凌比例在总体上大于欺凌(StrohmeierWagnerSpiel&Von2015)。910岁中约1/4的儿童遭遇过欺凌,11.7%儿童遭遇过严重欺凌。(Potter, Buxton, & Bostic2013)。男生是身体欺凌和受欺凌的多发群体(Houghton, Nathan, & Taylor,2012)。女生多采用间接、迂回的欺凌方式(Georgiou & Stavrinides2008)。间接欺凌对受欺凌群体所造成的危害更大(Modecki, Minchin, Harbaugh, Guerra, & Runions, 2014)。

受欺凌个体大多较内向、缺乏安全感、安静。受到身体欺凌的儿童青少年直接承受了身体上的伤害,甚至在欺凌者的威胁下对家长、教师隐瞒身体疼痛(Berkowitz,2014)。长期处于校园受欺凌中,儿童青少年极易产生内化的及外化的心理问题,例如抑郁、焦虑、自伤(Isolan, Salum, Osowski, Zottis, & Manfro, 2013)、身体不适(如头痛、胃痛、失眠、做噩梦等)以及害怕上学、甚至厌学逃学,最严重的后果甚至能导致受欺凌个体自杀(李俊一,2015)。校园受欺凌个体还容易发展成欺凌者,产生严重的行为失调。总而言之,儿童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发生影响了受欺凌个体的学业、行为、人格及情感(张琼,2014)。

3儿童青少年校园受欺凌的国内外干预研究

3.1 国外干预研究

芬兰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反欺凌组织计划,坚持让所有的学生通过课堂学习、虚拟学习环境(如反欺凌的电脑游戏)来排查严重的欺凌案件,尤其是通过改变未参与个体的态度来制止欺凌。美国的各大中小学学校通常在每学期最初的时候让学生接受有关校园欺凌、受欺凌的预防性教育,并指导在校老师怎样有效解决欺凌事件(姜英杰,李广,邵涵玉,2007)。澳大利亚通过创建政府支持的机构、社会组织、反欺凌网站来协助学校整治校园欺凌、受欺凌的问题。以色列的中小学学校会设置明确监管措施和干预方案,加强教师和警卫队的校内巡查。日本学校可以直接对那些给其他在校儿童青少年带来伤害的欺凌者停课(刘丽琼, 肖少北, 2010)。

3.2 国内干预研究

在国内的干预性研究上,严灏则认为团体咨询特别适合解决儿童青少年欺凌者在移情、认知能力等方面的问题。在同伴群体中直接干涉欺凌的效果比单独干预欺凌、受欺凌群体的效果好(Salmivalli2010)。针对冷认知理论的干预措施相比针对以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为主的干预措施在欺凌、受欺凌干预成效上具有更好的持久性(高妍, 2011)。受欺凌者可以通过亲子依恋来改进同伴关系,进而能够减少受欺凌现象的发生(陈健芷等,2013)。

4. 儿童青少年校园受欺凌的团体咨询干预

4.1 团体咨询的概述

团体咨询是行之有效的能够协助个体解决自身问题及处理和他人人际关系的咨询活动,也可称为是人际问题解决团体。团体咨询的一个目的是通过人际支持和问题解决的办法去帮助团体成员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常见且困难的问题,以便在今后能更好的解决相似的问题。团体的价值在于参与团体活动中的成员能够体验感受到一种归属感(樊富珉,2005)。此外,在团体中,个体还可以尝试就常见的个人问题困惑与其他成员一起交流,分享,观察体会别人的行为模式及行为结果。

团体咨询相对于团体辅导来说,更加注重的是团体中每个成员的个人成长。团体辅导是通过认知活动来获得知识和信息,不太注重团体动力,将重心更多的放在对团体成员的认知理解上(刘勇,2007)。大体而言,在修正态度和行为上团体咨询比团体辅导更为直接。团体咨询主要针对有心理困扰的个人,采用咨询技术、引导探索和自我觉察,注重团体成员感情方面的投入,注重补救性和对问题的处理能力培养。一般来说团体咨询是在小而紧密的环境下进行的,对于帮助那些有共同成长问题和困扰的儿童青少年来说效果最直接,推动成员在团体活动时不断观察、感悟、体验,进而重新调整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

4.2 受欺凌与团体咨询

从世界范围看,校园欺凌与校园受欺凌始终是个突出问题。欺凌的普遍性和受欺凌者的危险性是值得各界人士长期关注的。处于校园受欺凌中的儿童青少年,他们迫切地需要来自社会、家庭和学校的支持。受欺凌者在忍受的时候,可能在态度上更加认同且服从欺凌行为,进而转化为潜在的欺凌者,使欺凌事件周而复始,产生恶性循环。

校园受欺凌个体面临着共同的发展困扰。团体活动对受欺凌者具有补救性和发展性功能,使受欺凌者可以从同伴中得到共情和支持,接纳和理解。封闭式团体咨询使参与成员有更多安全感,建立彼此间信任。团体咨询在受欺凌群体中适用性最佳,效果易迁移。通过成员分享、游戏互动、故事讨论、身体能量释放等方法来减轻受欺凌者的心理痛苦,宣泄自我的不良情绪,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可快速的得到同伴的回应。相对于受欺凌者的个体咨询干预,通过团体的力量可以减轻个体的抗拒和恐惧,了解到自己其实并不具有特殊性。同时,领导者以无条件积极关注促进受欺凌者在团体中有所改变,更加清晰对自己的认识,学会面对困难时应有的正确态度和处理方法。

5. 团体咨询对受欺凌干预的意义

研究儿童青少年校园受欺凌群体有助于加深对特殊群体心理特点的认识与了解。校园受欺凌群体数量庞大,现状堪忧,让社会为儿童青少年安全担忧,受欺凌者值得引起关注。探讨儿童青少年校园受欺凌的团体咨询作用,开放了研究者的思路,使研究重点从关注儿童青少年校园受欺凌的发展困境中转移到了积极搜索保护受欺凌者的因子上,推动利于校园受欺凌心理健康的个人特性及外部资源,进而用以抵抗消极因素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心理干预工作应用还是不多,其临床干预效果并没有得到重视。团体咨询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着有着独特作用,心理韧性的团体咨询或团体辅导应该成为校园受欺凌有效的预防、治疗形式,发挥其最大的优势和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团体咨询干预上应注意,应加强对于一些咨询知识和技能均不够完善的教师和家长的实际操作性。此外,在对于心理韧性的干预研究上,应试图维持长期的影响,在教师培训上提高关注度。在干预内容上,可以再加入一组干预训练,让受欺凌父母与孩子一起接受训练探讨家庭环境对受欺凌者的影响。

 

鉴于以上因素,本研究试图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去理解或检验这些个体和环境特征在逆境中的促进适应能力。以儿童青少年校园受欺凌者为研究对象,使用团体咨询的干预方式,使校园受欺凌个体从消极欺凌事件中正常发展起来。论证并实施一种对校园受欺凌者行之有效的心理干预研究方法,以推进关于心理韧性的理论研究,并尽可能的加以推广,为受欺凌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咨询、诊断提供理论基础,为今后的弱势群体研究做铺垫,努力寻找减少校园受欺凌之道。解释儿童青少年校园受欺凌的特性,采用针对性的团体咨询方式干预受欺凌个体,为政策制定者、教师及家长提供一定的实践依据。

 

参考文献:

Edmondson, L., & Zeman, L. D. (2011). Making school bully laws matter.Reclaiming children and youth, 20(1), 33.

Juvonen, J., & Graham, S. (2014). Bullying in schools: The power of bullies and the plight of victim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 159-185.

Strohmeier, D., Wagner, P., Spiel, C., & von Eye, A. (2015). Stability and Constancy of Bully-Victim Behavior. 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Journal of Psychology.

Potter, M. P., Buxton, D., & Bostic, J. Q. (2013). Coping strategies for child bully-victims. Pediatric annals, 42(4), e57-e61.

Houghton, S. J., Nathan, E., & Taylor, M. (2012). To bully or not to bully, that is not the question: Western Australian early adolescents’ in search of a reputation.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7(4), 498-522.

Georgiou, S. N., & Stavrinides, P. (2008). Bullies, victims and bully-victims: Psychosocial profiles and attribution style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29(5), 574-589.

Modecki, K. L., Minchin, J., Harbaugh, A. G., Guerra, N. G., & Runions, K. C. (2014). Bullying prevalence across contexts: A meta-analysis measuring cyber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55(5), 602-611.

Berkowitz, R. (2014). Student and teacher responses to violence in school: The divergent views of bullies, victims, and bully-victim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35(5), 485-503.

Isolan, L., Salum, G. A., Osowski, A. T., Zottis, G. H., & Manfro, G. G. (2013). Victims and bully-victims but not bullies are groups associated with anxiety symptomatology among Brazilia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2(10), 64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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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琼. (2014). 小学校园欺凌行为及其对策研究 (Master\'s thesis, 重庆师范大学).

姜英杰, 李广, & 邵涵玉. (2007). 欺负行为测量:问题及解决心理科学,30(3), 65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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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富珉. (2005). 团体心理咨询.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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