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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的样态表征及纾解路径

中小学教师是基础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高质量的中小学教师队伍是高质量基础教育、高质量人才的重要保障。近年来,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教学质量负效用、教师职业倦怠递增等促使一系列减负政策出台。2019年,《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强调各省要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减负清单,推动教师减负专项工作。[1]该政策出台后,中小学教师负担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随着“双减”政策、《课程标准(2022版)》的施行,中小学教师减负又面临新的变化与挑战。重新审视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的样态表征,充分挖掘其负担其过重缘由,积极探寻中小学教师减负纾解路径,从而为基础教育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一、 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的样态表征
教师负担,是指教师应担当的责任、履行的任务以及因此而承受的压力。[2]当前教师负担样态具体表征为多重角色围困、内容繁杂冗长、健康风险走高。
(一) 角色负担:多重角色围困
“角色”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角色”亦即“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角色期望、角色义务、 角色权利和角色规范是构成社会角色的核心要素。[3]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教育系统的不断完善,教师被赋予许多新角色和新身份。从社会角度来看,教师作为社会公民和公职人员的结合体,既是传递文化、施行教化、启迪思想的传播者和引领者,又是人才培养的输出者和服务者;从学校角度来看,教师是学校组成的一部分和一份子,既是学校管理、班级管理、教学管理的执行者,又是课程开发、教育科研的研究者,还是各种活动开展的组织者和筹备者;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还是学生品德塑造、心灵成长的示范者和维护者;从教师自身的角度来看,教师是专业的发展者和学习者,也是为人父母者、为人子女者。教师承担的角色不同,意味着教师要在不同场域中对角色进行不间断的转换与调适,多角色的围困和裹挟与教师承责能力之间对弈,从而引发了角色超载、角色冲突、角色无能系列问题。因此,多角色冲突无疑成为教师负担增加的内生性来源。
(二) 工作负担:内容繁杂冗长
鲍林和柯肯达尔等人认为:“工作量是一个包含所有反映个体工作的数量和难度的变量的母概念。”[4]当前教师工作量大、种类繁杂、耗时长已成为教师负担过重的鲜明特点。教师既要处理备课、授课、课堂管理、作业批改、业余辅导、编制测验卷、教学检查等教学类工作[5],又要负责教育科研、进修培训、家校沟通、德育宣讲等行政性工作,还要参与送教上门、疫情防控、城市创优评先、周年庆演出等社会性事务。各种繁杂事务交织盘踞,使得教师教育主业演变为副业,各种“副业”越轨成主业。“副业”的挤入,迫使教师压缩主业时长,延长工作总长。有研究指出,当前我国教师每周工作时间高达45.3小时,远超过OECD、欧盟等统计的平均值,也超过我国劳动法规定的周工作40小时的限度。而教师每周实际教学时间(13.8小时)及总体占比却远低于北美和北欧国家。[6]《意见》出台后,教师的非教学性工作得到一定的缓解,但后续政策的推行,无形中给教师的工作又增加了新的负担。例如教师要优化学生作业设计、做好课后延时服务保障、践行新课标下教学内容的重构与创设等。学校作为政策落地的主战场,教师作为实施的主力军,工作重担就转嫁到教师身上。如果教学任务不减、社会期望不降、非教学工作不少,教师也只能在原有工作基础上不断做加法。长期的工作挤压与时间占用,迫使教师从“有场域办公”走向“无场域办公”,教育生态也呈现出一种“疲软态势”。
(三) 身心负担:健康风险走高
“双减”改革力图破除当前社会教育的畸形焦虑,瓦解各种教育思想之间存在的冲突,但执行下来却给教师带来了身心健康等方面的非预期后果。[7]一系列职业病如咽喉炎、声带结节、颈椎、腰椎疾病、静脉曲张、甲状腺结节等使得教师生命负重达到甚至超出阈值。教师作为教育系统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教师个体系统的生命质量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教育整体系统的生命质量。[8]研究结果表明,有34%的教师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感到不满意,与教师职业有关的常见病占调查样本数的72.7%。[9]在工作、生活的多重压迫下,熬夜加班、空腹上班、长时间坐班逐渐成为常态,身体忙碌引发的系列病症使得教师职业信念感下滑,教师倦怠也逐渐成为高频词。此外,心理健康风险也是教师负担过重的重要体现。根据工作资源模型,高工作负担会更加消耗教师的心理资源,从而使教师付出更多的情绪劳动。[10]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呈现出“421”的结构模式,即一个孩子承载着两代人六位家长的关爱和冀望。在内卷化的今天,教师除了要承担学生学习成绩带来的考评压力承担学生心理健康、生命安全等带来的无限责任,还要面临生师、家师、校师、网师的高期望效应和高标准要求带来的去职业、污名化的风险。各种压力交织过度消耗着教师的心理资源,使得心理承载力不堪重负,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纷至沓来。
二、 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的缘由探寻
教师负担这一积弊由来已久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教师负担究竟缘由何起?
(一) 权力博弈淡化教育工作边界
我国实行自上而下的科层式行政管理模式。在该模式中,权力分配垂直分布,结构严密。位居权力上层的行政部门有权将行政性事务进行再分配下发至位居下层者手中。在同一层级内(如都是市级、省级、县级),人民政府是教育局的上级部门,学校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直接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教师是学校的聘用人员,属于学校。因此,在这种层级管理制度中,教师处于行政体系最底层。政府下发任务给教育行政部门,由教育行政部门分配至各个学校,再由学校下达至教师。科层式的管理决定了中小学教师须服从接受上级工作安排,并通过一系列的量化指标和考核数据完成工作要求。在科层管理模式下,往往会出现权力之间的博弈。如教育行政部门会因“工作”需要对教师“借调”,学校作为下属机构需听从安排,而被借调的教师的工作量就由学校摊派到其他教师手中。在这场权力的博弈和较量中,教师往往处于“下风口”,不得不“让步”、“牺牲”。也正因为这种“博弈”,教师专业自主在一定程度上被强制干扰,教师工作边界逐步被弱化、模糊,教师的生命在完成各种非必要、非本职的工作中不断被消耗。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被看作是一种完成指标、任务的“移动工具”和“最优选择”。这种过度的干预和支配不仅是对教师地位的贬低与贬抑,而且也会让教师在繁杂的事务中萌生无力感和无价值感,在不同程度上都加剧了教师身心负担。
(二) 科技加速扩大教育职业场域
教育数字化、信息化的持续革新迫使教师在更短的时间内消化更多的信息。罗萨(Rosa,H.)在《新异化的诞生》中精辟地分析了科技加速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揭示出科技加速时代劳动者工作负担加重的必然性。罗萨认为在“加速社会”当中,“事务量成长率系统地超过了科技加速率,因此面对科技加速时,时间仍然越来越匮乏”。[11]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打破了教师工作的时间边界和空间限制,“线上——线下”“校内——校外”“教学——生活”这种全域的工作景观使得教师工作场域无所遁形。在技术的加速率下,教师不得不被卷入信息的涡流。在技术的加持下,各种软件如腾讯会议、钉钉群、微信群等为教师量身打造出一个又一个互动沟通平台。无时域、无场域、无休止的信息载入占据着教师的生活时间、休息时间、个人发展时间。有研究表明,教师在这样一个技术迅速迭代的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选择:无论是主动或被动,都会由于被数据“服务”和被系统“提出要求”而跨入迭代更新不断加快的信息时代。[12]教师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在承受着科技加速带来的无职业场域的劳役。
(三) 利益捆绑诱使职业动力异化
在人口呈现负增长的今天,教师持有量已经远超过现实所需的配额。疫情的冲击迫使许多公司岗位停工、裁员。“停课不停学”的行动让很多人士看到了其中的优势与安稳。而双减政策的推行导致大批培训机构成批倒台,再一次让人深刻的感受到编制的必要性。转行、跨行考编、考公的热浪高涨,教育的门槛再度被拉高。“国家奖学金”“学校QS排名”“学科评估标准”等一系列高要求给师范生尤其是普通院校的师范生在职业选择、职业信念上施加了巨大的困惑和压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专业失真”。而较编内的教师而言,赶论文、忙课题、争奖项、比项目、赛成绩等成为职称评比、绩效考核的硬性指标。种种利益勾连、捆绑使得竞争愈发激烈,内卷化异常严重,让该行业呈现出一种“想进来与想逃离”的怪圈。虽然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励动力的生成,但竞争过载也会降低教师动力的持续发力。最初受利益驱使催生职业动力,最后又因利益的劳而无功退出“赛道”。从“领跑”到“跟跑”再到“陪跑”,职业动力感持续降低,职业负重感持续生成。
三、 中小学教师减负的纾解路径
教师减负从来都不是一个直条性问题,它牵涉到政府治理、学校管理、家庭协理等多方面的利益。彻底解决教师负担无法“一蹴而就”,其成效也不能“立竿见影”。为此,我们要明确首要之路,规划必经之路,走向通达之路。
(一) 首要之路: 限时定量,保护专业成长
一要限定工作量度,解放教师双手。工作容量大,工作难度高是造成教师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要想减轻教师负担,解放教师双手,就必须对教师的工作量进行限定,尤其是对非教育教学性工作进行缩减。为此,在行政管理上,可以实行工作处理“菜单式模式”。结合《意见》指示与工作性质,将工作划分为“主菜”、“硬菜”、“配菜”“净菜”等栏目,规定并公开哪些是需要教师予以协助的“主菜”和“硬菜”,哪些是能够自力更生完成的菜单栏目,以减少对教师社会性事务的指派。在学校管理上,实行外包委派制度。学校管理者应将对教师的管理的重心更多放在教育教学性事务上,对于其他事务如大型活动的编排、筹备等可外包给专业人员实行,以缓解教师“无所不能”的焦虑内卷心态。
二要指定工作时长,缩减隐形配额。隐形工作时长长期挤压教师娱乐、休息等时间,紊乱教师正常生活,破坏教师生命平衡。为此,给工作时长“划线”是保护专业成长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实行加班立法机制。以法律强制性、违法必究的权威性来减少隐形时长、超额时长的挤入。例如应对学校、家长的通知、任务等规定“最晚时钟”,超出时钟的教师有权在次日进行处理。学校、家长不得以此为由对教师进行约谈、举报、投诉。另一方面,实行补偿机制。如对于大规制的团队磨课、城市创优等占非工作时间情况,以见册的形式记录耗费的额外时长,事权部门对其实施经济补偿或其他补偿机制,并辅以法律保障执行,从而保护专业的健康成长。
(二) 必经之路:对话博弈,重归教育阵地
权力间的博弈迫使教师长期处于“自我加码”、“自我牺牲”的境地。对话权力博弈,找回教育主阵地,是教育重归正轨、焕发生机活力的必经之举。
一要对话责任场域,明晰工作边界。无工作场域使得教师无责任场域边界,造成“包揽全活”的无奈局面。责任场域的划分与工作边界的明晰能够有效规避非教学性事务的干扰,一定程度破除教师“陀螺”困局。在社会场域中,公共性服务部门要与教育行政部门共商共量,减少职权使用之间的交叉和叠加。如针对“借调”问题,政府部门应扩大相关人员招聘与外聘,或在同级部门内部实现人员的流通,而非借助职权的便利,将教师作为职员的补充。在家庭场域中,家长要认知先行,将心比心。要认识到孩子的教育离不开家庭的付出与培养,理性与教师沟通,积极配合、支持家校工作,不当甩手家长。在学校场域中,校长等领导班子给予关怀体谅,减少场面式、形式化会议安排;教师要敢于发声,提升内能,严守在岗时间基线,努力破除“工作回家”的怪态。
二要放权赋权双管齐下,助力教育健康发展。一方面,要主动下放自主权。早在2020年,教育部等部门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其中强调要“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13]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第一执行人,理应自由掌握支配专业自主权。例如,在教育质量监测上,其出发点是保障学校教学、课程设置的科学合理,确保教育朝向正态,防止教育走向偏态。但在实施过程中,学校将教育质量监测看作标榜学校教育工作的指示牌,全校上下“通力协作”,加班停课、想尽办法、排除万难以确保本校在监测中做到“排名好看”、“分数美观”。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专业自主权遭到干扰和阻断,教学的流畅性和连贯性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为此,移交专业自主权,既是对教师基本权益的保护,更是对教育生态的保护。另一方面,要积极赋予自由选择权和自由裁量权。强化学校办学自主权力,赋予学校裁量空间,给予资金支持,让学校有底气实现外包,以此改观教师“全能选手”的疲态,促进教育健康发展。
(三) 通达之路:协同共治,共担减负职责
“双减”是对教育生态的一次重塑,是一项涉及千家万户、立足长远的工程。为此,社会上下需通力协作,共担减负职责,努力回归教育育人本质,实现教育返璞归真。
一是要赋能教师,提升本领。在角色围困上,教师要学会自我赋能,不断增强角色丛的调适力,破除困境。如在时间上为家庭留有余地,合理分配工作时间,履行陪伴家人承诺,主动分担家庭事务,打造温馨家庭场域,为自己和家人创设舒心温暖放松的港湾,调适家庭工作之间的失衡感。在技术冲击上,要对教师进行技术赋能,提升教师数字技术胜任力。《2021 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指出“创客空间、分析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和物联网”是在未来五年内将影响基础教育的六项重要技术进展。[14]对教师进行技术赋能,不仅要赋能教师对各种信息技术操作力和应用力,更要赋能教师对技术的思维力和创新力。在数字时代,教师要具备对新生事物高强度的敏锐力和观察力,还要致力成为技术的加持下超越技术属性的适应力专家和行家。在职业竞争上,教师要发掘专业内生动力,破除病态式内卷茧房,实现内生式发展。教师既要明晰职业发展目标与追求,避免“作茧自缚”,也要与同行交流切磋,促成“互减”和“共减”。
二是要优化评定制度,为教师减负谋求新路。教师负担重在一定程度上与偏紧的编制需求关联。“缺编”、“少编”加剧了争先恐后“抢编”的局面。当前的编制体系是以传统的按生师比作为核定标准,其科学性、时代性、适应性需要重新考量。尤其是双减后大批培训机构倒台,让三点半到五点半的服务工作从上亿的家庭和机构中转移到校内三千万的教师群体上,延长弹性工作制、轮休制等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缓解,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因此,政府部门要对编制进行重新规划统筹。在学校评定制度上,政府部门与学校领导班子要牵头精简规范培训活动,减少过场式的参会、教研、避免一岗多人用,一人担多职的情况。除此之外,还要降低期望阈值,理性看待教师职业。社会期望过高,教师包办一切给教师带来沉甸甸的身心负担,合理降低期望阈值,将教育发展自主权归还教师,给教师成长发展留有空间。社会人士、学校管理人员等要对新手教师持包容态度,给他们的成长留有余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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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家军,陈苗.中小学教师减负的系统分析与行动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2(04):14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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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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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EB/OL].(2020-09-22)[2020-09-22].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2009/t20200923_490107.html.
[14] 2021 EDUCAUSE Horizon Report (Teaching and Learning Edition)[EB/OL]. https://library.educause.edu/resources/2021/4/2021-educause-horizon-report-teaching-and-learning-edition.

课题情况: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编号:YKC2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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