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庭教育的一种“难受”说起——后喻文化视阀下父母权威的消解与重构

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文化的影响下，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时常扮演着“虎妈”“狼爸”的家庭教育形象。这种“权威型”的家庭教育模式长期以来占据着社会的主流。然而，在后喻文化的时代浪潮中，长辈向晚辈反向学习的模式正逐步挑战着父母的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威形象。“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此类粗放式的家庭教育理念也在渐渐地被替代。这种由家庭权威的旁落，引起父母权威的“难受”正亟需方法加以调整解决。 

一、一种“难受”：后喻文化视阀下父母权威的时代旁落

 家庭教育的传统文化主导地位是父母，父母作为子女人生的第一位“导师”，为子女成长提供了知识权威、社会权威和经济权威。然而，新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权威体系受到后喻文化的冲击，有所旁落。 

(一）后喻文化的源与流 

后喻文化由玛格丽特·米德最早在《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一书中提出。在书中米德详尽地呈现了人类社会从前喻文化向并喻文化、后喻文化的转型规律。米德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最早是秉承传统的前喻文化模式即晚辈向长辈学习的模式。前喻文化强调生物学意义上的世代延续，晚辈学习长辈的知识、生活经验以解决问题。前喻文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有着较长时间的占比，这种模式代表着过去，在现今已经逐渐解体。并喻文化则是指同辈之间相互学习的文化模式，虽然老一辈的“生存模式”已经出现过时的现象，但是新的价值观、生存方式还未完成成型，因此处在社会文化的转型阶段。处在这种文化背景模式下存在着较多的不确定性，是一个转型过渡为主要目的的模式。而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形态应是后喻文化模式。这一阶段强调价值的多元化，子女反向对父母进行教育已然成为了一种常态，在知识、技能等诸多领域，父母因为社会时代的快速变化不得不向子女进行学习，以便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规律。 

（二）父母权威的消解表征 

在后喻文化的影响下，父母的权威逐步地被消解，甚至父母对子女产生更深层次的依赖心理。 

（1）知识权威的消解 

父母权威的消解首先发生在知识领域。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年轻一代通过网络所接触到的信息会比上一代人更为全面和密集，这使得年轻一代逐渐获得更多的知识话语权。在某些领域当中，青年一代已然获得了更多的知识权威。例如，近几年“数字反哺”成为了社会的潮流话题，年轻人教家里的老一辈使用智能手机，为家人添置只能设备，指导自己的父母使用微信、QQ等网络通讯工具、网上购物等等。 

（2）社会权威的消解 

在传统社会当中，“大家长式”的[]家庭教育文化占据着主流。在社会关系上，父母往往有着绝对性的权威。父母会干涉子女的人际关系交往对象、方式、时间和空间。同时也会引导子女作出与之观念相符合的社会性选择，像是高考择校、择业、结婚对象等等。这种看似“包办一切”的行为在人们身边屡见不鲜。然而在后喻文化的冲击下，这种社会性的权威也在慢慢瓦解。升学自由、交往自由、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等社会风气在逐步兴起并占据主导，父母的权威更一进步地消解。 

（3）经济权威的消解 

经济作为家庭教育的物质基础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确保着父母所具备家庭权威的可能。子女在某种意义上对父母形成了依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却在后喻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异化反映。当青年一代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其所期望的“爱与归属”“尊重”的需要被进一步地放大。与此同时，社会福利的不断改善，也渐渐地让子女剥离对父母的经济依赖，以往的经济权威受到冲击。 

二、一种“疼痛”：后喻文化视阀下父母权威丧失的困境 

父母权威的丧失诚然带动了社会文化的自由、宽松氛围，但同时也给家庭、社会带来了“疼痛”。在后喻文化的影响下，家庭教育新的矛盾和困境正在产生。 

（一）子女规则意识的旁落 

人们不可否认的是，让孩子树立遵守社会规则的意识，能够对自我行为产生约束、自律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之一。这种对规则的敬畏之情有较大一部分来自于父母对于子女的指导。然而在后喻文化下，父母的话语权旁落已然成为一种趋势。知识的快速迭代、知识总量的喷发式增长，让父母越来越难以接触到社会规则的新形态，导致话语权移交至子女手中。但是这种旁落现象势必带来规则意识的下降，一次“权力”的博弈也正在发生。

 心理学家鲍姆令德提出了划分教养方式的两个维度， 即要求(demandingness)和反应性 (responsiveness)。鲍姆令德主张父母应对子女有合理性的“高”要求，子女需要对父母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反应。根据他的实验研究表明具有权威的父母的孩子在认知能力和社会能力发展方面会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在规则的约束之下，子女会产生自律的行为，并驱使自己完成既定目标。 

（二）专制型家长或放任型家长的出现 

值得注意到的是树立父母的权威不等同于“专制”。“专制”和权威性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分。前者父母对子女教育的要求较高，但是子女给予父母的反馈较低。这种模式，父母时常被子女视为“暴君”，子女不愿意和父母产生沟通，父母也只是要求子女能够无条件地服从父母给于的指令。而权威型的父母，不仅仅能对子女有规则上的要求，同时还会具备获得子女反馈的可能，权威型父母追求的是理性和民主的共存。 与“专制”全然相反的是父母对于子女的“放任”。在后喻文化的引导下，部分家长走向了较为盲目的“放任”行为。这种类型有两种典型的表现。一是对子女产生过渡的“溺爱”行为，家长无条件地满足子女提出的要求，并精益求精，担心孩子“吃苦”，包办一切，错失了对子女克服困难的“韧性”的培养。另一种是对子女进行“无视”，缺乏同子女之间的正常情感交流，甚至是出现冷暴力。

 （三）“贿赂”行为的产生 

在生活中人们时常会看到以下情境： 在商场里，一名孩子坐在地上向父母哭闹所要玩具，父母面红耳赤地对子女进行回应。 父亲/母亲：“马上起来，和我回家，我倒数三个数三、二、一……” 子女：“我不回去，如果你不给我买，我就不回去。” 父亲/母亲：“不许哭闹，现在立刻和我回家，回家后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以上的情境其实人们并不陌生，这种看似父母的要求被满足，权威被维护的行为，其实是对子女教育的无形“贿赂”。在这个案例中，父母不是教育子女克制自己的行为，而是通过其他物质奖励的形式以缓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在后喻文化的影响下这种现象的频率在大幅度提升。由于青年文化反哺的频率的提升，年轻人慢慢掌握了社会占多数的科学技术、文化阐释，父母会越来越依赖子女为其生活提供的帮助，为了保障这种帮助的连续性，父母也往往采用“贿赂”的形式请求子女给予自己反哺，这种情况也时常会产生背反品格的现象发生。

 三、一场“转型”：后喻文化视阀下父母权威的重构路径 

2021年我国颁布第一部《家庭教育促进法》，从法律层面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庭与家风建设，标志着家庭教育逐步迈入法治运行轨道。后喻文化视阀下传统粗放式的家庭教育理念已然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新形势新背景呼唤新作为，父母权威如何重构这一难题亟需解决。

 (一）观念转变：涵养家庭教育生态 

囿于传统观念与社会规则，在家庭教育过程中父母往往充当着子女的管理者与灌输者，单向度的教育模式逐步致使父母忽视了从子女处获取新知识新能力的可能性。在新形势下父母权威的重构离不开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一方面，父母需率先改变单向度灌输教育的思想观念，勇于主动向子女请教学问，敢于接受新时代出现的新生事物，尤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后，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不断推动社会前进，消弭由于信息差距带来的沟通鸿沟；另一方面，子女也应积极承担涵养家庭教育生态的责任，家庭教育过程中双向度的知识传递更能促进彼此尊重与父母权威构建。在信息资讯大爆炸的新时代，年轻人拥有着更为强势的信息筛选与学习能力，子女应当保持相对主动与耐心，悉心帮助父母解决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现实问题，主动告知并分享运用新技能与新产品，促进家庭生态朝着民主化与平等化发展，构筑新型彼此尊重、相互促进的父母权威。 

(二）积极沟通：营造家庭教育气氛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方式与内容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父母权威的建立与巩固，据研究表明，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沟通频次与子女对父母的尊重程度有着积极的正相关作用。在后喻文化视阀下，父母权威的重建必须重视与子女之间沟通模式与沟通内容。对于沟通模式，父母必须明确一点：父母的权威不是通过剥夺子女的话语权来实现的。首先，父母需要学会倾听，给予子女充分的表达空间，尊重他们的意见和观点。这样既能增进彼此的了解，又能培养子女的独立思考能力。其次，子女应当主动参与家庭成员间的沟通交流，敢于指出父母在沟通与表达过程中的错误，善于分析彼此在沟通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及时破解矛盾，促进子女对父母由被动服从转向主动尊重的趋势。信息时代衍生出了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便要求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传统沟通方式也需迭代更新。一方面，父母需要理解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这意味着要了解子女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各种通讯工具、社交平台以及他们是如何在这些平台上进行交流的。另一方面，家长应当学会运用现代通讯工具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除了微信、QQ等基础通讯工具，B站、抖音、微博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社交媒体也应成为家庭教育的有效渠道，父母可以通过这一渠道获取子女比较关注的社会热点与日常话题，从中赢得子女的认可与尊重，树立与巩固在新形势新背景下父母的权威与认同感。 

(三）奖惩有度：巩固家庭教育实效

 在传统观念中，父母权威的建构很大程度上与父母对子女的奖励惩罚相联系。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奖励和惩罚作为最为显性的育儿措施对子女成长和权威认同感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喻文化视域下，父母权威的重构与提升同样离不开合理的奖惩机制：第一，明确奖励与惩罚的规则，按章办事。在过去，家长们可能习惯于根据自己的心情和主观判断来决定对孩子的奖惩，这种做法在后喻文化背景下已经不再适用。相反，我们应该按照既定的规则来实施奖惩，让孩子明白他们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第二，奖惩不在于形式，目的是为了巩固家庭教育实效，提升子女对父母的认同感。奖惩机制在家庭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要达到巩固家庭教育实效，提升子女对父母的认同感这一深远的目标。奖惩机制并非只是简单地对孩子的行为进行表扬或批评，而是通过这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促使他们主动改正错误，提升自身素质。在这个过程中，家长需要把握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奖惩的时机。过于频繁的奖惩可能会让孩子产生适应性，从而降低奖惩的效果。相反，如果奖惩的时机掌握得当，就能让孩子深刻体会到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从而更好地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第三，奖惩要合理公正，一切为了子女成长成才服务。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对公平正义有着强烈的诉求。父母在制定奖惩规则时要广泛征求孩子的意见，确保规则的合理性。在执行过程中，更要严格按照规则办事，避免因亲情、友情等因素而对孩子产生偏袒。只有这样，孩子才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从而更愿意接受和遵守规则，父母的权威也能更好建构起来。

 [参考文献] 

[1]米德 . 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2]安妮·霍尔姆奎斯特,宋鸿沄. 父母权威的旁落 [J]. 家长, 2023, (34): 26. 

[3]张晓欣,冯予昕,周艺. 后喻文化视域下农村初中生家庭教育指导实效提升研究——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 [J]. 科教文汇, 2023, (17): 176-180. 

[4]边玉芳. 权威型父母最有利于儿童个性发展——鲍姆令德父母教养方式的实验 [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12, (22): 28-29.

 [作者简介] 杨崇辉（1998-），男，浙江省宁波市人，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道德与法治教师，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逸夫路2080号，315500，15824244782。

 焦夷通（1998-），男，浙江省嘉兴市人，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助教，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516号，200093，13656600820。

本文系浙江省“十四五”家庭教育研究课题一般项目“'同侪互育'模式下家校协同育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52Y103）系列研究成果之一。