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欺负行为中旁观者的研究述评

欺负中的旁观者指的是那些既不是欺负者也不是受欺负者的人群，他们是即时观看者或者掌握相关信息的人^［1］。旁观者是卷入欺负中的最大群体，超过直接参与其中的欺负者与受欺负者。至少85%的欺负事件中存在旁观者^［2］， 88%的中学生报告曾目睹过欺负事件。欺负不仅对直接参与其中的欺负者与受欺负者带来消极影响，目睹欺负事件也会对旁观者的心理健康造成威胁^［1］。他们通常为自己未能帮助受欺负者而感到愧疚，对自己和欺负者的行为感到生气，同时又担心自己成为欺负者的目标^［3］。由于他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指向避免欺负这个事件，因而上课不能集中注意力，也会感到学校不再安全，这种影响甚至会一直持续到成年以后，导致个体缺乏自信，没有能力有效解决问题，扭曲个人责任，对反社会的行为失去敏感性^［3］。旁观者也有明显更高的人际关系敏感性，更多无助感及潜在的自杀倾向^［4］。本文旨在通过对欺负中的旁观者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介绍旁观者的角色分类、行为理论、影响因素，为欺负行为的预防和干预制定合理有效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1 旁观者的角色分类

旁观者在欺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研究者使用同伴提名法，研究了儿童目睹欺负事件的行为反应，区分了旁观者在欺负中的四种角色，分别为：援助者、强化者、局外者和保护者^［5］。不同角色在欺负中有不同的行为表现。援助者，帮助和加入欺负者，尽管他们并未发起欺负事件，但是积极参与其中；强化者，不会积极的帮助欺负者，但是能提供积极的反馈，如在旁边观看欺负，欢呼、大笑等。局外者，尽量回避欺负情境，通常忽视欺负事件，离开欺负情境，表现为消极反应，不支持任何一方；保护者，积极支持、帮助受欺负者，或者直接反对欺负者，安慰受欺负者或告诉老师。研究者从道德投入或道德脱离的角度将旁观者分为三类，分别为保护者，保护受到欺负的同伴；内疚的旁观者，没有帮助受到欺负的同伴但是感到内疚；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看到同伴受欺负，但是没有感到自己的责任也不感到内疚。研究表明与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相比，保护者与内疚的旁观者道德脱离水平较低^［6］。

2旁观者的行为理论

2.1五阶段决策模型

根据五阶段的决策模型，旁观者要表现出干预行为需要依次经历五个决策阶段，分别为意识到某些事情发生，将事件解释为紧急事件，形成个人责任感，相信自己拥有成功干预所必需的技能，形成有意识的帮助决策。其中，二、三、四阶段对最终的行为表现具有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三个可能会干扰个体干预行为的因素，分别为：（1）责任扩散，指的是个体主观上将个人责任分散到在场的所有旁观者身上；（2）评估恐惧，指的是个体担心自己采取公开行为时被别人评判；（3）公共忽视，指的是个体在判断情况的紧急性时，倾向于依赖在场的其他人的外在反应，他人的忽视可能导致个体低估情境的严重性^［7］。

2.2唤醒：损失—收益模型（the arousal: cost-reward model）

唤醒：损失—收益模型将个体对唤醒与损失-收益的分析作为预测帮助行为的核心概念^［8］。该模型假设目睹他人的抑郁会唤起个体的移情，移情的唤起水平与受害者需要的明确性、紧急性以及持续时间直接相关。当旁观者将他的移情性唤起归于受欺负者的抑郁情绪时，这种不断增加的唤起会逐渐变得消极，并最终推动旁观者产生行为以减少这种消极的唤起。因此，个体会通过帮助受欺负者缓解抑郁情绪，降低这种消极的唤起，减少不采取干预措施的损失感。这个理论可以用于解释紧急情境中个体帮助的可能性增加的现象^［9］。

2.3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自我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社会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他/她属于特定的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10］。人们倾向于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群体（内群体），以有利于内群体的方式与其他群体（外群体）进行比较。该理论强调了社会认同对群体行为的解释作用，有助于从群体层面上理解欺负现象^［11］。当受欺负者是自己的组内成员时，个体更可能采取干预措施^［5］，并且是否进行干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场的其他旁观者是否为组内成员^［12］。当旁观者之间有凝聚力时，干预行为更可能发生。研究发现，当女性旁观者目睹一个女性受到男性的欺负时，如果在场的其他旁观者为女性，其帮助行为会增加；如果在场的其他旁观者为男性则会减少她们的帮助行为^［12］。被动的旁观者表示他们不属于欺负者与受欺负者的任何一方，看到同伴遭受欺负也经历较少的抑郁与悲伤情绪（恐惧、愧疚、无助感等）^［13］。

3 旁观者行为的影响因素

3.1个体因素

3.1.1旁观者的年龄与性别

性别和年龄对旁观者的反应有显著影响，与年龄大的学生及男生相比，年龄小的学生及女生目睹欺负事件更可能积极地直接干预，帮助受欺负者或告诉成年人^［14］。和男生相比，女生更可能为受欺负者提供支持，男生更可能支持欺负者；在目睹欺负后，女生更可能感到难过、悲伤、生气和愧疚，男生更可能表现出冷漠的态度^［13］。随着年龄增长，男生和女生对受欺负者的积极态度都会降低，都表现出回避或忽视欺负的倾向^［15］。此外，年龄还会影响青少年旁观者寻求帮助的来源，12和13岁的青少年倾向于向朋友寻求帮助，随着年龄增长则更可能向父母询问解决欺负问题的建议。

3.1.2 道德敏感性及道德脱离

 研究发现，旁观者的道德敏感性、道德脱离及自我效能与不同的旁观者行为也密切相关，旁观者的道德敏感性越高，促进欺负的行为越少，保护受欺负者的可能性越大，也更容易成为局外者；道德脱离会促进旁观者成为欺负者的援助者，会更少地产生保护受欺负者的行为；此外，旁观者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其保护受欺负者的可能性也越高，成为局外者的可能性越低^［16］。已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对亲社会行为有重要影响，包括欺负中的保护行为^［15］。拥有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目睹欺负事件，更可能尽力帮助受欺负者，而自我效能低的学生即使有移情性反应，也不太可能进行干预和帮助^［17］。如果旁观者认为自己不能有效干预欺负或认为其他旁观者更有能力，那么也不太可能采取措施阻止欺负行为［1］。此外，研究还发现，如果学生相信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能够阻止欺负的集体效能越高，他们的保护行为也越多^［18］。

3.1.3 移情

具有高移情水平的旁观者也更可能成为保护者^［15］，尤其是对于女生，移情的作用更明显^［18］。保护者还具有情绪稳定性、较高的认知技能和社会公正感^［19］。与卷入欺负中的其他角色相比，保护者更可能具有宜人性的人格特征，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倾向，如信任、合作、利他等^［20］。

3.2环境因素

3.2.1同伴支持与同伴关系

与非卷入者相比，获得同伴支持的学生不太可能有局外人的表现^［21］。朋友情感支持较少的旁观者更可能支持欺负、加入欺负，而拥有较多朋友支持的旁观者则更可能支持受欺负者^［13］。此外，保护者有较好的同伴关系，较受同伴欢迎，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22］。 Salmivalli等(1996)也发现，保护受欺负者的学生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认为“一个孩子的社会认同感（积极的地位）与其遵守规则、友好性及亲社会性的交往相联系”^［5］。

3.2.2 群体规范和学校文化

旁观者采取何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伴压力及期望同伴接受的结果^［23］。个体知觉到的干预期望与保护行为正相关，与消极的旁观者行为负相关^［24］。如果旁观者的社交网络中有较多欺负行为，那么他们更可能加入欺负。除了群体规范，学校文化也会对旁观者造成压力。在强调公平的学校环境中，旁观者看到欺负之后，更可能有积极的干预行为，而在欺负者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积极干预的可能性较小^［25］。

3.2.3 旁观者效应

旁观者效应指的是在危险或紧急情境中，有其他消极的旁观者在场时，个体帮助的可能性减小的现象^［26］。大量研究表明，个体的帮助行为会随其他在场的旁观者数量增加而减少，如Latané 和 Nida (1981)研究发现，当单独面对紧急情境时，75%的被试会采取帮助行为，而有其他旁观者在场时，仅有53%的被试会有帮助行为。从受欺负者的视角来看，当只有一个旁观者在场时，他们获得帮助的可能性为82%，而有众多旁观者在场时，这种可能性为70%^［27］。

3.2.4情境特征

情境严重性的明确性程度会影响旁观者帮助的可能性^［28］。如当欺负者在场，尤其是欺负者为男性时，旁观者往往会意识到情境的严重性，此时无论是否有其他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