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判断测验在情绪智力测量中的应用

1情绪智力的概念

情绪智力是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其理论主要有能力取向、混合取向与人格取向三种，其中能力取向将情绪智力视为一种认知能力，人格取向则视为一种低阶的人格特质，混合取向的定义则混乱复杂，是预测成功的集合体。作为一个独立提出的概念，其内涵应是独一无二的，不能与其他概念相混淆，反映的也应是一种单一的、基本的心理现象，并且要有其独特的发生机制。因此，情绪智力从能力取向定义是比较合理的，即以情绪信息为操作对象的一系列认知能力，Mayer 与 Salovey将其定义为“情绪感知与表达能力、情绪认知促进能力、情绪理解与分析能力、情绪反思性调节能力”。

2情绪智力的测量

2.1 情绪智力测量工具简介 

情绪智力的测量工具很多,但理论取向不尽相同,质量也良萎不齐。以下简要介绍能力取向比较常用的几个问卷。

2.1.1 情绪智力量表（EIS）

Schutte等人根据Mayer 与 Salovey1990年的情绪智力模型开发了 EIS 量表(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简写为EIS)，是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情绪智力量表之一。EIS是一份自陈问卷。初始为62题，因素分析后保留33题。量表有三个因子:情绪评价与表达、情绪调节及情绪应用。EIS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其中反向计分3道，总分越高则情绪智力越高。Schutte等人使用该量表对某社区的328名被试进行测评，结果显示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两周后的重测信度为0.78^[[1]]。目前，国内使用较广泛的是王才康对EIS的翻译版本。

2.1.2 多因素情绪智力量表（MEIS）

多因素情绪智力量表(The Multifacto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简称MEIS)是根据Mayer和Salovey根据其1997年的情绪智力模型编制的。该量表要求被试完成一系列任务，以行为表现为基础评估人们的情绪智力水平。

在计分上，该量表采用了公众计分和专家计分两种方式，即以被试样本选项比例或者专家事前评定的得分比例作为计分键。量表总计292个题目，包括四个因子、十二项任务。分别是：情绪感知（4）、情绪促进思维（2）、情绪理解（4）与情绪管理（2）。在成人与青少年群体检测后发现，所有任务之间为显著正相关，且情绪智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提高。然而因素分析结果并没有完全支持假设的4个因子的构架，“情绪促进思维”这个因子没有得到支持^[[2]]。

该量表的总分ɑ系数为 0.96，十二项任务的内部一致性范围为0.35~0.94。只有“情绪感知”维度的4 项任务在两种不同的计分方式下内在一致性大于0.75。在效度方面,它与智力、生活满意度等许多标准测验相关。

2.1.3 Mayer-Salovey-Caruso情绪智力量表（MSCEIT）

2000年，Mayer等人在MEIS的基础上又研制出了新的情绪智力量表MSCEIT（Mayer Salovey Carus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st,简称MSCEIT），并于2002年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MSCIETV2.0）。MSCEIT采用传统智力量表的形式，结果不依赖个人的主观评估，而是反映了被试解决情绪问题的实际操作能力水平。量表共 141 个项目，由4个分测验构成，每一个分测验都包括两个任务，共8个任务，采用专家计分法与公众计分法计分。

信度检验方面，Mayer等人报告情绪各维度信度在0.77~0.91之间，总体信度0.92，重测信度0.86^[[3]]。但也有学者指出MSCEIT各量表的信度中等，且分量表也没有很好的论证四个维度^[[4]]。

效度检验方面，众多研究已证实MSCEIT与人格之间相关很低，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相关^[[5]]，与各种一般智力测验有充分的区分效度[[6]]。预测效度方面，临床研究显示MSCEIT与SCL-90-R的相关达到-0.38，在社会行为、心理行为等领域，也都有较好的预测效度[[7]]。

2.1.4 Wong和Law的情绪智力量表（WLEIS）

Wong & Law情绪智力量表（Wong and Law\\\\\\\'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是黄炽森（Wong）和罗胜强（Law）基于Mayer与Salovey 1997年的能力模型编制[[8]]。该量表主要面向职场，采用Liken 7点量表计分，包括自我情绪评价、他人情绪评价、情绪调节和情绪运用四个维度共计16题。

信效度检验显示，四维度间的相关在0.13~0.42，ɑ系数范围为0.67~0.91。四维度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在0.16~0.46，总分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为0.35；他人情绪评价、情绪调节与智商显著负相关；在因素分析中，情绪运用、情绪调节分别与大五人格的神经质、责任感落在了同一个因素上，说明二者有交叉。

2.1.5 其他取向的测量工具

除了能力取向，混合取向也开发了不少的情绪智力测验。比较著名的有Bar-on的情商问卷(EQ-i)，Boyatzishe 和 Goleman的情绪能力问卷(ECI360) 、工作能力量表(WPQei)等，人格取向方面有Petrides 和 Furnham依据特质情感能力理论编制的量表(TEIQue)。总体而言，当前大多数量表仍采用Liken式自评，基于能力取向的最高行为测验仍有待发展。

2.2 当前情绪智力测量工具发展的局限 

能力取向的测验主要是以Mayer和Salovey的三个模型为理论基础进行开发，然而很多问卷却得到了完全矛盾的证据支持。比如MSCEIT的元分析结果只能测出三个因子，无法证明研究者自身的理论。对此，有的研究者更倾向承认于一个不包括“情绪促进思维”在内的三因素结构，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模型不应被接受[[9]]。又如EIS，国外很多研究者对其分析得到的维度都不一样。Schutte认为EIS是一个单维度的问卷，然而，Petrides等人指出EIS单个因素解释的方差太小，他们对其重新探索分析后，得出应该有四个因子的结论。国内诸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得到的因子数与因子结构都略有差异[[10]]。

问卷形式由于理论的差异也出现了明显分歧，混合取向的测量主要采用Liken式自评，但也有部分能力取向的问卷同样采用这种自陈法，按照Petrides和Furnham的划分，这部分问卷实际测量的还是特质情绪智力（TEI），真正以能力取向理论开发的最高行为测验并不多。元分析结果显示，二者测试的并非同一种结构。多位学者验证，两种测试之间的相关很低甚至不显著[[11]]。在测验方式上，已有的情绪智力的客观能力水平测量方法主要有情绪识别法、情绪推理法、情境判断测验和默会知识测验法[[12]]，但编制和使用比例很小。国外的一些元分析显示，在测量情绪智力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失调关系时，32个研究中仅有8例选择了情绪智力的客观测量，且可供选择的量表范围极小[[13]]。

在量表的应用性上，至今还缺乏一个具有较高信效度且简短实用的情绪智力量表。有些量表的项目过多过长[[14]][[15]]，有些则适用范围有限[[16]][[17]]。

综上所述，现有的情绪智力测评工具，多数是对情绪智力去情境化的主观测量，寻找和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客观测量范式以开发更多有效的能力情绪智力测量工具对于情绪智力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情境判断测验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情绪智力客观测量方式。

3情境判断测验

情境判断测验 ( Situational Judgement Test，以下简称SJT) 是近二十年来诸多测量工具中最受重视的测评工具之一，其本质是根据测量目的，能对不同构念进行测量的一种测量方法。它属于一种低保真度的模拟，一般为给被试呈现一个特定的情境，并提供这一情境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多种行为反应，要求被试对这些行为反应进行判断、评价和选择，而后将被试的选择依据事前设定的计分键进行比较后赋分，根据评分结果判断被试是否适合从事这项任务[[18]]。邱皓政将其在心理测验上的开发归纳为题材的搜集、试题的设计、试题计分及最后的心理计量特征验证四步[[19]]。

3.1.1 情境判断测验的信度研究

内部一致性信度可以是测量测验稳定性的指标，但研究表明，重测信度和平行信度可能更适合SJT测验的信度研究 [[20]]。因为SJT的测量本质导致试题可能包含多向度且异质的构念，而内部一致性的统计原理决定了它会低估了SJT测验的信度[[21]]。此外，试题数量也同样会影响测验信度。有研究表明，大约需35道题以上，测验信度才容易大于0.7[[22]]。

3.1.2 情境判断测验的效度研究

国外有三个元分析对SJT测验的效度研究进行了总结[[23]]。在效标关联效度方面，由于SJT在人才选拔方面的大量使用，对其效标关联效度的研究主要在是否能够很好地预测与工作相关的指标。元分析显示情境判断测验分数与工作绩效之间的相关为0.34。

结构效度方面，SJT测验得分和一般智力之间的相关为0.31，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测量的是一般智力,然而,还有一些变异是与一般智力无关的。指导语类型也会对SJT的结构效度造成影响，知识型指导语测量的最佳行为而行为型指导语测量的则是惯常的行为。必须根据测量目的选择相应的指导语类型。此外，SJT也可根据理论开发专门测量特定构念的测验。如同情心与种族优越感、员工正直、团队合作等。

增益效度方面，McDaniel等人（2007）对测验的增益效度进行了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情境判断测验对认知能力、人格以及这二者共同都具有一定的增益效度。

4 情境判断测验在情绪智力研究中的应用

现有的情绪智力研究中对SJT测验的应用并不多。最早的使用来自于MSCEIT量表中对情绪管理分测验的两个任务的测量。其中情绪管理任务共5题，以具体的情境为题干，下设4个行为反应，要求被试根据情境要求选择最有效的行为反应；情绪关系任务共3个情境，下设3个反应，要求被试判断在哪个是对另一个人的情绪进行管理时最有效的行为。该分测验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在MSCEIT的其他维度，尤其是情绪感知分测验所采用的面部识别任务与风景图片识别任务更多的是一种投射而非能力任务。此外，采用公众计分对MSCEIT的信效度可能也造成一定影响。

针对MSCEIT的局限，2006年MacCann试图在SJT测验的范式下,单纯采用理论计分确定反应项的正确答案，并尝试编制了情绪理解情境测验（STEU）和情绪管理情境测验(STEM)[[24]]。STEU采用理论计分法，以Rosemen的情绪评价模型为标准, 设置工作、个人生活和抽象等三种情境42题测量14种情绪，每道题目有4个反应项，但只有一个被定义为“正确答案”。情绪管理测验共有44个问题，采用了反应选择和等级评定两种计分格式。之后MacCann 和 Roberts在2008年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情绪智力的SJT 测验能够有效预测考生的测验焦虑与压力临床症状，并提出 SJT 将是情绪智力、智商等认知情绪能力与相关行为测量的重要典范[[25]]。此后，逐渐有研究者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

2008年，Freudenthaler和Neubauer以能力模型为基础编制了情绪管理测验[[26]]。按自身与他人两种对象分为内、外两个分测验。他们研究了指导语类型对测验的影响。结果显示，知识型指导语比行为型指导语更容易得分，说明被试并非总是使用最大化的情绪管理。此外，知识型指导语测验与言语能力相关显著，与人格测验的相关符合以往研究，行为型指导语测验则正好相反。行为型指导语测验在控制了人格和认知能力因素的情况下，对抑郁和生活满意度仍有增益效度。

Sharma等人认为情绪智力不是一个单一结构，SJT可能是对于情绪智力最好的测量选择^[[27]]。2013年他们采用主题专家法收集关键事件，针对印度各行各业的社会角色创设情境，在反应项设置与赋分上采用三级反应（1=最不看好：情况可能变得更糟，2=也许可取/不可取的：情况可能没什么变化，3=最优选：几乎肯定是最能解决问题的）。通过因素分析，最终得到一个46题3因素（对自身情绪、对别人情绪、与环境相关情绪）的情绪智力结构。该量表的研究结果支持了以往对情绪智力情境判断测验的假设。

徐晓燕是国内最早采用能力测验方式测评大学生情绪智力的。她的理论结构虽然是一种综合模型，但为了弥补自陈式量表的不足,在翻译Goleman的量表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大学生的特点编制了20题的任务完成测验。该测验是将题干设为问题解决情境,要求被试在3个反应项中选出一个他在题干呈现情境下最可能采取的行为。3个选项依照情绪智力的高、中、低水平设置，分别赋值为3分、2分和1分。任务完成测验的拟合程度优于自陈式量表，但对于前者是否比后者更适用以及两者分数如何统合，并未做出说明。

许远理在其情绪智力的三维结构模型基础上编制了一份视频式量表^[[28]]。该量表从新闻报道节目中截取情绪信息材料，设计两种题型：选择题和判断题,以Likert式5点计分评价自己对每个问题的行为反应倾向。计分标准从“完全不能”到“完全能够”分别得1-5分。该量表信效度验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