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现实和网络情境下自我表露的比较研究综述

 一、国内外青少年现实和网络情境下自我表露的研究现状

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最早由 Jourard (Jourard & Lasakow,1958)提出^[1]，在《透明的自我》一书（The Transparent Self）（1971）中，Jourard界定了自我表露的概念：个体将有关自己的信息，如秘密、想法和感受等告知目标人的过程。此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对自我表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2]。

查阅国外文献发现，自我表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领域方面，包括表露主题、表露功能及影响自我表露的各种因素，如人格特质、性别、自我意识、人际关系等等，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丰富更新了自我表露的界定、类型、测量方法。

国内的研究和国外相比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研究对象的单一性，以“自我表露”为篇名搜索，发现1995年到2004年的157条结果中，以大学生为对象有55篇、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有34篇；第二，涉及领域的狭窄性，教育92篇、咨询7篇、医疗4篇；第三，缺乏对影响自我表露的激励和抑制模型的建构；第四，网络自我表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重视，相关文献有28篇，其中涉及现实和网络自我表露比较的有3篇。网络自我表露与现实自我表露最大区别有两点，分别是匿名性和视觉线索缺失。

二、现实/网络自我表露概念的界定

心理学家Jourard (1958)首次提出自我表露概念，他认为自我表露是将关于自己的信息(包括私人的、秘密的想法和感觉等)真诚地与他人分享的过程。

在信息时代，网络是人与人沟通的新的媒介，人们通过网络互动会加强现实人际关系，网络自我表露是传统人际互动中自我表露的补充和延伸。从自我表露的目的来说，网络自我表露是让他人了解自己，在信息输出和反馈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的网络行为(谢晓春, 孙晓军, 周宗奎, 2013)^[3]。

就概念的角度而言，二者在本质上并无明显差异，都是个体把有关自己的信息透露给目标人的过程，但是网络环境的特殊性（匿名性、视觉线索缺失和去个性化）使网络自我表露在数量、深度以及影响因素上表现出不同于现实自我表露的特点。

三、现实/网络自我表露的评价

国内外测量自我表露的方法有自我报告法、观察法和实验法，其中自我报告法（访谈法、问卷法）在研究中使用得最多。

Howe, Bukowski 等人（2000）使用半结构访谈法对青少年早期兄弟姐妹的自我表露状况进行研究^[4]。李林英（2004）运用访谈法总结出影响自我表露的因素包括：沟通双方的个人特质、表露的内容、双方的关系、后果评估以及表露情境等^[5]。张咪(2013)使用深度访谈法和个案研究法对微博中大学生的自我表露以及影响机制进行了探究^[6]。

国外自我表露问卷早期的开发者主要有Jourard（1971）、Chelune（1976）、Miller（1983）。Jourard的自我表露问卷（Self-Disclosure Questionnaire，JSDQ）主要是研究自我表露的内容和目标人。1976年Chelune基于自我表露适宜性（Disclosure Flexibility）这一概念编制了自我表露情境问卷（Self－Disclosure Situation Survey, SDSS），被试要求想象自己在特殊的情境下对特定对象的表露意愿的程度^[7]。把个体辨别不同的情境进行适宜表露的能力作为考察变量，自我表露的研究开始从内发论进入互动论阶段。1983年Miller编制了用于调查青少年自我表露的自我表露指数量表(Self-Disclosure Index, SDI)^[8]。国内研究自我表露的问卷大都采用由陈会昌、李林英（2004）修订的JSDQ的中文版，该JSDQ的修订版本针对不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项目进行了调整与测量，具有可接受的效标关联效度，并得到了广泛应用^[9]。除此之外，邹泓和蒋索（2008）从青少年的角度出发，编制了《青少年与同伴自我表露问卷》^[10]。

在网络自我表露的测量工具上，很多研究者采用了与现实自我表露相同的题目，只是在自我表露的前面加上“在网络情境下”。如聂丽萍（2009）编制的《大学生网络聊天中自我表露问卷》^[11]；于明璐（2011）编制的《大学生网络与现实自我表露量表》^[12]；杨芳琳（2011）编制的《青少年网络自我表露问卷》^[13]；郑晓燕（2013）编制的《社交网站自我表露问卷》^[14]。

四、 现实/网络自我表露的理论解释

随着对自我表露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从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现实和网络自我表露的差异。

第一，去个性化的社会认同理论（SIDE）。

去个性化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自我认同包含两个部分，即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个体认同是指个体独一无二的特征，社会认同包含了个体所属的群体（如家庭、朋友群体、工作群体），该理论认为网络环境中个性化线索的缺乏削弱了人们对参与社会互动的人与人之间不同之处的感知，降低了个人认同的作用，社会认同的地位就突现出来，驱使个体在网络空间上的自我表露更大程度上遵从网络空间或特定沟通群体的既定规范（Reicher, Spears, & Postmes, 1995）^[15]。在去个性化对自我表露的影响上，SIDE认为自我表露具有情境特定性（context-specific），每种交往媒介都有其特殊性，影响着自我表露的规范与准则，所以与现实环境相比，网络并不能作为预测表露频率、广度和深度的先行因素（Barak & Gluck, 2004., Melanie et al., 2012）^[16]。

第二，线索减少理论(RCT)。

线索减少理论由Kiesler等人（1984）提出，认为社会地位、口音甚至性别等类似的社会线索在人们的沟通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尤其是面部表情和语调在面对面交流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网络对沟通渠道的限制，尤其是匿名性和视觉线索缺失的存在，导致个体交流过程中社会线索的减少^[17]。Brunet & Schmidt（2008）发现，害羞的被试在视觉匿名（没有网络摄像头）的情况下比在有视觉线索（有网络摄像头）情况下有更多的自我表露^[18]。这意味着在网络环境中，由于线索的缺乏，人们就可能会表露更深更多的内容。

第三、社会信息加工(SIP)理论。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是由Walther(1992)提出的，其基本观点是：只要拥有强烈的建立和发展人际关系的愿望以及充足的时间，网络人际传播就可以达到甚至超过面对面交流的传播效果^[19]。Tidwell & Walther（2002）对个体在网络和现实中外围信息（人口学信息），中级信息（态度、价值观和观点信息），以及关键信息（个人信仰、需要和恐惧）的表露情况进行了对比，发现网络交流的被试会问及更多的私人性问题以及呈现更多的表露。这一结果支持网络自我表露在频率和广度上高于现实自我表露，但并不能预测深度的差异。

第四，超人际关系理论（hyperpersonal CMC theory）。

1996年Walther将SIP发展成为超人际关系理论(hyperpersonal CMC theory)。这一模型假定个性化线索的缺乏会带来两种结果^[20]。首先，缺乏个性化线索给个体提供自我呈现更大的控制权。其次，在网络环境中，个体能够感知到一个理想的交流对象，Walther（1996）指出由于网络互动的不同步性，超人际交流往往会强化和美化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感知，视觉匿名性给信息的接受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如果对接受到的信息印象很好时，接受者可能将信息发送者的外貌形象、行为和道德标准理想化。另外，网络环境中的反馈可以让个体知道交流对象对当前话题是否感兴趣，并且可以对话题作调整，以继续他们的彼此交流。因此超人际关系理论认为在频率、广度和深度上网络自我表露都高于现实自我表露。

第五，媒体富裕理论（MRT）。

与以上四个理论不同的是，媒体富裕理论认为人们在面对面交流中有更多更深的自我表露。富裕是交流媒介允许得到反馈的程度、交流渠道的范围和个人私密性的程度。面对面交往能够得到即时反馈，并可以使用动作、语言、触觉、声调等来交流个人的想法和情感，这些都作为交流的媒介，显然，现实生活中交流的媒介比网络环境中的更加丰富。丰富的媒介有利于更多类型的信息和反馈，更好的理解对方，正因为如此，面对面的交往更适合发展人际关系。依照媒体富裕理论，现实生活中人和人之间能够产生更广、更深的自我表露。

五、现实/网络自我表露的影响因素

个体的现实和网络自我表露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人口学因素、环境因素和个体心理因素的影响。

首先，人口学因素对现实自我表露的影响最主要体现在个体的性别、年龄上(刘露,2008)^[21]。

尽管有关自我表露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不是很一致，但大多数研究仍表面自我表露的确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自我表露的意愿高于男性。在网络自我表露中，性别差异同样存在，女性的网络自我表露程度高于男性，尤其是外貌形象的自我表露。也有研究发现，在网络约会中，男性会选择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以及更多的表露社会地位来达到吸引异性的效果。然而不论是现实自我表露还是网络自我表露，一些情境变量，如表露的目的性和表露者与目标人的关系都会对自我表露的性别效应起调节作用(Joinson et al.,2010)^[22]，比如女性对不同亲密程度的对象表现出了不同的表露策略，如对低亲密程度对象和高亲密程度对象的表露最多，而对中等亲密程度的对象表露最少；而男性对不同亲密程度的对象表露差异不大。

自我表露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年龄和自我表露二者之间是非线性的关系。Rotenberg & Ken（1992)发现低年级儿童自我表露是单向的，而中年级和高年级儿童对不同私密程度的同伴表现出共变的相互自我表露。国内的邱莉和陈会昌(2006)使用Jourard的自我表露问卷调查中学生自我表露的发展研究中发现：从初中到高中，青少年在态度、爱好、学习、金钱、个性和身体6个维度的自我表露水平上呈上升趋势。自我表露的发展有急有缓，转折的关键时期在初二到高一，这个阶段自我表露快速发展。但初一到初二、高一到高二的变化不大，发展比较缓慢。国外的研究者发现15岁是个体网络自我表露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对网络自我表露深度的知觉程度高，倾向于在网络上交流私密信息，并认为在网络上表露私密信息比线下交流私密信息更有意义 (Valkenburg & Peter, 2007)。接下来从十七八岁到30岁这个阶段，网络自我表露大幅度下降并趋于平稳，这种平稳大约能维持十年左右时间，40岁之后女性继续呈现小幅度下降，而男性则相对平稳甚至较之前略微上升 (Kisilevich et al., 2011)。国内对网络自我表露的研究主要针对青少年和成年早期阶段，年龄跨度很窄。杨芳琳(2011)在对青少年自我表露的研究中发现初二和高一的学生在网络上对网友自我表露的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年级的学生，这一结果支持了15岁是个体网络自我表露高峰期和转折期的结论。

其次，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文化因素和网络环境因素。

自我表露的跨文化研究表明，集体主义下的自我表露和个人主义文化下的自我表露存在显著差异。西方国家崇尚个人主义，追求自由奔放，人们也更勇敢表露自己。东方文化讲究含蓄内敛，受缚于他人的眼光和评价，人们的自我表露就比较拘谨（Kito, 2005）^[23]。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对自我表露的影响在网络世界中仍然存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注重信息的分享和人情的礼尚往来，而个人主义背景下的个体更愿意通过网络展示自身的独特性（Rosen, Stefanone, & Lackaff, 2010）。

网络心理学家Turkle(1995)认为个体在网络中表现的自我更接近罗杰斯所说的“真实自我”^[24]。尤其对生长在网络时代的青少年来说，网络的匿名性、虚拟性、便捷性、间接性不仅使网络成为青少年自我表露的自由场所，也成为人际沟通、满足心理需求的重要渠道。有研究表明，当想表达的情感与社会道德标准相违背时，个体更可能在网络上而不是现实生活中表达（Laurenceau, 1998)^[25]。如果存在现实和网络的双重关系，自我表露就变得更为复杂。

最后，心理因素包括人格特质，如自我意识、自尊和非人格特质，如孤独感、人际信任。

Jourard(1971)认为个体的自我表露是与其积极人格特征相关的稳定人格特质，是健康人格的标志和原因。有研究表明个人自我意识高的个体对内部自我的认识更准确、更详细，自我表露的素材也就更丰富(Lily & Chen, 2004)^[26]。自我表露程度的高低不仅受表露者的人格特质的影响，互动中倾听者的人格特质如真诚、尊重同样会不同程度的影响表露者的表露(李林英, 2004)。对网络自我表露的研究证明自我意识和个体的网络自我表露有密切关系(Child & Petronio, 2011)。个人自我意识的增加会提高网络自我表露的程度；而公众自我意识的增加却会降低网络自我表露的程度(饶星星, 2006; 吴巧云, 2006)^[27][28]。

Papini和Dennis(1991)的研究发现，儿童对朋友的情绪表露与其外显自尊呈显著正相关，但儿童对父母的情绪表露与其外显自尊的相关不显著；女大学生的情绪表露和外显自尊的相关程度高于男大学生。在网络自我表露的有关研究中，Banczyk, Kramer & senokozlieva (2008)指出高自尊的个体会比低自尊的个体用更多的语言在自己的网络空间里描述自己^[29]；但也有研究发现自尊和网络自我表露并没有显著相关(Machilek, schutz, & Marus, 2004)^[30]。

孤独感和自我表露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Sermat & Smyth（1973）认为自我表露的缺乏导致孤独感。相反，Jones等人（1981）认为是孤独感导致了低自我表露。Stokes(1987)提出亲密关系作为中介变量在影响着孤独感和自我表露。Ma & Leung（2006）对ICQ聊天中的自我表露进行研究发现：个体孤独感越高，表露内容就越少，表露假信息也更多。网络的匿名性和隐蔽性并没有使孤独者的控制感和安全感加强。国内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相应研究，邹洪（2009）发现网络自我表露会降低青少年的孤独感^[31]；周林（2012）研究发现，大学生孤独感与网络自我表露的失望与痛苦表露、不满与愤怒表露及观点与评价表露呈显著正相关，和兴趣与快乐表露呈显著负相关^[32]。

信任和自我表露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且随着信任的加深，自我表露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的拓展(万杰, 2009)^[33]。吴雪洁（2011）发现高中生人际信任与自我表露呈显著的正相关^[34]。

六、现实/网络自我表露研究的局限

（一）测量工具的局限性

通过对以往自我表露研究中测量工具的归纳，发现大多数自我表露的问卷都是将自我表露的内容和目标人进行分类，反映的是个体在不同主题上针对不同目标人表露数量或程度的多少。

但是，自我表露并不是一维的，除了要对表露数量进行评估以外，也要考虑到表露的质量。因此，Wheeless和Grotz认为，JSDQ虽然被广泛应用，但是该问卷各版本的题目数和表露对象都有所不同，其效度存在争议，Cozby（1973）甚至认为JSDQ的继续使用只会增加该领域研究已经存在的困惑。另外，在网络环境中，自我表露的对象既有陌生人也有熟悉的人，可能存在线上和线下的双重关系，因此只将表露的内容进行划分似乎不足以反映出网络中自我表露的特点，比如，此类问卷无法测量表露内容的真实性、积极性等，而这些维度却构成了网络自我表露复杂性。

（二）现实和网络自我表露研究结论不一致

通过对现实自我表露（FTF）和网络自我表露（CMC）比较的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发现现实和网络自我表露研究结论不一致，有的研究结果支持网络自我表露高于现实自我表露，有的则恰恰相反，也有发现二者差异不显著的。

研究者会挑选与之匹配的理论来解释各自的结果，以此自圆其说。SIDE理论认为网络自我表露不能作为预测频率、广度和深度的先行因素；RCT、 SIP和Hyperpersonal CMC支持网络自我表露的全部或部分维度高于现实自我表露；MRT则认为现实自我表露在广度和深度上高于网络自我表露。

但如何解释结论的不一致呢？Melanie et al. （2012）指出也许某些心理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自我表露作为个体向他人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和分享经验的一个途径，本身就有缩短心理距离、增进人际信任的功能，反过来，人际信任作为人际交往的基础也会影响自我表露。

 主要参考文献：

[1]Jourard, S. M., & Lasakow, P. (1958). Some factors in self disclosur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91-98.

[2]Jourard, S. M. (1971). The transparent self (2^nd ed.). Litto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Inc.

[3]谢笑春, 孙晓军, 周宗奎. (2013). 网络自我表露的类型、功能及其影响因素.心理科学进展, 21(2) , 272-281.

[4]Howe, N., Assee, J. A., & Bukowski, W. M., et al. (2000). Sibling self-disclosure in early   adolescence.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46(4), 635-671.

[5]李林英. (2004). 对大学生自我表露认识的访谈分析.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6), 34-36.

[6]张咪. (2013). 微博中大学生的自我表露及其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7]Chelune, G. J. (1976). Self-Disclosure Situations Survey: A New Approach to Measuring Self-Disclosure.

[8]Miller, L. C., Berg, J. H., & Archer, R. L. (1983). Openers: Individuals who elicit intimate self-disclos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 1234.

[9]李林英, 陈会昌. (2004). 大学生自我表露的调查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3), 62-67.

[10]邹泓, 蒋索. (2008). 青少年与同伴自我表露问卷的编制. 心理学报, 40, 184-192.

[11]聂丽萍. (2009). 大学生网络聊天中的自我表露, 应对方式与孤独感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大学.

[12]于明璐. (2011). 大学生网络与现实自我表露的量表编制及其与孤独感的关系. 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师范大学.

[13]杨芳琳. (2011). 青少年网络自我表露与孤独感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14]郑晓燕. (2013). 社交网站自我表露问卷的修订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

[15]Reicher, S. D., Spears, R., & Postmes, T. (1995). A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phenomena. European Review of So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